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论，研究参与人在相互影响下的决策行为的理论。从 1928 年， 冯・诺依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 从而宣告了博弈 论正式诞生以来， 博弈论不仅成为数学的一个分支， 在经济学领 域也有十分重要的应用。 近年来， 博弈论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在政 治、 军事、 管理、 法律、 生物学、 心理学、 社会学、 历史学等众多领域 得到广泛应用。 博弈论的基本假设： 参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 “在博弈论的 世界里没有仁慈或怜悯， 只有自利。①即博弈论排除道德、 ” 良心、 情感、 责任等社会及心理因素， 唯一以相对最大化赢利为行动选 择的标准。这里的 “利润” “赢利” 或 并非指经济学中的意义。在 政治学中包括选票数、 支持者人数、 社会评价、 人民喜好等诸多要 素， 这些要素不仅能够给参与人带来一定的满足程度， 更能给参 与人带来 “权力” 选举权、 ， 决策权、 公民权、 表决权等政治权力。 这些 “利润” “赢利” 或 能够用数字度量， 或者至少能够比较大小。 博弈论的描述包括参与人、 行动、 信息、 策略、 支付、 结果和均 衡等构成要素， 但其最基本的要素 （罗伯特・奥曼） 包括参与人、 策略和效用函数。 政治学中， 博弈的参与人包括与政治利益相关 的人， 如人民、 政党、 国家机关、 利益团体、 候选人、 选民、 大众媒体 等； 博弈的策略包括各种为达到政治目的所采取的政治行为， 如 支持或反对、 选举或被选举、 投票、 表决等； 博弈的效用包括政治 权力或资源的分配状况， 如当选或落选、 通过或未通过、 公众支持 或不支持、 社会评价高或低等等。 博弈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均衡， 是指所有参与人的最优 战略或者行动的组合。 它区别于其他领域中的均衡概念， 不是指 代均衡的结果， 而是导致结果的策略组合。 博弈论的均衡点并不 是博弈总体上的最优解， 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从个体利益出发所达 到的利益最大化解， 这也体现了博弈参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 的前提假设。 一、 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模型， 可谓博弈论的最经典模型， 反映参与人的个 体理性选择最终导致群体利益受损的困境。政治学中也广泛存 在着囚徒困境。 1984 年， 美国联邦政府陷入巨额财政赤字的深渊， 在难以削 减财政开支的情况下， 增税成为必然。 面对财政危机和社会民众 的担忧， 正值大选的总统候选人便陷入了囚徒困境。 民主党候选 人沃尔特・蒙代尔 （WalterMondale） 欲以增税来提高影响力， 而 共和党的罗纳德・里根 （RonaldReagan） 却放言绝不加税。 从全局看， 这次博弈的最优选择是双方都选择主动加税， 共 同承担民众的谴责， 共同分享政策效果带来的好处； 其次的策略 选择是， 一方主动增税， 一方被动增说， 主动方付出政治代价， 即 很可能因此而失去部分选票， 被动方则坐享其成； 最坏的选择是， 双方同时不作为， 而眼看赤字增大， 经济下滑。
图1 ( 博弈论的分析结果告诉我们，2,2)是这一博弈的均衡点。 因 为从其中一方出发， 无论对方选择什么策略， 自己选择“坚持被 动” 的策略都能得到更高的效用。 例如， 从共和党的角度分析， 如 果民主党选择 “主动增税” 那么共和党应该选择 ， “坚持被动” 因 ， 为 4>3； 如果民主党选择“坚持被动” 共和党也应选择“坚持被 ， 动” 因为 2>1。因而， ， 最后双方均会选择被动的策略， 而导致财 政和税收的问题难以解决。事实也确实如此， 1986 年第 99 届国 会并没有做出加税的决定，政治机制阻碍了这一惠民政策的出 台。② 囚徒困境告诉我们， 每一方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选择， 结果 却是集体遭殃。 可见，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在行为选择中是有可 能冲突的， 即基于个体的理性思维可能导致集体的不理性。 在争 夺政治权力或公共权力的博弈中， 这种理性冲突更是常见而深刻 的， 因为它的决策结果所影响到的不是某个群体的利益， 而很可 能是所有社会大众的利益，要迎合如此多的群体利益更是困难 的。 二、 走出困境 无疑， 克服囚徒困境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合谋 （联盟） 即参与 ， 人达成某种共识， 并订立契约， 选择符合集体利益的策略。 然而， 如何使联盟稳定成为关键。在上述案例中， 两党如果订立契约， 组成联盟， 一致推行主动增税的策略， 于国于民于己都是最好的。 可惜， 问题的关键在于， 如果其中一方违约， 另一方仍在无知中坚 守契约， 违约方的效用将远远大于守约方 （4>1） 可见守约的代价 ， 是高昂的。 我们无法用道德约束两党同时守约， 不仅因为博弈论 不考虑道德因素，同时是因为作为以追求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政 党， 其道德常常是令人怀疑的， 更不用说在诸如美国这样对掌权 者极度不信任的社会中， 靠道德来约束政党看似十分可笑。 博弈论中提出了许多走出困境的方法， 例如， 对违约者的报 复或惩罚、 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培养双方信任的组织文化、 由第 三方进行监督等等。不过上述方法对上述案例的效果似乎并不 明显。正如毛泽东指出的， “政党就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社 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③尽管现代 ” 政党的阶级性有所减弱， 但并未完全消失， 这主要表现在党派的 价值观、 意识形态、 组织形式和政策倾向上， 这些分歧使得党派之
