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对德国的影响及德国表现随着2009年欧债危机的爆发，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国家受到重创，成为“重灾区”，而德国则是“鹤立鸡群”，不仅在经济领域“一枝独秀”，而且社会局势相对平稳和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表现(1)经济总体表现良好虽然德国经济遭受了欧债危机的严重冲击，200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萎缩5.1％，创下了两德统一以来经济发展的最差纪录，下跌幅度甚至还略高于欧盟平均跌幅；但此后在2010年和2011年，受惠于德国政府有力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外部需求旺盛等临时性因素，更主要的是得益于德国发展模式的长期结构性优势，德国经济出现强势反弹，经济同比增长率分别达到了4.O％和3.3％，增速约为欧盟的2倍；尽管自2011年下半年起，由于受欧债危机传染效应的影响，德国也随同其他欧盟国家一起二次探底并于2013年下半年开始逐渐复苏。

但其经济增速仍分别达到0.7％和0.4％，明显高于欧盟-0.4％和0.1％的平均增长率。

(2)劳动力市场创造“就业奇迹”首先，危机期间，欧盟国家平均失业率持续攀升，2013年高达10.9％，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甚至飙升到23.2％。

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同期德国的失业率却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从2009年的7.8％降至2013年的5.3％，尚不及欧盟平均值的一半，仅为失业问题最严重的希腊和西班牙的五分之一。

德国青年失业率2013年底也仅有7.4％，不到欧盟平均的1/3。

其次，从德国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历史沿革来看，欧债危机期间德国劳动力市场延续了2005年以来就业持续改善的趋势，并于2013年开创了两德统一以来的最低失业率纪录。

最后，德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奇迹还表现在，不仅本国就业人数上升，失业率较低，而且开工率足，吸引了大批外来劳力。

这可以从流人德国的外国移民的数据得到验证：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三年净流人人口不断攀升，分别达到12.8万、27.9万及36.9万。

而2013年德国的外来净流人人口超过4O万，创了2O年以来的新高。

外来移民的增加，扩大了生产潜力，缓解了工资增长压力，同时对深受老龄化困扰的德国社会保障筹资来说，也起到了改善人口结构和缓解资金缺口的作用。

(3)出口旺盛，成为主要增长动力欧债危机未能撼动出口在德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

总体上看，德国出口继续呈现高歌猛进的态势：其一，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9年的33.8％增加到2012年的41.1％；其二，2013年德国对外贸易顺差达到1989亿欧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三，自2010年后，出口再次成为德国经济复苏的引擎，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私人消费中，其对德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远超消费和投资(见表1)。

(4)政府赤字和公共债务增长较为温和欧债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都经历了经济衰退并为此实施了大量追加的财政刺激措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因之显著恶化。

而德国尽管在危机初期也采取了财政刺激举措，财政赤字率从2009年的3.1％上升为2010年的4.2％，超过《稳定和增长公约》规定的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亦从危机前不足70％攀升至2010的82.5％的水平，越过了60％的红线。

但较之其他成员国，德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的比率明显低于欧盟平均水平，更不用说深陷债务危机之中的外围国家。

(见表2)(二)社会方面表现(1)劳资关系较为和谐尽管欧债危机恶化了各国的经济和就业状况，但德国社会形势总体表现平稳，尤其是劳资关系较为和谐，这从罢工人数和因罢工损失的工时数这两大指标可以得到清晰的验证，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罢工还是因之损失的工时数均有所下降而非上升。

(2)社会贫富差距缩小，财富分配趋于相对平均尽管在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中，德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但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分化苗头，进入本世纪后扩大之势加速。

以低于社会人均可支配收入的60％作为贫困的判定标准，本世纪初德国约有13％的贫困人口，2007年上升至20.6％，达到了本世纪以来的新高。

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的贫富差距出现了明显收敛的趋势。

以不同收入人群收入比来看，最高收入的20％人群与最低收入的20％人群收入比由2009年的4.5倍缩小到4.3倍。

而以全面衡量社会收入差距最具有代表性的基尼系数来看，结论也是如此，从2008年30.2％下降到2012年的28.3％。

德国在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的原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据分析，美国和欧洲主要债务国深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制造业的转移和流失，由此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攀升，最后陷入经济的衰退。

与此相比，德国之所以能够挺过债务危机，重要原因在于其在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工业地位。

制造业在德国财富比例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直接推动就业和拉动出口，积累社会财富。

德国是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传统高端制造业的代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欧洲头号经济体，其工业制造业占GDP的29%，成为经济的“脊梁”，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德国的精密机械、制药、工程机械、汽车制造、环保产业闻名于世，产品以质量可靠著称。

正是依靠制造业的发达，德国自2003年开始即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直到2009年才被新崛起的“世界工厂”中国推到第二的位子。

而且，德国是一个强大、高效的工业化出口引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欧元区其他大部分国家）享有巨大贸易顺差。

