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与文化的相互包含，相互作用，并互为目的和手段的交融关系。
它们都处在同一个层次，均由社会政治经济所决定。
社会发展不可能没有文化，而社会文化的传递和发展又依赖于社会教育。
二、文化是本质性的，教育是文化的形式，是一定人类文化的表现其一，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一些人类学家所指出的，所有主要的人类文化系统都必然包括教育的成分在内，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地指明文化应包括哪些领域，一一说明其涉及内容，但它首先应包括教育等在其中。
[2]可见，教育是文化的一分子，时时处处受着文化整体的制约。
其二，文化传统制约着教育活动的过程，不同教育反映着不同文化背景，体现着迥异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规范、观念形态的总体特征。
它大体可区为四个组成部分：价值体系、知识经验、思维方式、语言符号。
这四个方面相依不离，相分不杂，构成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容。
它们融汇于教育活动过程之中，制约着教育的方方面面。
在文化传统运行的过程中，会逐浙形成与此系统相契合的价值判断体系，它对教育的发展轨迹和文革起着调控、制约作用。
思维方式、知识经验受价值规范支配，也深深影响着教育的全过程。
由于各地区、各民族语言、反映方式、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教育具有多元化的色彩。
语言符号是文化传统传播、延续所必须的条件和工具，是文化的载体，对于文化全体的关系极为重大。
它作为文化中最早发生的部分之一，深深影响着肩负文化传递与传播重任的教育。
文化传统上述四个组成部分的协调、配合，造就了不同的教育体系，而“教育体系又是每个民族的民族意识、文化与传统的最高体系”，它“负有传递传统价值的职责”，“重复地把上一代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知识传给下一代。
”因而，有多少种不同的文化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教育也就不奇怪了。
其三，文化的流变制约着教育发展的历程。
文化并非仅静态地固守其传统，它在历史长河中屡有变迁，教育也随之嬗变更叠。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
知识的构成形态具有原始性，是以直接经验为主，并以感性的、现实的形态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的。
这种原始的文化形态，完全可以用口耳相传的教育方式传至下一代。
在这里，原始的、自然形态的教育方式与文化积累之间并不存在不相适应的矛盾。
在当今世界中，现代化已成为一个中心议题，一些发达国家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其付诸于实践，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吹响了现代化的号角。
文化现代化，建构新的文化观——这一现代化中或许是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正深入人心。
与此相应，教育的现代化也扯起了风帆，搞现代化的国家正在使自己的一套教育制度适应其具体的要求，使各种类型的教育活动整合于一个共同的制度框架，不断加强教育活动之间的统一性和相互联系。
其四：文化对教育具有多种功能和作用。
其作用的性质是一种影响性的。
教育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必然提高人们对教育的需要；满足人们的教育需求就必须发展教育事业。
一个国家的人均文化水平高，对受教育的需求程度也就越高。
优秀的文化传统需要通过教育来进行传递，这样就必然影响社会对教育内容的选择。
因此民族文化传统绝对教育传递的具体内容具有制约和影响作用。
同时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即价值和取向，将大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教育目的的确定、教育地位的认识以及教育观念和取向，将大大地影响着人们对教育目的的确定、教育地位的认识以及教育内容、手段和方法的选择。
从微观或具体面上进行分析，文化对教育的功能也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课程结构和教育内容。
社会文化的丰富发展，必须促进学鹇教育内容的丰富的课程结构的变化。
显然教育内容变化相地于文化发展来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但在社会文化大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可以打破教育的稳定格局，促进教育内容的发展和课程结构的变化。
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了学校课程的内容更新和结构变化。
我国教育文化学研究20世纪是人类文化、科学和教育突飞猛进的100年。
仅从教育学领域观察，可谓分支学科林立，思想流派纷呈。
借助文化哲学的力量，人类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和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么，存不存在一门教育文化学呢？如果我们假定它应该存在，它是怎样的一种景观呢？它研究了哪些问题？又是怎样进行研究的？社会效果和学术影响又如何？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要总结已有的认识成果，要反思存在的问题，更要预测其未来发展方向，以增强学科自我意识。
一、发展回顾我国教育文化学的研究，本世纪有两个比较集中的阶段。
一为建国前的30年代；二为建国后的80年代。
研究的重点及影响虽不相同，但研究的背景却存在惊人的相似。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加上丧权失地的屈辱，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
在技术引进（以洋务运动为标志）和政治改良（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标志）相继失败的情况下，遂注意到道德文化和学校教育的变革问题。
这就导致思想界、学术界对文化问题的关注。
受此推动和影响，教育文化学的研究（含译介）得以产生；只是与文化研究相比，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寥寥无几。
朱谦之30年代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只有几篇文章可供参考（注：朱谦之：《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38页。
）。
主要代表作是蒋经三的《文化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林砺儒的《文化教育学》，钱穆的《文化与教育》。
这些著作主要是译介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狄尔泰、斯普朗格等人的文化教育学思想，甚少研究教育文化问题。
（注：肖川：《教育文化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建国以后，教育理论界的注意力随时势而动。
60、70年代，聚焦于教育与政治；80年代至今，热点是教育与经济。