在承诺或规定的期限内不履行刑事和解义务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 作出起诉决定。 ” 二要细化规则， 增强可操作性。 在地方性规范文件例如广东 省的 《指导意见》 应进一步明确操作细则， 中， 笔者建议对 《指导意 见》 第四条规定进行修改： “对于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 人民 法院、 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以进行刑事和解， 并须在案件审结期限届满前十五日提交和解协议书。 ”并在具体 实践中， 向当事人提供具备统一格式规范的和解协议书。此外， 在第八条后增加规定：人民法院、 “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达成的和 解协议经审查不符合适用和解规定的， 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不适 用理由。以彰显阳光诉讼的务实、 ” 公开 三要摆正态度， 增强司法权威性。笔者认为， 我们检察机关 执法者的责任， 不仅是坚定地贯彻政策、 实施法律、 服从上级检察 机关的领导， 还应时刻警惕政策的异化和执行的机械化， 保证贯 彻政策和领导指示精神合法合理合情，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统一。 例如在行为人 “以钱赎刑” 附条件和解的情况下， 我们要 正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精神和刑事和解的实质条件， 严 格审查， 坚决避免法律工具化、 实用化， 树立司法的权威。 又如对 于相似的个案是否能作相同处理的问题， 笔者建议取消不起诉率 这一硬性指标要求， 只要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相同个案， 都应一 视同仁地处理， 这样才符合司法公正原则， 从而树立公信力。此 外， 在立法对和解案件范围、 调解主体、 程序以及从宽幅度等问题 作出明确规定之前， 处理和解案件务必慎重， 应充分考虑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任意超越职权、 盲目适用都是不妥当的。
・理论新探・
分配等等， 委托—代理模型随处可见。 分而治之为委托人提供了 破解代理人相互串通的手段， 以维持委托—代理关系的稳定运行。 “委托人必须调整原有的激励计划以确保这些背离者能获得 比他们在利益集团中更多的收益。 假设利益集团是可以维持的， 这就意味着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重新分配合谋收益以协调各方的 利益冲突并保证这些潜在的背离者仍然留在集团中。因此为了 防范合谋， 委托人必须确保利益集团的合谋收益为零， 不然的话， 合谋集团总是可以通过重新分配合谋收益以确保集团中的每个 参与者获得帕累托改进。⑤歧视性政策就是分而治之思想的一个 ” 很好手段。 由此， 我们不难发现， 囚徒困境并非总是带给人类灾难， 只要 制度设计合理， 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好处， 在囚徒困境的原始 案例中， 我们正是利用这个模型使得囚徒招供， 而让囚徒得到了 应有的惩罚。 除了囚徒困境模型， 投票模型、 Hotelling 模型等都对政治学 的分析有很大的帮助。 正如萨缪尔森指出的， 要在现代社会做一 个有文化的人， 你必须对博弈论有大致的了解。 在以权力和权威 为核心的政治学研究， 博弈论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问题的 方法和思考问题的思维， 让我们从确切的数量关系中体味政治学 的奥秘， 从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中审视政治中的博弈。
・理论新探・
２ ００９． ８（上）
政治学中的博弈初探
张
摘 要
桐
近二三十年来， 博弈论不断发展， 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得益于众多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竞相借鉴博弈论的研究
成果和研究方法。博弈论的分析视角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定量式的分析模式，囚徒困境模型作为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对 分析政治学的问题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关键词 博弈论 囚徒困境 政治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92(2009)08-376-02 模型： 参与人为民政党和共和党， 双方所选择的策略包括主 动增税和坚持被动， 将双方的 “利润” 量化为 1、 3、 数字越大， 2、 4， 效用越高。该博弈可描述如下： 中图分类号： D602
