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考古学与历史研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虽然只有不足百年的历史，但它使传统历史学中单靠文字叙史的历史得以改变，传统的治史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考古学以其独特的叙史语言体系和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担当着“重建史前史”和“证经补史”的重任，极大地开拓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促进了历史研究的进展。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近代考古学，因资料的可靠性与特殊性，其史料价值与传世文物相比有很大不同，特别是与仅以文献史料为研究对象相比较，它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使人耳目一新，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更为清楚地显现出来。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和自然科技发展，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于考古学科，高科技含量的新兴分支学科蓬勃发展，考古遗存中越来越多的关于人类行为和文化变迁的信息正逐步地被认识，考古学正以它独特的学科特性逐步地向人们提供了包括政治、经济、贸易、交通、商业、宗教等物质和精神范畴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时期历史研究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考古学的定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但其概念本身的内涵是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而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考古学发展的方向。

夏鼐先生认为：“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

”[1] 而在今天西方考古学界却普遍认为，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是要从残缺不全的材料中，用间接方法去发现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2]。

西方考古学界理论权威炊格尔指出，无论是考古记录还是物质遗存，如果不与人类行为相联系就根本无法了解它们。

这也是考古学唯一可以与其他学科相沟通的方面[3]。

实际上，中西方在考古学概念上的分歧是与考古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密切相关的，但无论如何，有着史学倾向和人类学理解下的考古学概念最终可以统一于“人类行为”或“社会过程”，因此考古学研究要做到“以物透人”。

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领域。

夏鼐曾指出，考古学“所要恢复的古代人类历史是要包括各个方面，不限于物质文化。

考古学可以通过物质遗存的研究以了解古代社会的结构和演化，即所谓…社会考古学‟，和美术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历史”[1]。

俞伟超也指出，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精神领域的问题[4] (pp. 137～142)。

历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历史学指历史科学，它的资料来源既有文献史料，也有实物资料；狭义历史学专指在近代考古学产生以前延续下来的传统方法，是以传世文献为出发点来复原人类社会历史的，或称为文献历史学。

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似乎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

但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还存在着理解上的片面甚至是认识上的偏见。

有人认为考古学是为历史研究提供实物资料的，好像考古学只是发现实物资料的一个手段，掩盖了历史研究的内容。

对于二者的关系，夏鼐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明确指出。

他认为，虽然考古学和历史学“同是以恢复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目标，是历史科学(广义历史学)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犹如车子的两轮，飞鸟的两翼，不可偏废，但是二者是历史科学中两个关系密切而各自独立的部门”[1]。

在这里，夏鼐先生明确了历史科学的概念，也进一步强调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长期以来，考古学与历史学形成了明显的学科隔阂，对历史学科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朱凤瀚先生曾撰专文对二者关系做了全面恰当的评述，值得深思[5]。

文章认为，从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来看，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

关于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朱先生从学术界争论较多的夏史与夏文化问题入手，重点讨论了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作为原史考古学的一种探索，将有可信性内核的文献史料同考古调查与发掘资料结合，得出带有探索性质的学术见解，应该是可行的”，而“中国的历史考古学必然会与以研究文献资料(以及各种古文字资料)为主的历史学(含历史文献学)形成特别密切的关系，二者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历史科学的双翼”。

可见，考古学不管从取得实物资料的过程还是对实物资料的分析整理，以及对所反映的古代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考古学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

考古学最基本的特质就是以调查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作为基本研究对象，而文献历史学是以文献资料为基本研究的对象；同时二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所以考古学应该是与文献史学相并立的独立学科，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

但二者在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上又有共同之处，无论考古学还是文献史学，都坚持实证性，用材料证明观点；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通过对古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研究，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这与文献历史学的终极目标一致。

所以，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又都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

二、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轫于20世纪初兴起的“古史辨运动”。

为寻找与传统史学论战的证据，疑古派将目光转向考古学，“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缺乏”[6]。

他们当时“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7] (pp. 3～10)。

他们甚至认为，“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8] (p. 270)。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考古学诞生。

虽然当时它只为“证经补史”，只是服务于文献史学的一门工具，但毕竟是文献史学的研究危机诱发了它的产生和发展，从此中国考古学逐渐地走向成熟，与文献史学同为历史研究的左右翼。

