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碰瓷”案件的定性
近年来，在我国大中城市先后出现了多起利用汽车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索要赔偿的案件，即汽车”碰瓷”案件。
在该类案件中，行为人一般通过在城市主干道或高速路上驾驶汽车寻找、锁定目标，进而采取突然加速或变向等危险操作造成由对方负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从而骗取或以要挟、威胁的方法索取钱财。
由于此类案件犯罪主观目的、手段、环境等因素的特殊性，理论界对于汽车”碰瓷”案的认定并不统一。
为了更有效地防范与打击此类犯罪，就有必要深入的分析该类案件的特点，结合行为人人身危险性与社会危害性，兼顾主观说和客观说，探究该类案件的实质，进而对此类案件能够做出符合立法精神的统一的认定。
目前，关于汽车碰瓷案的认定，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此类案件通常发生于特殊地点--在城市主干道以及高速公路，采取特殊手段--通过突然加速或变向制造交通事故，而在这样特殊环境下采用此种特殊手段基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来判断，足以使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安全陷入危险，危害公共安全法益。
行为人虽然主观上对这种危害后果不积极追求，但是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客观上又实施了”碰瓷”行为，故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利用对方负主要责任的假象，要挟甚至威胁的方式，索取赔偿。
无论主观目的还是客观行为都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
件。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行为人在作案时一般要进行寻找并锁定目标，因此该类案件的犯罪对象是特定的，不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也不至于危害多数人的公共安全，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按诈骗罪处罚。
这种观点则是从被害人交付钱财的直接原因进行分析的。
被害人交付财产的直接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并应负主要责任，这种认识是由于行为人采取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隐瞒事故真相的方式导致被害人产生的错误认识，而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交付钱财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分歧，我个人以为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立法精神和实际司法认定有极大关系。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第114条)，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毒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笔者认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基于近代学派社会防卫的理念设立的。
依据社会防卫理念，犯罪是不可避免的，为了保卫社会，使得社会具有自卫能力，刑罚也就不可避免。
刑罚如是与已然之罪的社会危害行为相适应，则起不到预防自卫的作用，而社会想要行使自卫权预防未然罪，刑罚就应与犯罪的危险状态、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处刑与否及其轻重，都取决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而不是着眼于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
因此，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典型的危险犯，基于近代学派刑罚主观主义，也就是行为人主义设立。
而要判
断行为人对公共安全发生侵害之人身危险性的高低，则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发生危害结果时，根据所发生的危害后果结合行为时一般人的立场出发来判断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另一种则是当危害结果没有发生或较为轻微时，则主要是以事后查明的行为时所存在的各种客观事实为基础，以行为时为标准，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来判断。
由此可以看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司法认定时，由于行为人主观心态难以判断，往往采取采”客观说”来判断行为人人身危险性。
结合立法精神与审判实践，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兼顾主观说和客观说，以行为时为标准，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来，结合查明的行为时所存在的各种客观事实以及行为人主观心态，加以判断。
无论是关于公共安全的考察，还是针对”其他危险方法”的界定都应如此。
危害公共安全，不仅在于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更在于其危害结果已经现实地指向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安全。
因为公共安全在本质上是指多数人的安全，因此这里的”不特定”一方面固然是指行为对象的不能确定，另一方面应具备危害结果的不特定--实际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已经超出行为人之掌控，具备现实地危及到了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重大财产安全的高度盖然性。
所以，行为是否具有危及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安全之现实可能性，是判定其能否成立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键。
而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虽从众多潜在被害人中最终确定了特定的侵害对象，但是这并不说明”碰瓷”行为不具有不特定性。
其行为的危险性是由行为方式本身及
犯罪行为发生时所处的客观环境决定的。
在城市主干路及高速路上，车流量大且行车速度快，行为人所采取的突然变速或变向冲撞正在正常行使的被害车辆的方法，本身是不可控的。
因此此类行为危及具有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重大财产安全的高度盖然性，符合对”公共安全”的危害。
而”其他危险方法”由于属于与”放火、决水、爆炸”等并列的行为方式，适用同一档法定刑，因此在危险性上应当与放火、爆炸等行为具有可罚的相当性。
”其他危险方法”，在性质上就必须能够导致不特定或者多数人重伤、死亡的结果，即实质上具有致不特定或者多数人重伤、死亡的现实可能性。
在对具体危险进行主观判断时，应当以事后查明行为时所存在的各种客观事实为基础，以行为时为标准，从一般人的立场出发来判断。
具体而言，如果就事后查明行为时存在的情况以及以一般人的观念来看，在侵犯特定对象安全的同时，发生危及不特定或多数人安全这一结果的可能性极大，即具有高度盖然性时，就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反之，则不能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就此类案件而言，如果不是发生在城市主干路或高速路上，而是在居民区、行人稀少的街道等场所，由于车流量少，行车速度慢，其发生危及不特定或多数人安全的结果之可能性是很小的，故一般不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但是，发生在城市主干路或高速路则完全不同。
如前所述，城市主干路和高速路本身具有的特点，使得”碰瓷”行为一经实施就极可能发生危及不特定或多数人安全之后果。
因此，
此种行为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
可见单独采用主观说或客观说都不能准确认定此种类型犯罪，唯有兼顾主观说与客观说判断是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才符合设立该罪的本质和立法精神的。
针对本案，持敲诈勒索说和诈骗说的观点在我看来就是更多的依据主观说，依据行为人的直接的主观心态--或想敲诈财物或想骗取财物，并没有结合行为时的客观具体情况以及人们的通常的一般观念进一步分析。
如上所述，此类案件采取的手段符合刑法关于”其他危险方法”的规定，客观上造成了对公共安全危害的高度盖然，行为人主观上对此持放任心态，因此该案构成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场[m]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年版【2】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m]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3】张明楷法益初论[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作者简介：胡建国（1981-），男，甘肃金昌人，甘肃政法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