“以致30多年内出版《教育学》著作和其它教育理论专著中，却见不到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论述，就更谈不上专著了”（注：陈卫：《中国教育文化初探》，南京师大1993年博士论文。
）。
80年代后半期爆发了“文化”热潮。
受其感染，教育文化学的研究相继出现。
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理论刊物《教育研究》于1987年第9 期刊登了顾冠华《克服传统文化与教育的负面因素》一文，拉开了“教育与文化”这一课题研究的序幕。
有关论文、论著随之出版。
（注：傅维利等：《文化变迁与教育》，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肖川《教育与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992年，刁培萼主编的《教育文化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是我国第一本教育文化学专著。
一些教育学著作开始列述教育与文化问题。
（注：厉以贤主编：《现代教育原理》有专章论述“教育与文化发展”，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
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也讨论了教育与文化关系问题，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对德国文化教育学派，也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论。
（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教育文化学的研究已成为博士论文选题的重要方面。
除邹进外，有陈卫《中国教育文化初探》（南京师大博士论文，1993年），郑金洲《多元文化与教育》（华东师大博士论文，1996年）等。
不过，至今为止，与教育学的其它分支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比较起来，教育文化学的研究显得单薄得多。
比如，《教育研究》直到1991年才在总目录中设“教育与文化”专栏（还不是问题讨论专栏）；笔者系统查阅1985年来的《教育研究》、《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和《华东师大学报》（教科版），所得较有份量的文章总共不到30篇。
令人欣喜的是，1995年教育基本理论年会专门讨论了教育与文化问题。
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对教育与文化问题研究比较系统、集中，注意和着手也比较早。
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田培林先生。
据笔者所接触的材料看，他们的研究重在介绍、传播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意在达成对教育本质更新、更深理解。
二、主要成就在教育文化学这面旗帜下，究竟研究了哪些问题？依据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大致可分为8个方面，分述如下：（一）教育与文化相互作用的一般研究首先是文化的教育功能。
一方面，文化本身即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
因为人是文化的动物。
另一方面，文化作为学校教育的背景因素，对教育发展起控制作用。
（注：主要参考肖川著《教育与文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8至37页。
）其次是教育的文化功能。
即“教育将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等在内）加以有目的有意识地传递与保存，并通过选择与重组而实现文化的改造和创新，由此影响社会生活与精神”（注：丁钢主编：《文化的传递与嬗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
简而言之，它指教育对文化的传递与保存、改造与创新。
周志超指出，现行教育的文化功能严重地窄化了。
（注：周志超：《试论教育文化功能的形成、释放与完善》，《江西教育科研》1991年第6期。
）其集中表现是，教育在传递人类文化精华，促进人的社会化、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日益弱化。
导致弱化的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僵化的教育体制。
再次，关于教育文化功能的实现问题。
学校教育的文化发生，首先在于对文化进行选择。
教育对文化选择的方法有两大类四小点。
（注：杨斌：《试论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教育理论与实践》1988年第6 期。
）上述教育文化功能的研究，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认识是从静态着眼的；但是，文化是动态的发展的，在此过程中，教育的价值、作用何在呢？鲁洁教授以文化变迁与教育为题，深入阐述了这个问题。
（注：鲁洁：《文化变迁与教育》，《教育研究》1990年第8期。
）她指出，文化变迁的最终动因归之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却不能简单地用经济发展规律来作出说明，文化发展有它内在的动因。
教育于其中的作用是：第一，在各个文化子系统的矛盾运动中，教育与科学一起成为整个文化链条中关键性的一环，制动着整个文化的变迁与发展。
第二，在文化三个层面（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心理意识层面）的矛盾运动中，教育对文化诸层面的变化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而尤以对深层结构即心理意识的变化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三，在文化的主客体矛盾运动中，教育既具有形成一定文化材，对主体具有使之“定形”和固定的功能，也具有使文化主体得以产生超越现实客体——文化材的意向和能力；而后者恰恰是表现了当代教育的主要功能。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论者提出了“教育与文化力”的问题。
（注：金生＠①：《教育与文化力》，《现代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
）金生＠①指出，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与动力，文化力是社会发展必须依赖的力量，教育通过使文化力不断主体化与实践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历时性研究对于像我国这样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文明和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国来讲，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80年代教育文化学研究只是这个课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由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逻辑延伸到教育改革与文化上来。
研究者已区分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注：冯增俊：《文化传统与现代教育改革》，《教育研究》1992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