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唐宋词研究的总体特点和成果检视张 幼 良（常熟理工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系，江苏 常熟 215500）摘 要：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唐宋词研究进入了全面繁荣时期，其研究盛况足以比肩20世纪三四十年代，表现出量多质优的特点。
从基础工程建设、词人词作研究、词史编撰和鉴赏品评类著作四方面成果的全面检视中可见其大体面貌。
关键词：唐宋词研究；总体特点；成果检视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6)06-0042-06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发表，标志着词学研究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变，兹后的30年间词学研究和词学批评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由清入民国的词学研究的老一辈学者如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吴昌绶、陶湘、朱祖谋、梁启勋、刘毓盘、夏敬观、吴梅、赵尊岳、汪东、叶恭绰、王易、俞陛云、冒广生、张尔田等人与年富力强的年轻学者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赵万里、胡云翼、任二北、卢前、陈匪石、薛砺若、宛敏灏、周泳先、刘永济、杨铁夫、俞平伯、缪钺、詹安泰等都致力于词学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意识的词学研究著作。
特别是龙榆生在1933年创办了词学研究的专门刊物——《词学季刊》，历时三年半，共发行四卷十五期，期间刊载了大量的具有创见的词学论文，对现代词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左倾思想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词学研究较长时期处在一种不健康的发展状态中。
那些所谓符合“思想性”、“阶级性”标准，具有“人民性”、“爱国主义”的作家作品受到集中的关注而成为研究热点，另一些反映人的真实的内心感情和矛盾冲突，反映一定阶段超阶级的“人性”、体现“人道主义”的作品和那些描写非人民生活而具有一定审美内容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则受批判或被打入冷宫，不予研究。
这个时期的唐宋词研究，除了苏、辛等几个豪放词人的成果较多外，其他词人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唐宋词研究和批评迎来了新的春天，文化生态的变化为唐宋词研究的全面、系统、深入的开展提供了社会土壤和动力机制。
短短二十几年，当代唐宋词研究跃上了新的高峰，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Academic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2006年11月第6期Nov.2006No.6一、当代唐宋词研究的总体特点当代唐宋词研究的总体特点可用四个字来概括，这便是量多质优。
当代唐宋词研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超迈前代的成绩。
根据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唐宋词研究的定量分析》［1］一文的统计：唐宋词研究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一方重镇，在1912—1995年共84年这个时段上，共产生了13906项词学成果，其中唐宋词研究成果为9041项，占成果总量的65%。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前期，当代唐宋词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仅80年代这十年间所涌现的研究成果就达5822项，占20世纪唐宋词研究成果总量的一半。
就某一范围的唐宋词研究来看，情况亦是如此。
笔者曾统计过以唐五代词作为研究对象的总论和专著，20世纪80年代以前直至1910年，共出现了161项成果，而80年代十年期间就出现了298项成果，几乎是前面70年成果的2倍。
由此可见，经历了“文革”十年停滞的局面以后，当代唐宋词研究已如启碇之船，千帆竞发。
而在数量急剧上升的同时其研究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研究的范围拓宽了，研究的问题深入了，一些疑难问题亦得到了解决。
一方面一些大作家如温庭筠、李煜、苏轼、辛弃疾、李清照、柳永、周邦彦、秦观、姜夔、吴文英、欧阳修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继续成为唐宋词研究的主要对象。
另一方面一些中小作家也被逐渐地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如陆佃、王观、蔡京、毛滂、邓肃、曹组、韩元吉、沈端芳、黄升、张侃、何士信等。
以柳永为例，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建国以后，柳收稿日期：2006-01-11作者简介：张幼良（1963— ），男，常熟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永研究虽然呈全面展开之势，但由于成果量相对偏少（从1950年到1966年，共产生32项；从1966年到1976年，共产生10项；从1977年到1979年，共产生16项）［2］，其研究的面仍然是有限的。
80年代，柳永研究进入鼎盛时期，共取得了188项成果，其论述面已涉及生平事迹辨证、思想人格研究、艺术成就论述、美学意蕴探寻诸方面。
由于研究者学术视野的拓展、批评观念的更新、思想方法的多元，使得对柳永思想人格的研究向纵深处掘进，不少研究著作从生命意识、悲剧意蕴、文化角色、理想人格、文人心态、市民趣味等角度进行研究，产生了一批视野宽广、论述有力的论文。
如殷光熹《柳永词中的悲惨世界和艺术天地》，邓莹辉《试论柳永的生命意识》，张惠民《宋代士大夫歌妓词的文化意蕴》，龙建国《论柳永式的超然》，过常宝《柳永的文化角色与生存悲剧》，曾大兴《柳永词的市民文学特征》，杨海明《柳永：世俗词人的人生哲学和人生况味》等。
这些论文从各个层面论述了柳永这个“宋代开拓词境的第一功臣”［3］的多面复杂的人格，柳永思想人格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是造成其仕途蹭蹬的直接原因，也是形成其词雅俗并存的根本原因。
当代唐宋词研究新的观照角度和解读方式，使得这一时期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取得了骄人的实绩。
至于一些疑难问题，如词体的起源、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宋词的流派、词体的分类、词韵的分部与入派三声、词乐的重构、词体的文学性质等［4］，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
虽然各大难点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至今未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自进入新时期以来，研究者不畏艰难，敢于碰硬，已有一些学者进军这些领域并开垦出第一片田地。
