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摘要：阐述了五四前中国教育的基本状况，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传统文化教育的落后，以及五四运动期间，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进行全国范围的演讲，并且进一步阐述了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五四时期；杜威；教育思想；传播；影响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五四”运动时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教育的改革，由旧民族主义阶段，发展到了新民族主义阶段。

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的中国人接受的是旧教育，使得人们的思想愚钝非常，这直接导致中国人受到各国侵略者的压迫。

而面对这一绝境，中国人需要的是崛起。

一、“五四”前中国教育状况国民初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临时政府成立后将清朝的学部更名为教育部，蔡元培任第一教育总长，统管全国教育工作。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修正，把学堂均改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小学废止读经，禁用清朝学部的教材，一律改为符合国民时期的教材，小学以上年级加上体操课。

但女子教育仍处在不平等地位，女子最高只能受到中等教育，仅小学可以男女同学，为女子设立的中等学校又极少，并且大学不招收女生。

这种教育方式造成男女的不平等，也是促使中国教育发生变革的潜在因素。

在长期旧教育的压迫下，中国人浑然不觉自己的知识水平早已不及社会的变革。

直到巴黎和会上战胜中国主权的侵犯者和中国外交上的失败，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心，才使得中国人觉醒，中国人才肯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

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缺乏文化的思想启蒙和彻底变革是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教育始终无法进步的根本原因。

这一觉醒促使了西洋留学潮。

陈独秀在1917年提出“中国教育必须去取法西洋”的口号。

他认为东西教育差异没有地域之分，而是发展的时代不同。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从古至今一直都存在着教育变革的时代差异。

而西洋教育比中国教育早一步跨跃了时代，成功经历了变革，而这也成为了中国远去西洋学习教育方法的主要原因，这“取法西洋”的举动大大的提升了中国教育追赶世界教育发展的步伐。

二、“五四”期间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杜威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巨大。

杜威来华初期恰逢中国人民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也是彻底的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杜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访华的。

他1919年4月30日到中国直至1921年7月11日离开中国，一共在中国停留了两年两个月零十天。

杜威起初是在日本讲学，但是收到了蒋梦麟和郭秉文的拜托而来到中国，他深深感受到当时的旧中国正需要新鲜的教育思想来得到拯救。

他调整了自己的假期，增加了更多可以唤醒国民的不同角度的讲演。

杜威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其国家的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文化中得到启示就要彻底改造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

1、“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讲演该讲演从1919年9月20日开始在北京举行，后每周六下午四十续讲，直到1920年3月6日结束，共十六讲，杜威弟子胡适担任翻译。

杜威认为“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哲学，社会哲学发生时一定是在社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政治哲学的发生一定是在政治出现问题的时候。

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各类人群利益关系不平衡。

在政府与权利的关系问题上，杜威主张国家政府应该有权威，但是权利必须加以限制，不可滥用。

杜威最后提出，思想自由是民主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原因。

2、“教育哲学”讲演该讲演从1919年9月21日开始，一直延续到1920年2月26日，一共也是十六讲，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举行。

每周日上午9时开始讲演，弟子胡适为翻译。

在此次讲演中杜威阐述了三个主要问题：一、关于教育的一般理论；二、科学与教育的关系；三、各级各类教育。

对于教育的一般理论，杜威提出普及教育、重视生活、适应社会需要、造就社会人才。

就此杜威给出几个重要观点：第一，教育要从以学科为中心转移到以儿童为中心，即“以儿童为中心”。

第二，教学要从游戏、运动和手工三个方面着手，即“从做中学”。

第三，学校社会化，即“学校及社会”。

第四，教育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即“教育即是生活”。

关于科学与教育的关系，杜威特别强调了科学进步带来的思想方法和观念变革对教育内容和方法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他还指出无论哪个层次，哪种类型的教育，道德教育都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应养成虚心、诚实和负责的品行，不能只注重读书多、成绩好。