作者简介： 张桐，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 研究方向： 行政学理论。
２００ ９．８（上）
间形成较为稳定的联盟是困难的。 但是， 对囚徒困境的求解在政治上仍然是有用的。 在我国的 春秋战国时期， 为了抵抗强大的敌国， 联盟成为了必然选择， 同 样， 囚徒困境也在所难免。在合作不稳定的情况下， 双方都选择 背离盟约成了博弈的均衡点。于是， 为了走出困境， 盟约国互派 人质， 从而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历史上， 秦始皇、 赵长安君、 ④ 燕太子丹等都曾作过联盟中的人质。 互派人质就是囚徒困境的 一个解。 三、 分而治之 有盾自有矛。 博弈会无休止的进行下去， 政治中的博弈尤其 如此， 因为每个参与人都会看到对方的策略选择。 针对可能的合 谋现象， 分而治之又往往成为破解合谋的机制。 杰斐逊认为： 哪里只要有人就会有政党； 只要有自由的人， 他 们就要表达他们的意见。为什么类似党派这样的政治派系如此 之多？不仅因为人们表达意见的强烈欲望， 也在于这种派系斗争 是必要的，甚至有的政治领导人正是为其他派系制造了囚徒困 境， 使其在相互争斗中消耗力量， 以此保全领导人或执政党的实 力。 中国古代的当权者在器重朝中贤臣的同时， 也不忘 “亲小人” 。 贤臣的赫赫功名往往对皇帝的地位造成潜在威胁，亲小人” “ 就可 以以小人之力牵制贤臣的力量， 平衡忠奸而保全自己。同样， 为 了防止民众造反， 分而治之的思想也用于创造囚徒困境式的社会 机制， 使人民在其中消耗能量， 防止联合起来， 而达到长治久安。 元朝建国之初， 为了削弱人民的力量， 维护蒙古贵族的利益， 采取 了民族压迫政策， 即将全国人分为不同等级， 分别在政治、 经济和 文化等多方面区别对待， 使得国内阶级和民族矛盾不断加深。 政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极为常见，从人民让渡权力给国 家， 国家分配权力给国家机关， 权力运作中的决策、 执行和监督的 （上接第 354 页） 和解制度的设立原意来看， 从宽处理刑事和解案 件，是出于鼓励犯罪嫌疑人真诚悔过致歉并积极赔偿被害人损 失， 以达到正义的目的， 悔过行为是因， 从宽处理是果， 而犯罪嫌 疑人一方附加条件给付赔偿则是倒果为因， 有可能助长不道德意 识， 更是对代表国家指控犯罪的公权力的一种蔑视， 使得检察机 关和法律后果成为双方当事人利用的工具或筹码。 二、 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 笔者认为一要统一立法， 增强原则性指引。 从立法价值来看， 刑事和解体现了化解社会矛盾， 保护被害人利 益， 教育感化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和节约诉讼资源的多元价值， 对 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作用，对于人民群众这种新的司法需 求， 法律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应该作出明确规定。从立法基础来 看， 现行刑事立法的规定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相关的制度基 础，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 而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自诉案件可以和解、 撤诉， 公诉案件的微 ② 罪不起诉等等， 都蕴涵了刑事和解的一些价值理念。 据此， 笔者 赞同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龚佳禾检察长在今年两会上提出的相关 建议， 在刑法第二十一条后增加规定：犯罪行为人以悔罪、 “ 赔偿、 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谅解， 是刑事和解。 犯罪后当事人之间 达成刑事和解的， 对犯罪人可以从轻、 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 与之相应， 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后增加规定：对于犯 “ 罪情节轻微， 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刑事和解并且完全履行的， 人 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犯罪嫌疑人对刑事和解的义务 分期履行的， 或者虽然完全履行但有必要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 出暂缓起诉决定。犯罪嫌疑人在承诺或人民检察院规定的期限 内完全履行刑事和解义务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从犯罪嫌疑人履行 义务完成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不起诉或起诉决定。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