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第2期汉字文化　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郭优良提要:本文以汉字文化学理论为指导,探讨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关系。

文章认为:(1)整体性思维决定了汉字的造字法,而造字法反映了汉族人整体思维的发展阶段。

(2)直观思维使汉字字形带有明显的形象感性色彩,这种字形又强化了汉民族的直观思维习惯。

(3)意象思维促成了汉字字义的抽象化,而一些表抽象概念的汉字的探源,则揭示出意象思维的奥秘。

(4)经学思维有尊崇汉字、维护汉字的倾向,而汉字体制的长期传承证明了它在这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汉字文化学认为,汉字不仅仅是汉民族的辅助性交际工具,它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汉字,特别是古汉字丰富地表现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民俗风尚、宗教迷信、伦理道德等,而且还以缩影的方式展示出中国传统思维的方式特征。

汉字与传统思维的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汉字的长期使用对中国传统思维产生了直接影响,比如,汉字作为沟通人际关系的媒介,其形意融合的特征,使得人们习惯于以形求义,愿意从字形上直接把握符号所表示的意义。

这种认知方式的长期刺激,势必会把人们导向直观把握的思维模式中。

另一方面,传统思维也影响到汉字系统的方方面面。

比如,我们的先人当初为什么创造了表意体制文字而不是其他体制的文字?汉字为何千百年来体制不变经久不衰?这些问题除了文字学本身的因素外,显然还受到中国传统思维的决定和制约。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汉字,建立更加科学的汉字学,本文试从汉字与中国传统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些探讨。

一、整体思维和汉字的造字方法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最根本的特征。

所谓整体思维,是指倾向于对认知客体作综合概括的把握。

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汉字的造字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唐兰先生在《古“象意”、“形声”三书说,这三种造字类型实际上代表了汉族人整文字学导论》中提出过“象形”、体思维的三个发展阶段。

在象形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观物取象”,但观物取象决非一味地机械模仿,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进行综合概括了。

从文字图画到象形字的产生,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图形的净化,即概括性的象征取代了图画式的描绘,简洁的线条取代了投影式的块面结构。

图形净化使观物取象成为对客观事物的概括模拟,比如“牛”“羊”二字,不再是面目俱全的“写真”,而是变成以纯粹的线条“画成其物”了。

象形字的产生是人类思维进化的重要成果,也是真正文字出现的一个标志。

在象意字阶段,其思维方式主要是“综合取象”以获得对抽象事物表达的能力。

抽象事物,即“意”之物,它无形可象,必须综合与之相关的事物,才能近似地或朦胧地造字表现。

比如甲骨文的“阴”字,从今从鸟,这是因为某种鸟鸣预示天气将变的缘故。

甲骨文的“至”字,字形为矢端下画有一横道,本象矢有所抵,后则引申为凡至之义。

再如甲骨文的“祝”字,像人跪于示前,借指一切祝之义。

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曾经认为,原始思维不重视事物的客观性以及事物间的客观联系。

这种断言对古代汉民族来说似乎未必合适。

中国传统思维强调“天人合一”,是把自然界、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因而表现为综合性系统性特征。

在甲骨文中表现事物与事物、事物与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字是很多的,如“彘”字,像矢贯于豕之形;“尽”字,像以帚洗盂使之尽也;“拔”字,像双手用力以拔木;“得”字,像以手取具;“涉”字,像双足涉水之形;“孚”字,像以手夺人之子,等等。

由于会意字是合两个以上符号构成,而这些符号一般又以象形、象意为基础,所以符号间的关系往往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必须借助某种联想从整体的示象中得到其意旨。

比如,甲骨文中的“死”字,商承祚先生释为:“象生人拜于朽骨之旁,‘死’之谊昭然矣”。

①可见,此字是借人跪在枯骨前痛哭的字形,传达出家有亡人的字义。

这种捕捉细节形象以达难达之意的思维方式充分展示了汉族古人“综合取象”的本领。

在形声字阶段,其思维方式突破了取象的单一性,开创了从形象和声音两个层面作综合整体反映的新天地。

形声造字必须具备两种材料:形符和声符。

形符一般是由象形字演化而成的,声符则是汉字声化的产物,是把获得形音义的个体汉字只作为读音提示来使用的结果。

声符一经产生,为汉字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其结构上的变化主要就是形声字的字量不断增多。

形声造字,形符和声符并用,既“取象”又“取声”;形声字和语言中的词既有语义上的联系,又有语音上的联系,对人的大脑的符号刺激,左右半球兼具,因而它的整体功能最优。

这与中国传统思维重整体、重综合的特征正相吻合,所以,形声字才在汉字体系中由少到多,以致于后来占了绝对优势。

传统思维的整体特征对汉字的表音性能也不无影响。

一般说来,一个汉字就代表一个音节。

音节是语音中最小的结构单位,是听觉感到的最小片段,但它不是语音的最小单位,音节还可分解为由音素组成。

但是对于习惯整体思维的汉人来说,人们乐于凭借感性经验把握整个儿音节,为它设计一个个代表符号,即一个个具体汉字,从而表情达意。

与中国传统思维相对立,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则具有个体分析的特征,倾向于对认知客体作具体的解剖分析,这在他们使用的表音文字中也有一定体现。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闪美特人在埃及圣书字和两河流域楔形字的基础上创制了人类最早的辅音音素文字。

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古希腊人对闪美特文字进行改造,创制成兼表元音辅音的音素文字。