由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大量历史记录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编史的倾向。

尽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出尖锐的批评[9]，但考古学在历史研究中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复原和重建中国古史。

“从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10]。

考古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可资利用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如甲骨文、金文等，还有各种大量考古实物，它们都包含着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凡是经过人工的、埋在地下的资料，不管它是否有文字，都可以作研究人类历史的资料”[11] (p. 2)。

正是考古学一下子把历史研究延长到整个人类的历史，但是“只有当历史的框架建设起来之后，考古学才有了对如何重建中国历史的问题进行整体思考的基础”[12]。

通过考古学家们对实物资料的解释，全国各地基本上建立起较为概略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古史结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

史前史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除了传说材料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史前史的重建完全依赖于史前考古学。

考古发现已经使古史传说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重建史前史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史前史并不等于史前考古学。

“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13]。

史前史的重建不仅要吸收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还要借助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许多自然科学或新技术手段。

苏秉琦不仅为重建中国史前史提出了内容和时空框架，还从宏观上系统总结了中国史前文化特征。

张光直提出了“相互作用圈”的概念，阐明了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机制[14] (pp. 151～189)。

历史时期因为有大量文献为佐证，似乎考古学的作用显得不重要，其实不然。

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最早的发掘，出土甲骨文印证了文献所载商史是信史。

考古学者也依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文化分期和年代学研究，确立了殷墟文化的时空框架。

所以，安阳的发现，一方面把地上和地下的材料联系起来，一方面把历史和史前史联系了起来[15] (pp. 81～88)。

殷墟以前的夏文化、早商文化，文献虽有所涉及，但并不能确认其为信史，考古学界对此多有努力。

1959年，徐旭生依文献发现二里头遗址，此后学者对“二里头文化”进行了分期与编年研究，并将“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邹衡以郑州出土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系统研究了早商文化的分期。

它们与两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分期构成青铜时代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

就是刚刚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研究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否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的基础。

自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末期，文化发展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地域文化特征明显。

苏秉琦在考古学上提出了区系类型的概念，建立起各种文化间的时空关系[16]。

李学勤曾将当时各地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七个文化圈[17] (pp. 11～12)。

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不仅始终保持着，一体化的范围和程度也稳步地扩大和加深，直至秦汉帝国的建立。

由此可见，考古学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先秦时期所体现的文化多元一体和连续发展的特征。

历来古史学界都将先秦时期分为古史传说时期、历史时期，或者分为考古史前史、夏商周三代考古等结构。

近年来，张光直根据考古资料进行了整合研究，将先秦史分为四段：第一是直立人生存的时代(B. C. 100万-B. C. 20万)；第二是现代人类的出现到农业的产生(B. C. 15万-B. C. 10万)；第三是农业开始到文明起源(B.C. 10000-B. C. 3000)；第四是文明的开始及继续发展直到高潮(龙山文化-夏商周)。

同时认为中国先秦史是一门有系统的学科[18] (pp. 31～43)。

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实际上重建了一个新的先秦史体系。

总之，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与文献历史学在研究方法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但是二者的侧重点不同，前者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框架内，使用的是考古学语言体系，历史文献起着补充说明印证的作用；而后者则相反，它是建立在文献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内，考古学材料仅是说明史实、揭示历史规律的证据；对于原史时期来说，虽然有文献记载可以借鉴，但记载内容多有存疑之处，需要大量考古学工作的结合与验证，考古学在其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而考古学在史前史研究中的作用却是文献历史学所不能比拟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史前史的研究则完全依靠考古学。

第二、证文献之真伪，补文献之阙如，纠文献之不足。

在古史研究中尤其历史时期，考古学与文献史学的结合可以帮助解决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1928年安阳殷墟的发掘，甲骨文使史学家对《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有了重新认识；发现的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角器、牙器、兽骨等遗物和墓葬、建筑遗存，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晚商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的能与文献相对照，有的则从根本上弥补了文献的不足。

发掘出土的石雕人虎联合体，“这确实是中国艺术史的新资料，为史学界启示了一组极富刺激性的新问题”[19] (p. 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