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浅析对王安石变法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赵倩 08历史学 08504022摘要：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从变法开始至今900多年，人们对变法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制度与国情的变化，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也有所不同。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南宋20世纪评价自元佑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迄今，王安石变法已经过了九百多个年，在这九百多年来，有关评议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一千年来王安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好像一个谜似的，为人们所不理解。
封建的学者把他看作‘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异端，而资产阶级学者则把他捧到天上，好像在千年前他就是一个为资本主义世界设计的大人物①”；而列宁曾评价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②”；80年代又出现了“抑王扬马”的观点③。
纵观九百多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其所以迭荡起伏、毁誉不一，也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九百多年的“社会气候”④，从中也可分析出对其不同评价的原因。
一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这位年轻的皇帝急于求治，希望出现国富兵强的局势，而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在这时上书神宗，于是就有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就遭到众人的反对——无论是主张变法的还是不主张变法的。
赵汝愚辑录的《宋诸臣奏议》集中荟萃了熙丰至元祐时期反变法派的奏议。
仅就司马光一人的奏议就达146篇，约占1630 篇总数的9%，其他人如韩琦32篇、王岩叟45 篇、吕诲45 篇、范祖禹42篇、刘挚34 篇、吕公著36 篇、苏辙26①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0页。
②邓广铭：《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8页。
③王家范：《评近几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得失》，《光明日报》1986—06—04。
④李华瑞：《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篇、苏轼23 篇①。
最反对变法的当是司马光，他历来被认为是顽固派的代表，在他执政之后就废除变法的全部内容，他曾一再声称，青苗法“广散青苗使民负债日重”，免役法“免上户之役，教下户之钱”，“置市易司与细民争利”，保甲法“疲扰农民”②。
曾巩在变法前与王安石的思想立场基本一致，都主张更新朝政，他一生提出过不少革新主张，但在变法之初，曾巩与王安石之间，在政策、方针、方法等间题上，似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各执己见，不欢而散。
曾巩曾忿而作诗:“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
直道诅非难，尽言竟多连。
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③”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推行变法由劝阻而哀怨，由哀怨而绝望。
由于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甚而是仅仅提出一些不同意见，就被王安石冷落、排斥和打击的人，比比皆是。
王安石倒是铁面无私，根本不考虑他与这些人的关系如何。
从吕公著、欧阳修、苏辙、程颐、刘挚，到反对市易法时的曾布，都曾是王安石的良师益友，但他先后统统排斥。
变法之前，司马光并不认为当时一切皆好，用不着改革更新，他也曾对时政提出过不少革新意见和设想。
这一点，如今已经被许多宋史研究者所承认。
但也无可否认，司马光所主张的改革，他的改革设想，既没有超越当时士大夫们的一般看法，更缺乏系统的总体设想。
他强调从人治的角度，加强宋朝的政权建设。
而王安石则偏重于从法治的角度，更新法律法规，加强宋朝的统治。
因此，他俩在改革什么方面，逐渐产生了分歧。
而这种分歧，集中表现在如何解决北宋的三大公害即冗官、冗兵和冗费上。
或者说，由于司马光和王安石对如何解决三大公害的想法不同，使他俩的分歧表面化。
就冗官而言，宋代的官员，从景德时的近万员猛增到变法前的二万四千员④，六十年间增加了三倍，这种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宫僚队伍，给北宋带来严重的后果。
但王安石却不仅反对“罢官而止俸”⑤，没有把重点放在整顿机构、精简官员方面，反而认为“增创官司所以省费”⑥，在变法期间增设机构。
这种看法和做法，与司马光的设想南辕北辙，因而司马光强烈反对另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且公开指责王安石“设官则以冗增冗”⑦。
北①李华瑞：《九百年来王安石变法评议的演变与发展》，《历史教学》2007年第4期。
②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190，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影印本）。
③曾巩：《曾巩集》卷4，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洪迈：《容斋四笔》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王安石：《王临川全集》卷62，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⑦司马光：《司马文正公集》卷7，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宋中期，普遍认为“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勘①”，面对这种冗兵的局面，王安石主张改募兵为征兵，并且推行“兵农为一”的保甲法，而司马光却反对兵农合一的保甲法，他批评这种新法，是使农民“舍耕桑，事战阵，一身二任”②。
面对宋朝庞大的财政开支，司马光与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的公开争论，围绕着如何解决目前的财政困难进行。
司马光认为“方今国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费，不能复振。
”王安石却认为“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司马光起来反驳：“善理财者，不过浚民之膏血耳。
”③北宋赋税繁重，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缎钱千六百佘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
”后来“月增岁广，至熙丰间……所入乃至六千余万”④。
司马光对于增加农民的负担，极为反感。
他看到“乡村农民，少有半年之食”，主张“轻摇薄斌”⑤，因而当王安石反对节用，提倡理财，财，司马光便认为是加重农民的负担，侵吞百姓的青血，激烈地反对了。
曾巩虽赞成变法，但他更多的是站在农民的角度上考虑，他有浓重的重农重民思想。
他看到了“今刑日烦，而民愈薄，利愈竭，而用不足，人益困，而敛未休，可谓太息。
⑥”他不但反对加重百姓负担，而且主张“民赋少省”，减轻负担，担，减少税收。