闪美特文字和希腊文字都是用字母符号来表示音素的拼音文字,创制表音性质的文字需要个体分析的心理基础,能把整体音节分解为最小的语音单位音素,并归纳出特定的语音系统。

而字母这种文字,我们先人全然没有想到,不能不说与擅长于整体性思维有关。

二、直观思维和汉字构字形态中国传统思维的另一方式是直观,即思维过程中的对象、材料以及结果,一直带有形象感性的色彩。

这一思维特征在汉字的构形形态上也有明显体现。

我们先看古人的两段话。

《易・系辞传》:“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说文解字序》:“昔者庖牺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象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仰观俯察是古人凭着自己的感官认识世界的过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则是摄取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的种种感性形象,并将之概括成文字符号的过程。

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一种不脱离感性形态的、整体的、非理性的直观模式;构字形态即文字之象则是来源于“鸟兽之迹”等一切自然之象的。

下面举些例子。

在甲骨文中,“骨”字像骨架相互支撑形;“岳”字像山岳之形;“橐”字,像两端被扎住的口袋;“雨”字,像从天而落的纷纷雨滴。

这样“观物取象”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这些例子显示,古人在为事物观象创制书写符号时,是通过对事物现象的感性认识,然后对其进行线条式的特征描绘,从而构成字形的。

由于构字形态的感性较强,所以在识别这些汉字时,通过字形就可以直观地把握其字义,如“骨、岳、橐、雨”等汉字,起初都能“视而可识,察而见义”的,不必像音素文字那样由字形到读音再到意义。

直观思维不仅体现在表静态事物的字形上,也体现在表动作行为的字形上。

比如“走”“射”“飞”“解”“闻”都是表动态动作的字,这些字若从甲骨文时的字形着眼,那么,我们就能看到“走”字中那摆动的双臂,“射”字中那紧绷待出的弓弦,“飞”字中那展翅翱翔的飞姿,“解”字中那紧握牛角的双手,“闻”字中那纵耳以听的身姿。

这些字充分展示了古人在捕捉动作特点时的敏感并提炼出文字图形的高超技能,体现了直观思维赋予汉字构形的生动形象性和具体可感性。

在古代,人们的思维尚处于一种前逻辑阶段,直观是当时认知的根本方式。

因而,人类早期的几种古老的文字体系,如古埃及文字、两河流域文字和玛雅文字,也和古汉字一样,构字形态都是“视而可识,察而见义”的。

然而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差异,西方文化较多地处于开放变动的状态,其思维也较早地发生了由直观感性向逻辑理性的转变,因而在我们仍然使用象形程度很高的表意文字的时候,西方人已经把象形文字转来倒去,终于弄成了与他们理性思维相适应的纯形式的字母音素文字。

也许有人疑问,我们汉民族为什么没有较早地出现西方文化那样思维模式的嬗变更替?这确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应该说,这是由社会历史、民族心理、语言文化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其中汉字超长时期的使用无疑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千百年来,汉字的象形性虽然逐渐减弱,但是,汉字构形始终没有脱离感性直观的模式。

正是这种直观感性的构字形态,长期刺激和促使了汉人习惯于用直观的方式去认识和把握世界,形成了与西方纯理性思维不同的意象思维。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字与直观思维是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

正如苏新春先生所讲的那样:“汉民族在自己思维习惯的影响下选择了汉字,同时,汉字又反过来深深地影响了汉民族的思维方式。

汉字强化了汉民族的思维习惯”。

②三、意象思维和汉字的字义抽象意象思维也是传统思维的重要方式,它是指从具体的形象符号来把握某种抽象意义的思维活动。

《周易》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基本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意象思维,比如由阴阳八卦组成的卦象,实际上是一套象数符号系统,即由象数符号来表现某种整体意义。

这里所谓象,是指代表某种意义的物象或卦象;所谓意,则是指物象或卦象所蕴涵的抽象意义。

这种把感性形象与抽象意义结合起来的符号性思维,既不同于感性的知觉表象,也不同于理性的抽象概念,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精华所在。

下面我们来看意象思维对汉字字义抽象的影响。

汉字之初,以象形造字为主,是很缺乏表抽象概念的字的,因而往往采取假借他字或引申字义的办法来表达,使字符具有很强的隐喻特征,即在形象符号中蕴藏着某种深层含义。

比如,有所作为的“为”字,在甲骨文中作以手牵象之形。

传说从舜时起,我们的祖先就已能驯象,并以象耕田。

以象耕田,是农作中最艰难的事情,也是最有作为的事物,所以,后来便用此字统总一切作为之事。

再如“帝”字,在甲骨文中为花萼之全形,即今“蒂”字。

郭沫若先生释曰:“知蒂为帝之初字,则帝用为天帝义者,亦生殖崇拜之一例也。

帝之兴必在渔猎牧畜已进展于农业种植以后,盖其所崇祀之生殖,已由人身或动物性之物转化为植物。

古人固不知有所谓雄雌蕊,然观花落蒂存,蒂熟而为果,果多硕大无朋,人畜多赖之以为生。

果复含子,子之一粒,复可化而为亿万无穷之子孙。

所谓韦华韦华鄂不,所谓绵绵瓜瓞,天下之神奇更无有过此者矣,此必至神者所寄,故宇宙之真宰,即以帝为尊号也”。

③这一段话解释了用“帝”为宇宙之真宰的根源,而且还透露了以物象为基础引起的字义衍生,即以花蒂之蒂来喻指决定芸芸众生的帝王之帝,把“帝”字的蕴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具体表抽象的意象思维,在另外诸多汉字中亦可取证。

比如“贵”字为何从贝?原来在殷周时代以贝为货币,有钱之人当然为贵。

以贝之贵喻人之贵,贝是具体的,贵则是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