地域文化与当代江苏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是贯穿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一条红线，也是谈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绕不开的一个概念。

作为概念的乡土文学，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话语体系中，无论其内涵、外延还是创作原则、批评范式都经历了或隐或显、或被动或积极的一系列嬗变。

上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最早以“游子写乡愁”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周作人、茅盾等人对这一概念又不断丰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周作人认为乡土文学须有“地方趣味”，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

虽然“我们不能主张浙江的文艺应该怎样，但可以说他它总应有一种独具的性质。

我们说到地方并不能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主张文学“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泥土气息、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

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

” [1] 他说，正是由于地域上的差别与个性，“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为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

譬如法国的南方普洛凡斯的文人作品与北法兰西便有不同，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土当然更是如此。

” [2] 茅盾在他的《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说，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

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

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
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

一个只具有游历的眼光
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与了我们。

鲁迅、周作人和茅盾从不同方面阐释乡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内涵，其共同之处在于都肯定了乡土文学地域性这一重要特征。

由“五四”到三十年代，围绕以乡村、农民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展开的批评主要基于上述概念展开，而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得以确立，乡土文学被“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所取代，文学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使得乡土文学概念从内涵到外延到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方面，文化的地
域色彩日渐淡化，我们几乎见不到西北、中原、关东、齐鲁之类的称谓，另一方面是政治与经济的地域色彩的强化。

建国后，“农村题材文学”作为主流文学创作基本承袭的思想观念和批评范式未得到根本改变。

这种批评实践至文革走向极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样，一地文化孕育一方文学。

丹纳在
《艺术哲学》一书中，明确把地理环境与种族、时代并列，当作决定文学创作的三大基本要素。

钱穆先生也说过，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

孕育华夏文明的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在黄海和东海之滨冲积出连绵千里的平原、丘陵、河网、湖泊和大陆架，水文化、平原文化和
山文化三者交融共同孕育了江苏人文精神。

多元文化对江苏区域人
文精神发生着综合影响。

江苏气候湿润多雨，水网稠密，有人说，江苏地域文化虽然多样，然而最鲜明最根本的还是水文化。

水文化尤以吴越文化为主要代表。

而“文化如同一种生物，它同样具有遗传与变异两种倾向。

文化一旦产生，它就会不断延续自己的‘基因'，规定后来文化的大体发展，这就是文化的遗传。

同时，由于一切皆以时间条件的变化为转移，一种既成文化不可能总是适应不断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它必然根据社会的变化而调整自身的结构、功能，以保证自己与现实的切合，这就是文化的变异。

正是在遗传和变异中，文化得到不断发展。

”[3] 文化学家认为，“任何国家的社会发展过程又都处在一定的文化传统背景之中，因而都具有特定的历史特征。

于是，处于一定阶段的民族历史传统便构成了这个民族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所以，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都不可能抛开传统文化背景。

说历史传统是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起点，其本质要求就是要合理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中具有时代活力的优秀成分。

” [4]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江苏地域文化滋养着江苏地区独特的人文风貌，这使得江苏乡土文学在当代众声喧哗的文坛默默探索着乡土叙事的新路径。

这背后是丰富深厚的地域文化在支撑，是文化传统和当代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

不再旗帜鲜明，不必理论先行，无
论是曾经承载着无限乡愁的美丽沃土，还是饱受批判的落后国民性，都在作家笔下以一种举重若轻、化有形于无形的独特方式述
说和呈现着。

这一切令江苏乡土文学在当代文坛焕发出独特色
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