3、“伦理讲演”纪略该讲演从1919年10月15日起开始在北京举行，共十五讲，直至1920年3月12日结束。

杜威指出道德生活的性质，他总结出三项基本原则。

第一，道德应有助于人类社会及其成员的成长与发展；第二，道德应推崇公共利益，谋求最多数人的幸福；第三，道德应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尤其是社会的变革时期。

4、“思想之派别”讲演该讲演从1919年11月14日开始，到1920年1月30日结束，在北京，共八讲，每周五晚八时开讲。

该讲演中杜威介绍了四个流派的思想，即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系统派，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派，以洛克为代表的经验派，以及实验派。

并分析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与不足，实验要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5、“现代的三个哲学家”讲演该讲演从1920年3月5日起至1920年3月30日结束，一共三讲，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举行，每周二、五晚八时开讲。

这个讲演为的是介绍罗素、詹姆士、柏格森三位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和特点。

这些讲演的内容是为了让中国人民从封建社会中走出，走出传统的教育，将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介绍给了渴求新思想、新知识、新理论的中国知识界。

并使其在中国广为传播，使中国教育界进入了宣传、介绍并运用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高潮。

三、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最盛行的时期是五四时期以及之后的20、30年代。

杜威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社会”，“从做中学”以及“儿童中心主义”等新型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

“教育及生长，除它自身之外没有别的目的”，该理论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对美国的教育起了推动作用。

不仅理论向美国学习，学制的改革也向美国学习，以美国教育与体制为蓝本。

杜威的实用教育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对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订产生的深刻影响；第二，对教育理论的影响；第三，对课程、教材、教法的影响。

1、对1922年“壬戌学制”的制订产生的深刻影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了学制改革过程的关键环节。

1922年颁布的《壬戌学制》采用了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法。

学制所依据的标准、学制内容都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新学制所依据的标准是：1)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地方伸缩余地。

可以说，这几条标准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与社会和儿童生活的紧密联系。

从新学制的具体内容看，新学制“六三三”分段法，从中学开始实行选科制，注重天才和特殊教育，照顾学生的个性差异等都体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明显影响。

2、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杜威弟子及其他学者对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改造上。

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兴起之前，中国的新教育理论主要是从日本引入的赫尔巴特教育理论。

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兴起后，中国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运用实用主义理论来说明教育问题，并逐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教育理论。

对于“学生自治”这一养成学生独立精神和团体生活的自动行为，蒋梦麟看来是“教育即生活”的体现，办学者应给予热情鼓励和提倡；胡适则在治学方法上深受杜威思想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显然就是脱胎于杜威的思维五步法；陶行知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经过改造和创新，形成了其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生活教育”理论体系。

3、对课程、教材、教法的影响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教育应适应儿童个性发展需要和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强调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中心，以儿童的活动为中心，这些主张对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中国的课程、教材和教法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课程方面，1923年颁布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中学采用学分制和选修制，并把初中课程分为社会科、言文科、算学科、自然科、艺术科和体育科6大门类，实施综合性课程。

高级中学则采用综合中学制，分设普通科与职业科等等。

这些都反映了实用主义教育适应社会需要、注重教育生活性及重视儿童个性发展的主张。

在教材方面，1919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初级小学各科课本一律须用白话文编写。

同时期儿童读物大量出版，儿童文学编入小学国语教科书等。

无疑受杜威的平民主义观、儿童中心观的影响。

在教学法方面，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

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该方法创始人克伯屈访华，他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介绍设计教学法。

设计教学法的推行对于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自学能力等有着积极的意义。

四、结语杜威的教育思想对中国的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杜威的教育思想的传播成为了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对20世纪20、30年代的教育改革产生了最主要的影响，时代在新教育体制的推行下进步。

参考文献[1]《杜威教育思想引论》褚洪启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杜威五大讲演》杜威著胡适翻译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版[3]《杜威与中国》张宝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版[4]《民族主义与教育》杜威著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版[5]《中华民国教育史》冯开文人民出版社 1994版[6]《学校与社会》杜威教育论著选杜威上海师范大学杭州大学教育系 1977版[7]《我的教育信条》杜威教育论著选杜威上海师范大学杭州大学教育系 197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