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
摘要:对外援助是主权国家实现战略目标、维护经济利益、营造道德形象的重要外交工具。

从《马歇尔计划》开始，对外援助政策就在国际和地区性冲突的善后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它还涉及了其他许多领域，深入到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生活的层面。

关键词：对外援助国际关系国家力量对比国家利益国际地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1979年—2003年，中国接受的官方援助总额为1072亿美元。

作为援助国，中国提倡平等互利、尊重主权、讲求实效等原则。

无论是作为发展中的受援大国，还是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都需要比较完整而透彻地了解国际外援提供者的理论、机构、政策和方法，为中国的改革发展事业和外交政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国外研究外援的现状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国外相关研究主要从“国家利益”理论，“超国家”理论，以及多层治理或国家内部因素外部化的理论出发，对外援实践展开研究。

1．传统的援助理论
“国家利益”理论是发达国家提供外援的最为常见的政治理论依据，其中尤以现实主义的理论最具代表性。

在摩根索看来，无论什么形式的对外援助，本质都是政治性的，其主要目标都是促进和保护国家利益。

其他现实主义者也强调外援作为国家外交政策工具的作用，如华尔兹认为在两极格局的体系中，对外援助政策是霸权工具；瑞德尔认为，欧洲援助国利用外援工具在后殖民时代延续前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各种老关系。

活跃在对外援助领域里的多边行为体主张“涓滴理论”和“工业发展替代理论”，以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典型模式，寻找发展的必要条件，并设法通过国际性的财政转移替代那些必要条件。

例如，将外援资金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用以替代通过原始积累才能获得的必要资本；用外援资金购买必要的技术，用以替代技术革命的漫长过程；用外援资金投资于人力资源的发展，用以替代消耗时日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训等。

总之，上述理论倾向于推广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

2．新世纪的理论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交流不限于国家间的经贸关系，不停留在国家间的政治对话，已发展到了社会和社会、公民和公民之间在思想、观念、文化等多个领域中的深层交往。

这些交往有许多载体，对外援助就是一个载体。

通过对外援助政策的实施，许多国内决策都可能在远隔千里的他国产生影响，而这些现象既不能为“国家利益”理论所涵盖，也不能为“超国家”理论所解释。

在发达的援助国内，政党的更迭、政府的构成、社会压力集团都可能成为外援政策制订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而对外援助就将这些援助国内的信念、程序、方式带到了受援国家。

这些现象陆陆续续地为“多层治理”理论和国家内部因素外部化的理论所解释。

国家内部因素外部化的一个例证是挪威学者斯多克提出的“条件论”。

他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援助国给其发展援助附加了“经济条件”，即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政策改革（如市场化、私有化等），以此作为提供援助的先决条件。

冷战结束后，外援的条件从“经济条件”转化为“政治条件”，即援助国将民主、人权、法制和“良治”等作为提供发展援助的先决条件。

斯多克指出，数十年的实践表明，外援并没有实现其“造福世界人民”的初衷，而是“通过压力（指以停止外援拨款为压力），使受援国接受本来是不会接受的条件”。

由于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力量的不对等，有条件的援助从定义上就代表着干涉内政。

而且，这些“条件”已经不仅限于由援助国的政府提出，而是由多元的援助主体提出。

二、对外援助与当代国际关系
对外援助涉及了多重的国际关系，其中包括援助国和援助国之间的关系，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了主权国家和超国家外援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等。

1．援助国之间的关系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双边援助政策至少服务于三种目的：一是追求援助国的既得利益，包括短期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但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战略和安全利益，包括在国外“购买朋友”（即国际性的贿赂）；二是谋求援助国广义的国家利益，包括塑造民族形象、提高国家声望、宣扬社会价值取向（如民主、法制、人权和社会团结）以及传播生活方式等；三是关注人类共同的利益，包括环保、缓解贫困和减灾救灾等，并且通过这些活动营造援助国的国家形象。

各个援助国由于历史和国情的不同，对于上述利益的认同和追求的领域、方式和程度都不相同。

它们之间除了双边关系以外，还会根据各自的能力、利益和价值取向，选择在不同的多边援助场所发挥作用。

国际组织既是国家利益整合的场所，也是可能在国家之间达成一致意见的地方。

小国通过国际舞台加强影响力，而一些关系到全球利益的领域也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强调和重视。

在国际的场合，主权国家发现，由于它们都希望通过外援实现其利益，结果是它们单独实行的援助政策往往相互竞争和抵触。

但援助国通过多边的磋商机制，可以在很多问题上达成协议或取得一致，形成主流观念和合力，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

它们通常会在一些带有全球性的问题上达成较多的一致，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则会形成不同的利益组合。

2．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
从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来看，力量对比的不对等是引起援助国国内因素外部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经合组织2001年的统计，1999年，美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拨款仅占其GNP 的0.1%，只有少数北欧国家和荷兰达到或超过了0.7%。

但发达国家将这些十分有限的国内资源用于极端贫困的国家，就会在那里形成数量可观的资源。

这些资源既可以用于发展经济，也可以用于强化政权，还可以用于改革制度。

总之，援助资金可以转化成多种力量，而受援国出于不同的目的，会愿意得到这笔资源，甚至为之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

由于力量对比的失衡，掌握了资源的援助国就获得了一种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的政治力量或筹码，用以实现对于弱国的政策干预，甚至政治干预和渗透。

当然，这些干预或渗透往往是在受援国“自愿”的基础上发生的。

而且，伴随着观念、方法和制度等“软件”转移的是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急缺“硬件”的转移。

一位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官员称：“假如受援国能够提出很好的项目建议书，那么我们会很乐意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并且提供我们擅长的东西，比如说是技术。

”但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这样的软力量，缺乏从政府到社会对于发展道路和方式的认同，从援助国转移到受援国的外援才渗透到了受援国从发展战略规划、经济货币政策，一直到民主政治选举等各个领域里的活动，即对外援助干预了受援国的内部事务。

3．超国家、次政府和非政府层面的关系
除了国家以外，活跃在外援领域里的行为者还有超国家的组织、次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

它们的工作超越了国家的藩篱，根据各自的专业领域建立起全球性的网络。

在这一过程中，
它们以其专业知识影响着整个世界，包括受援国和受援国的社会及民众。

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多元外援行为者追求不同目标的混乱局面。

首先，援助大国继续通过双边援助，发挥其优势，并且致力于以少量的投入回收数倍的实惠；其次，一些具有相近目标的援助者在共同的基础上，谋求增强整体实力和实现整体利益；第三，在国际层面上，经过援助国之间的协商形成了一系列或明或暗的原则、标准、规则和程序；最后，许多援助国内的“官民合作”和“地方参与”，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化都使得国家非主体化、“超越国家中心”的现象不断出现。

此外，对外军事援助继续起着在援助国内保护就业，在受援国内阻碍发展的作用。

上述混乱局面由于国际社会中各种不民主、不公平现象的存在而加剧。

对于能够调动本国的“软国力”，自主地制订发展战略，并主动地合理地利用外援资金加强国力和造福人民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强大的国家功能成为引导多元外援提供者“为我所用”的必要中介。

对于在“硬国力”和“软国力”方面都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合作项目的成功与否，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受援国在文化和精神等“软”领域里的同等地位原则和“自强”精神。

在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的状态和条件下，主权国家必然要利用对外援助追求其利益，如果受援国没有足够的文化力量去回应和利用这种国际财政转移支付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反作用于“外援伴随干预”的时代潮流，那么对外援助自身是不会有利于发展事业的。

连敏意
公管092
2009012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