如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唐代酒令艺术》，郑孟津、吴平《词源解笺》等都是针对词体起源、词乐重构、词韵的分部等所作的可贵探索；刘尊明《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黄进德《唐五代词》，对敦煌曲词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有精深的论述；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于唐宋词流派，施蛰存《词学名词释义》于词体分类，杨海明《唐宋词论稿》于词体美学特性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更以其可靠的资料、深厚的功底、通识的眼光、简洁的语言分别涉及上面一些问题。
这些学者论述尽管还有不完善、不严密、不统一的地方，但它们为下一世纪的继续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当代唐宋词研究的成果检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唐宋词研究全面繁荣的时期，其研究盛况足以比埒19世纪三四十年代。
词学典籍几乎全部重新整理重印；词学研究论著如雨后春韭，一茬接一茬。
我们把当代唐宋词研究的代表成果分成四类：一类是基础工程建设方面的论著，一类是词论词作研究方面的论著，一类是词史编撰方面的论著，一类是鉴赏品评类方面的著作。
当然这四类并不能包括当代唐宋词研究的全部，但已能反映其盛况之大体面貌。
（一）基础工程建设方面词集编纂校勘有任半塘编著《敦煌歌辞总编》，任半塘、王昆吾编《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张璋、黄畲编《全唐五代词》，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全唐五代词》，唐圭璋编《全金元词》，孔凡礼编《全宋词补辑》等；词学资料的搜集整理有唐圭璋《词话丛编》、《宋词纪事》，龚兆吉《历代词论新编》，饶宗颐《词集考》，金启华等编《唐宋词集序跋汇编》，施蛰存主编《词集序跋萃编》，施蛰存、陈如江编《宋元词话》，钟振振主编《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等；词集的笺注和词人年谱有曾昭岷《温韦冯词新校》，徐培均校注《淮海居士长短句》，罗忼烈《周邦彦清真集笺》，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钱仲联《后村词笺注》，钟振振校注《东山词》，薛瑞生校注《乐章集》、《东坡词编年笺证》，吴熊和、沈松勤《张先集编年校注》，邓子勉校注《樵歌》，白敦仁《陈与义年谱》，王兆鹏《张元干年谱》、《两宋词人年谱》，蔡义江、蔡国黄《辛弃疾年谱》，孔凡礼《苏轼年谱》等。
当代词学基础工程建设成果巨大，量高质优，有些已成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工程，如任半塘、唐圭璋、饶宗颐的词集整理；唐圭璋、金启华、施蛰存的词学资料搜集；王仲闻、夏承焘、吴熊和的编年校注；夏承焘、王兆鹏、孔凡礼的词人年谱。
（二）词人词作研究方面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20世纪唐宋词研究的成果大部分集中在十大词人，尤其是排名三甲之列的苏轼、李清照、辛弃疾身上，明显成为此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5］。
如刘乃昌《辛弃疾论丛》、《苏轼文学论集》，王延梯《李清照评传》，徐中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苏轼研究学会编《东坡词论丛》，曾枣庄《苏轼评传》、《苏词汇评》、《苏轼研究史》，朱靖华《苏轼新论》，王水照《苏轼论稿》，陶文鹏《苏轼诗词艺术论》，其中尤以王水照、曾枣庄、刘乃昌的研究最有特色。
王水照《苏轼论稿》［6］是他有关苏轼的论文专集，其中有对苏轼创作发展阶段的厘分，有对苏轼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的论定，有对苏轼退居时期心态的探求，也有对苏轼高丽观的勾勒和对苏门创作群体的研究，还有对苏轼研究史的反思。
这些论文都能从苏轼研究的整体角度出发，对苏轼研究中业已存在的诸多问题和似是而非者，逐个阐释，以求正解。
其选题的原创性、立论的严谨性与论证的严密性在同类著作中是首屈一指的，其研究苏词的几篇论文均引起较大反响。
如《苏轼豪放词派的涵义和评价问题》一文，对词学研究中聚讼纷纭的、“豪放”、“婉约”之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认为“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分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或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形体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是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
作者摒弃了以往从艺术风格着眼的格套，改从清理这一对概念的历史来由及其涵义的嬗变过程入手，从词的源流正变上来把握这一对概念的实质，从而认识苏词的革新意义。
这种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具有纵向的穿透力和横向的延展性。
此文为解决这一长期的学术纷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切入口。
除了上述的单个词人词作的研究成果外，当代词学研究还产生了大量综合性研究成果。
如旧稿新版或修订再版的老一辈词学专家的研究成果有：唐圭璋《宋词四考》、《词学论丛》，宛敏灏《词学概论》，龙榆生《词曲概论》、《词学十讲》，詹安泰《詹安泰词学论稿》、《宋词散论》；第一次出版的全新研究成果有：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缪钺、叶嘉莹合著《灵谿词说》，万云骏《诗词曲欣赏论稿》，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美学》、《唐宋词纵横谈》、《唐宋词与人生》，马兴荣《词学综论》，华东师大中文系编写的《词学论稿》，施议对《词与音乐关系研究》，刘庆云《词话十论》，史双元《宋词与佛道思想》，蔡镇楚《宋词文化学研究》，钱鸿瑛《词的艺术世界》，吴惠娟《唐宋词审美观照》，邓乔彬《唐宋词美学》、《宋词与人生》，王筱芸《碧山词研究》，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宋词辨》，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王水照、保刈佳昭主编《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王水照等编《首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宋词研究之路》、《辛弃疾词心探微》，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罗立刚《宋元之际的哲学与文学》，崔海正《宋词研究述略》，王兆鹏《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唐宋词史论》，刘尊明《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唐五代词史论稿》，诸葛忆兵《徽宗词坛研究》，彭国忠《元祐词坛研究》，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方智范等人著《中国词学批评史》，孙克强《词学论考》，张惠民《宋代词学的审美理想》，梁荣基《词学理论综考》，邱世友《词论史论稿》，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沈家庄《宋词文化与文学新视野》，王昆吾《唐代酒令艺术》、《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