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原文：/people/!bHkxOTE5QHNvaHUuY29t/143525738.html 我参与撰著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北卷》秦汉时期。

写出了初稿。

关于秦汉时期河北的思想文化成就，董仲舒是一个经典。

贴上，供博友批判。

西汉时期，河北地区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尤其是董仲舒，在《春秋》学说基础上成就的“天人合一、独尊儒术”的思想，不仅对西汉政治、文化产生了空前的影响，而且对后世封建社会影响深远。

3－3－1董仲舒画象董仲舒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约前198－前108），西汉广川（今河北省景县西南）人。

早年与公孙弘一同拜胡母生门下，攻读《公羊春秋》之学。

汉景帝时为博士，他深入研究西汉前期政治局势和社会，以儒学为基础，吸收阴阳、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哲学体系，集中国儒学之大成。

他利用与汉武帝对策，阐述大一统的思想，说服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董仲舒一生著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著作。

《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的著作，“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

”他的思想是西汉时期河北人文思想的集中代表，也是中国封建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董仲舒发展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的理论，把《公羊春秋》以及《尚书》、《洪范》之类学问，组合到他的思想体系中，成为促进儒学转折的新思想。

3－3－2位于河北枣强县的董仲舒石像大一统思想与天人合一理论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就是说，“大一统”是天地间普遍的法则，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的理论，诠释“大一统”。

就是“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

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

此之谓也。

”[1]“君王”介于天地间，民要统一于天，必先统一于君。

他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

”[2]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这就是“君权天授”的政治哲学思想。

董仲舒把一切统一于天的思想进行衍化，提出了“王道三纲”：即“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于天，虽谓受命于天亦可。

”[3]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董仲舒这种建立在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大一统原则，深入到封建社会的纲常、家庭、婚姻伦理之中，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将封建社会组织在一个严密的系统之内，皇帝就是这个系统的主宰者。

董仲舒主张在思想领域实现“大一统”。

他认为：“行天德者，谓之圣人。

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

”[4]“圣人副天之所以为政。

”[5]圣人就是替天行道，圣人的思想就是天意。

按照圣人思想行事，就是顺应天意。

让民众都顺应这个天意，就可以达到思想的大一统。

孔子就是最大圣人，儒家经典就是圣人思想，必须天下独尊。

所以在与汉武帝的对策中，他尖锐批评百家争鸣的局面，认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董仲舒的这一思想体系，适应了大一统专制政治需要。

在思想、观念、理论上，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的合理性―――即所谓天意、大道。

同时，又借鉴了河北地区根深蒂固的阴阳五行思想[6]，赋予大一统专制体制新的思想内涵，构成他“天人合一”哲学系统。

“君权神授”和“天德仁政”的思想董仲舒的坎坷经历和河北人文思想的基底，决定了他始终反对家天下。

他肯定大一统专制体制，并不推崇封建家天下。

他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都列举古代贤良之君禅让和历代暴君被诛的典故，用阴阳五行的哲学诠释朝代更替的“天意”，坚持“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

他维护大一统的思想，适应了专制政治的需要，适应了封建国家追求大一统的要求，必然取得很大的效果，而且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春秋》宗师。

他在经历了诸侯国相的生涯后，晚年居家顾问朝廷政事，著书立说，在不断完善天人思想体系的同时，逐步意识到专制大一统政治，有两个问题，需要用“天道”给予解决。

一是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专制皇帝的喜怒哀乐，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利之源。

他试图用儒道两家的思想，通过皇帝的人格修养来端正或化解这种极欲的权利之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只好把它纳入“天”的哲学之中，利用“天意”威严，对皇权进行约束。

他强调“君权神授”，“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

”[7]这是“人主法天”的总纲领。

董仲舒还提出一系列顺天意、知天意的方法。

如“为人主也，道莫明省身之天，如天出之也，使其出也，答天之出四时，而必忠其受也，则尧舜之治无以加，是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为乱，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

此之谓也。

”[8]二是作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工具，秦代刑法的残酷，令人痛心疾首，董仲舒力主推行仁德，扭转鱼肉百姓的局面。

他希望通过倡导“天德”给与解决。

这是他“天人哲学”的时代局限性和科学的局限性。

其结果，专制统治只能为专制而利用“天意”，不可能将“天意”与民意统一起来，以至于董仲舒的思想，成为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奴役民众的工具。

董仲舒的思想，既有“本天”为主旨的哲学思想，也有为人修身的思想取向，治国治狱的语录反应的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更多的是利用《春秋》之学，阐述天人感应为理论基础的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思想，是汉代河北人文精神的集中代表，也是河北人文思想的理性总结。

