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评析摘要：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主要的思潮，本文对近代史上的文化保守主义的产生环境和根源加以分析，对“非典型”和“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了简单的评价和区分，这其中“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可以看做是儒家中庸思想的独特体现，是民族文化惰性的产物。

在此基础上对“典型文化保守主义”在当代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进行了阐述。

关键字: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变革；国粹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惰性；文化态度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一面是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的民族危机和国内矛盾的不断加深使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一面是中华民族“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思想、器物，与列强抗争、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历程。

其中，中华民族为争取自身的解放和寻找建国的航向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主流。

文化思潮的探索成为这一主流中的中流砥柱。

不论是清末时期的洋务派思想、康有为的保皇思想、还是五四运动时期的全盘西化思想，亦或是后期的国粹派思想和新儒学思想。

可谓是流派众多、“百家争鸣”，让人联想到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的繁荣。

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想的流变，其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清末一场场对外反抗战争的失败和民初的政局动乱，封建割据势力纵横中国。

在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状况下，国人不得不一步步的反思，尝试过学习西方器物的方式却依然没有保全民族，仁人志士们开始尝试进行思想和文化上的反思和探索，一场遍及各各领域的文化运动在中国兴起。

总结近代以来的各路思潮、流派，根本上都是在围绕对中西方文明或文化在中国体制和文化革新中所占的比重所做的探索，虽然各种思潮的立场不同、激进或温和，仁人志士都是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为国家的出路思考。

在笔者看来，不同的只是“思变”的程度，当代评价顽固派思想，几乎是以“迂腐”、“冥顽不化”毫无生机可言。

例如清末理学名臣倭仁，深受理学的影响，对于以恭亲王奕欣为代表的的洋务派痛加斥责，依然主张这“重人心轻技艺”，重谈“夏夷之防”①而对于以陈独秀和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潮的评价也是“忘本”、“崇洋媚外”过于激进式的评论。

现在分析则不难看出这两股思想处在了近代文化思想变革流变中的两极，在这两极两端也没有出现第三种文化变革的主张。

“思变”的程度在于思潮流派中代表人物对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心理接受程度。

在以上两种思潮的特例中，其文化的根都是接受中国传统式的文化教育，而大相径庭的在于表现出来的视野和思想的开放度，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文化的根意识，在当代被解释为“我族中心主义”，中华民族的我族中心来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过度的民族自信和优越感。

中华民族的优越感古来有之，翻看每个民族的历史记录也都有表现，正像殷海光在《中国的文化的展望》所说的：“在通常情形下，一般民族或文化单位对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当期继续发挥功能时，总是有意无意持爱护的态度。

笼统的说，如果一个国度就是一个文化单位而且这个文化单位就是这个国度，那么一国的国人爱护其国的文化毋乃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②我国的仁人志士虽一直抱有这种思想的根，但是民族的自我认识也在社会大潮的影响下有所改良。

“故步自封”和“全盘否定”的极端思想流派都不是能成为当时社会环境改变的良药。

而介于两种极端的思想流派的中间，则存在着多种流派和思想主张，其中大多是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或器物的融合式的运用。

这其中最为突出而鲜明的要数文化保守主义，对于文化保守主义，人们不免联想到的是守旧和落后。

有人说新儒学是顽固派、是文化保守主义，相似的“新儒学”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认为这两种思想的实质是一样的，只是时代上的差异罢了。

这里需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加以正名。

笔者比较赞同一种观点，将近代以来的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区分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

③“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有国粹派、学衡派和新儒学。

“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包括顽固派思想、洋务派思想和保皇思潮。

而这其中的区分依据是以是否对传统文化既批判有继承、对于传统的政治制度的态度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开放程度。

“非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不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认同传统的价值理念，还主张保持封建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如主张“中体西用”的洋务派，洋务派在洋务运动中虽然兴办实业、引进西艺，但是在思想主张上不但袒护传统的伦理纲常，还维护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例如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于“民权”是表现出极力的反对，对纲常名教的坚守这证明了这一点。

相反，“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虽然认同符合时宜的传统文化，但对于传统价值中封建思想有所批判，也完全否定传统的政治体制。

这里的”典型文化保守主义”对于保持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和渐进性，防止文化价值的断裂时有积极意义的。

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要数“国粹派”，我们都知道国粹派的主要人物，章炳麟、刘师培，其中章炳麟是文学大家，被视为“唯一能打破康有为学问体系的革命家”。

国粹派强调中国的文化建设须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对西方文化进行适当的吸取和整合。

国粹派有言：“夫有特别之精神，则此国家与彼国家，其土地人民宗教政治与风俗气质习惯相交通相调和，则必有宜于此而不宜与彼，宜于彼而不宜与此者。

”④这段话认为文化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性的，这一特性决定着中西文化不应当也不可能一味照抄照搬或者是模仿对方，相反，尊重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取人之长为我用，才是文化交流的正确原则。