与其将出口带来的这笔财富用于提高生活水平，节俭的德国人更愿意将它投入储蓄，交给资本化程度很低的德国银行，而不愿将新近获得的财富用于进口产品与服务上。

德国的出口竞争力不是来自于廉价货币，而是德国企业的生产效率、质量、品牌与技术。

当欧元大幅升值时，法国、意大利抱怨不断，德国却从未把汇率视为核心问题。

德国主要关心货币的稳定，认为这是经济持续繁荣不可或缺的条件。

持续的社会经济改革目前德国的状况令欧洲各国羡慕不已。

然而，十几年前的德国还是一个“欧洲病人”，与希腊当前的状况颇为相似。

受到长久奉行的高福利制度以及两德统一后遗症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德国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升高和高福利导致德国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大批制造业企业迁出德国，收支失衡也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

正是深刻认识到高福利体制的缺陷，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1998年上台不久就制定了“2010年议程”，改革计划几乎涵盖了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通过降低税率增加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刺激消费和投资；改革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逐年削减失业者的救济金并加强再就业培训；推迟甚至暂时冻结退休者养老金的增加等。

过去十年中，德国在劳动力市场、东西德平衡、人口问题、移民制度等方面大刀阔斧地改革，已经成为欧洲各国未来社会经济改革的模范。

德国总理眼看中国、东欧廉价劳力崛起，他亲自出马与工会领袖面对面谈判，最终换得他们对全球经济趋势的理解。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过去10年，德国薪资实际降低了4.5%。

工会的让步换来的是工厂尖端技术不外移，德国出口竞争力大增。

德国人口仅8200万，却维持了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地位，出口为德国带来巨额经常盈余，每年贡献2/3的增长。

改革总是伴随着痛苦，施罗德个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2005年的大选后黯然下台。

但随后默克尔内阁依然坚持了“2010年议程”的改革思路，她谨慎考虑社会承受力，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推进改革，在形势严峻的时候延缓改革。

两届德国政府10年改革的成效，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逐步显现出来。

其中，劳动力市场改革是德国十年改革的核心，核心思路是在继续保持欧洲“公平”传统的同时，借鉴英美等国促进“效率”的经验，使德国社会经济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施罗德和默克尔两届政府都将推动就业作为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标。

施罗德强力改革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政策核心是降低失业保障，特别是对长久失业者降低保障，同时为愿意寻找工作的人提供培训和支持等；默克尔政府继续推行“迷你工作”、临时工等新的工作形式和福利形式，在2005年到2008年间，德国失业人口从500万人下降到300万人，即使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率仍然能保持基本平稳的态势。

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长期人口下降，也是德国社会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家庭的出生率开始下降，人口负增长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据德国政府预计，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比现在减少800万到1400万人。

德国政府对此有着深刻认识，推动家庭结构改革是政府解决人口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

比如著名的“哈茨计划”，为德国的家庭提供大量的生育补贴，保障有两到三个孩子的家庭母亲能够不外出工作而生活。

德国在整个社会结构改革中，注重家庭的价值以及家庭与经济的平衡，使得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平大大提高。

移民问题在欧洲各国普遍存在。

德国政府在推动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加强移民后代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德国在2000年和2005年两次修改移民法，对于外国移民加入德国国籍给予了更公平的待遇。

德国10年间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改变了外界“欧洲无力改革”的观念。

德国如今是欧洲当之无愧的地理中心、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10年前的“病人”已成为当前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和中流砥柱。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感叹，德国人以古板著称，但现在正变得令人吃惊的灵活。

审慎财政与坚挺货币从宏观经济政策看，审慎财政与坚挺货币政策长期以来是德国的镇国之宝，无论哪个政党在位，都对此持有不可动摇的共识。

无论在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包括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德国都基本上奉行了这两项原则。

德国对于美国自2008年来所倡导的全球大规模刺激政策不以为然，并感到忧虑，认为低储蓄高消费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源，而通过赤字财政刺激需求只会导致未来新的不平衡不稳定。

尽管在财政刺激上非常谨慎，德国仍是全球经济复苏最早和最强劲的国家之一。

德国对于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来自赤字财政实验带来的后果。

1989年柏林墙崩塌，东西德统一。

为了重振东德经济，德国实行了大规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转移支付、补贴和政府公共基础设施等项目，导致财政状况急剧恶化，德国经济持续了十余年的不景气。

除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对于审慎财政的偏离，德国基本上是一个财经政策高度保守和谨慎自律的国家。

尽管人口老化和高社会福利水平，德国现在的国债余额仅为GDP的75%，是欧盟中最低的。

在全球危机前，英国、爱尔兰、西班牙等国信用泛滥、房地产泡沫严重，而德国的房地产价格基本上是一条水平线。

如果一些欧洲国家希望从根本上摆脱债务危机，德国为它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