3－3－3董仲舒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刻本《汉书》载，董仲舒的著作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

”第二部分是“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

这些文献，反映董仲舒忧民、爱民的人格和希望仁治的思想。

元狩三年（前120），关中水灾，董仲舒结合自己耕作的经验，建议在被灾地区“顺应天意”，多种宿麦，缓解饥荒。

汉武帝采纳，派使者劝导农民种植宿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土地兼并越演越烈、桑弘羊积极主张盐铁官营的的情况下，董仲舒忧民之生计，上书要求限制贵族田地，抑制兼并，请求盐铁皆归于民。

呼吁解放奴婢，除乱杀之威。

这些思想，反映了他悯农、忧民的仁德本性和“本民”思想。

《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是董仲舒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宇宙观哲学的集中体现。

这部著作，在继承先秦燕、赵、齐阴阳五行、谶纬方术基础上，对儒学思想进行整合，形成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并利用这种思想揭示治国、理政、君臣道理，为封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一套哲学思想和治国理论。

董仲舒的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深远影响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得到西汉王朝的确认，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学在中华民族精神领域的主流地位。

汉代统治者的思想，是董仲舒塑造的。

《汉书·五行志叙》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经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正因为如此，董仲舒的思想使儒学出现一个转折。

董仲舒通过与汉武帝的对策，强调将思想统一于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汉代及其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之学，同时，也为后来儒学思想逐步成为封建社会主流思想奠定了基础。

自此之后两千多年“天人合一”之说，深入于社会，成为统治者推崇、民众接受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9]。

“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为维护国家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经过历代传承，逐渐成为得到广泛共识的民族主导思想，对维护统一具有重要作用。

后世学者都盛赞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的大一统的思想，高度评价“司马迁无歧视边疆少数民族之心，却有同为一家之情”[10]。

而司马迁作为董仲舒的学生，其大一统思想，受董仲舒的深刻影响。

从董仲舒开始，使后人认识到：“国家最要紧的便是统一，即天下为一，视统一为安，分裂为危。

有了国家统一，才有天下太平；没有国家统一，天下就会大乱。

”由此，“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词典里，维护或者恢复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一直被视为民族大义和最高表现。

”[11]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理念中，维护统一，一直被视为是顺应天意的美德。

当国家面临分裂危险的时候，“大一统”精神发挥维护统一、阻止分裂的积极作用。

当国家受到外来侵略的时候，民族大一统精神，能鼓舞人民反对侵略，保卫国家。

正是这种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使中华民族在以后的2000多年历史上，虽遭千灾万劫，却依然成为统一的大国，所有中华民族的成员，都以维护统一为荣，将分裂国家视为大逆不道。

正如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所指出：“秦汉开创了支配中国二千年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此后，统一成为主流，被认为是正常的，分裂被认为是不正常的”。

[12]思想统一于儒学，抑制了百家争鸣和科学精神的探索，加剧了专制制度。

尽管董仲舒试图利用“天威”对皇权进行遏制，但“君权天授”思想，却被统治者扭曲为愚民的工具。

客观上，董仲舒开创的思想统一的局面，并没有解救他着意怜悯的民众，反而助长了封建专制的强化，将专制制度从政治领域延伸到精神领域、道德范畴、思想领域，抑制了各种思想、学派的发展。

因此，在此后的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除宗教思想外，中国思想领域没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甚至在清代还出现了“文字狱”。

思想和精神的一元化，抑制了科学精神的弘扬，抑制了科学理论的探索。

因此，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曾提出“李约瑟难题”，探讨中国古代为什么拥有大量实用技术，而没有发展起现代科学？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大一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不能不对中国科学探索进程产生巨大的阻力。

思想统于儒学，限制了思想自由，导致封建社会的思想禁锢。

思想统一于儒学，三纲五常逐步成为精神领域无形的禁锢。

所谓“克己复礼”。

限制个性，压抑人性。

中国古代许多妇女为了所谓“守节”牺牲青春，付出生命代价。

许多仁人志士被礼教埋没毕生才华。

德国思想家歌德认为：“正由于这种在一切事情中严肃的节制，中国维持了好几千年。

”[13]。

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评论：“东方人因了统一而忘掉差别，西方人又以差别之故，忘记统一；东方人对永恒不变之淡漠，甚至于迟钝到无感觉状态……”[14]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历经几十个朝代更替，但专制体制不变，就是思想统一于儒学的“严肃的节制”，统治者在以此愚弄民众的同时，他们也成为笃信这种思想的实践者。

至少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