中西文化作为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质的两大文化体系，虽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具有某种先进和落后的差异，但归根溯源，它们却是独立的、平行的两大文化。

可以看出国粹派对于文化的融合和借鉴持一种因地制宜的思想。

国粹派和学衡派的思潮的产生一方面是针对于当时出现的激进的全盘西化的观点所进行的论战，另一方面源自当时西方的文化价值危机的影响。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西方，然而一战的爆发让国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的弊端，反观西方思想界，通过文学、艺术和运动对资本主义的“功利化”、“无政府主义”、禁锢的宗教思想等等现代社会的病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上帝死了”，反映的就是对西方从古希腊雅典时期到近代的理性主义的所进行的彻底的批判，对于旧世界的进行了哲学和文学的反思。

这一价值危机对于中国的影响则表现出一种文化的回归现象，开始对传统儒学进行价值重估。

突出的的表现在现代新儒学的出现。

现代新儒学是指以弘扬传统的儒家精粹为主，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进行宣扬和保留。

并且对于西方的学说是持开放态度的。

这一流派产生于五四时期结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现代新儒学的代表梁漱溟、张君劢、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等，都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论者，并且其中一些学者尝试中西学术的结合，创造了中西融合的学术体系，如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所做出的贡献，其研究内容涉及传统史学的诸多方面，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融合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以建立新史学体系，《国史大纲》成为其新史学体系建立的印证。

⑤纵观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革新，并没有朝向胡适和陈序经所主张的“全盘西化”式的思想文化变革，也没有倒退到顽固派式的极端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产生了兼容性的中西结合式思想流派，主要以“以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为主。

笔者认为这其实可以看做是民族文化惰性的结果，这一观点来源于胡适关于“全盘西化”论调的解释，正如其所说：“调和是社会的一种天然趋势，人类社会有一种守旧的惰性，少说人只管取向极端的革新，大多说人之多只能跟你走半程路，这就是调和，调和是人类惰病的天然趋势，用不着我们来提倡，我们走了一百多里路，大多说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将调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所以革新家的责任只是认定‘是’的一个方向走去，不要回头将调和，社会上自然有无数懒人懦夫来将调和”⑥这里胡适看到了社会运行的调和状态，即社会状态的自我修正，这其中又由人类行为所主导，而每个人和每个群体都有其核心的价值利益和根深的文化观念，对于新事物的出现，总会形成多派的对立，而为了取得变革就需要设置超越时代的标准。

正如《易经》中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将目标定得高远，才最可能获得尽如人意的结果。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延续性的国家，思想文化已经形成一种稳固的固定状态，这种固定状态不仅存在于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和生活习惯，也同样扎根于对待传统文化持批判和包容态度的人的头脑中。

鲁迅认为我们的民族要大胆地吸收西方文化，文化惰性会形成一只“无形的手”将我们拉回，这一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自然会得到传承。

鲁迅是认同胡适的观点的，其文学作品中对于封建礼教的“吃人”现象的披露也映射出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鲁迅认为文化的变革即使用流血的形式，也未必能触动。

早期维新变法中有”戊戌六公子”的英勇就义，就是用流血来警醒世人。

因此，强力的世界只能用强力来打破，“摧毁原有的精神宝塔，之后重建”，胡适就是看到了中国文化巨大的保守力量，才尝试了“走极端”式的文化创新。

也正如胡适所“预见”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中西成分的兼容成为了主流，既要尽可能完整的保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祛除其文化的糟粕，也要审慎的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

可以看出“典型文化保守主义”在探寻传统文化走向现代性的方面所做的贡献，注重历史的延续性和文化的积累性。

在中西文化的兼容互补和传统史学的现代化构建，以及推动中国文化现代性建设与民族化方面，做出了努力。

特别是对于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的总结和继承方面，“典型文化保守主义”中可谓是名家辈出，后世学术界称赞不已。

尽管他们在探索自身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关系上缺乏对人生价值观的探索、忽视社会生活中自然与社会的相互制约，以及割裂了现代科技发展于社会改变的关系，但对于当前我国的文化建设，是依然具有启示意义的。

建国后，我国的文化建设开始以国家政策为导向，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也是“起落”兼有。

在文革前对于传统文化是提倡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对传统文化进行研究，毛泽东提出的观点是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民主性精华，去其封建性糟粕”，而文革时期对于传统的破坏则是世人所应警醒的。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同样面临着对于传统文化是采取弘扬的态度还是扬弃的态度。

改革开放后，对于世界的开放程度，与日俱增，中西文化的再一次交流与碰撞的大门开启了，这一过程中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和解读，采取的是扬弃的态度。

对于传统文化就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古老的中国思想中寻找出路，开启文化的创新。

如前两年一直流行的“国学热”，也不失是一种从古代文化典籍中寻找人生哲学和普世价值的方式。

这里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扬弃，是一次社会转型期的自我认同，可以看做是从传统文化中寻根，一种民族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