而变法中的免役法和青苗法，却是“想尽一切办法，巧立各种名目，向地主、商人和农民，甚至小贩及寺僧等增加税收⑦”，甚至连欧阳修都指斥斥青苗法“何名济缺，直是放债取利尔⑧”。
所以曾巩尽管主张变法，却还是反对对王安石变法。
二到了南宋时期，“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灭亡”开始成为绝大多数史学家评论王安石变法的首要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晚清。
而从南宋开始出现的这种观点是与当时的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
北宋末年，面对金的战争，宋徽宗匆忙让位于当时的太子赵恒，是为宋钦宗，宋钦宗为了争取民心，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②司马光：《司马文正公集》卷1，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③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年版。
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4，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⑤司马光：《司马文正公集》，卷8，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⑥曾巩：《曾巩集》卷52，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⑦顾全芳：《曾巩与王安石变法》，《江西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
⑧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11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
挽救危机，首先就贬斥了祸国殃民的蔡京集团。
大臣崔鶠上章论蔡京误国，同时把矛头指向了王安石，“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①”，理学传人杨时亦上疏“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蠢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听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
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钦宗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解除了元佑学术禁令；四月，复以诗赋取士，禁用庄、老及王安石《字说》；五月戊辰，“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降为从祀；六月，下诏：“群臣庶士亦当讲孔孟正道，察安石旧说之不当者，羽翼联志，以济中兴。
”③自此，王安石新学丧失了独尊的官学地位。
宋廷南渡后，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就是救亡图存，在救亡图存之前，当然要先检讨造成危机的原因，来确定由谁来承担历史罪责。
于是，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并通过改修《神宗实录》、《哲宗实录》，把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不仅仅是宋徽宗一人，就是宋神宗至徽宗的皇帝、皇后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干系了，由误国的权奸之臣承担现实和历史的罪责，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这样做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宋”，又可引导人们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
自此，王安石及其新法遂成替罪羊被宋高宗所弃，此乃南宋初年的基本国策④。
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不仅是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也是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⑤。
在中国古代，义利之争是每个人立身行事的基本出发点，直接关乎着封建国家治国的主导思想、用人标准、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王安石变法中的“理天下之财”却正好触碰了这一准则，而受到了反对派和南宋以后儒家传统经济教条保卫者的一致反对和批评。
南宋理学家们认为“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⑥”，就连连较为进步的思想家对王安石的“理天下之财”也大多持批判的态度，丘濬在批①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五十六，《崔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②脱脱等：《宋史》卷四百零七，《杨时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③脱脱等：《宋史》卷二十三，《钦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④田馀庆：《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2页。
⑤李华瑞：《九百年来社会变迁与王安石历史地位的沉浮（上）》，《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
⑥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八，中华书局1988年版。
评青苗法时说，“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殆害哉?①”；顾炎武也赞成批评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的说法②；王夫之更在《宋论》一书中对王安石的批判贯穿了由义利之辨衍生出的“华夷之辨”和“君子小人之辨”的指导思想：“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
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执此以察其所守，观其所行，而君子小人之辨昭矣”，“故王安石之为小人，无可辞也”③。
上面说过，宋高宗为了使自己的先人与“国事失图”摆脱干系而重修《神宗实录》，虽然修著者在处理《神宗实录》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但编纂的主导思想仍是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的。
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如“安石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道也，岂非万世之罪人哉④”，“使宋室斲丧，而其身列为千古罪人⑤”，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如据传初编于南宋后定稿于明代的话话本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就是以“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⑥”为基准，把王安石描绘成为一个稔恶误国、刚愎自负、不近人情、猪犬不如的佞臣，可知他们的影响传播得多么广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