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7月 Vol. 32 No. 4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ul. 2010────────── 收稿日期：2010-04-26作者简介：王彦霞（1977-），女，河北衡水人，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和史学史。
-51-✧历史学研究✧毕沅《续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之辨王彦霞（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摘 要：《续资治通鉴》被史学界公认为诸家续《通鉴》著作中最好的一种，无论从其体例改进、史料价值而言，还是就其史学思想而言，《续通鉴》都称得上是后来居上的通鉴学力作。
关键词：剪裁条理；考辨审慎；正统观；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 K 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15(2010)04-0051-05On the Historiographic Value of Xuzizhitongjian Written by Bi YuanWANG Yan-xia(School of Art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Abstract: Xuzizhitongjian is the best one of the continuations of Tongjian . It is a common view among historiographic scholars that Xuzizhitongjian is better than all previous continuations of Tongjian , either in its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book, its historiographic value, or its thoughts.Key words: clipping and consecution; refinement of textual research; orthodox ideas; provision of experience for the practice《续资治通鉴》（下简称《续通鉴》）220卷，仿《通鉴》体例记宋元史事，毕沅集幕府之力，历二十余年编撰而成。
虽无法与《通鉴》相媲美，但后世并不否认它是诸家续《通鉴》著作中最好的一种。
《书目答问》曾这样评价它：“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续通鉴》）皆可废。
”[1]梁启超虽认为在可读性上《续通鉴》不如《通鉴》，但对其价值也持此论，“盖自此书出，而诸家《续鉴》可废矣。
”[2,p274] “毕沅《续资治通鉴》亦称善本。
”[3]苏州书局将其与《通鉴》合订出版，也是对其价值的肯定。
《续通鉴》得到后世的认可，主要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史学价值。
一、对《通鉴》及以前续作体例承继中有发展 （一）对《通鉴》及续作纪年之改进《续通鉴》无论是帝王纪年，改元之际的纪年，还是朝代更替之际的纪年，都较前代客观合理，这是对已有续作纪年方法避其短、汲其长的结果。
第一，帝王纪年更合理。
称帝即为之纪年，这是编年体史书的一般通例。
但金承麟称末帝仅一日即亡，《通鉴续编》仍为之纪年，“不免循名失实”。
西辽自德宗以下并无事迹可纪，而《通鉴续编》“必缕列其间”，不过为存宋末昰、昺二王之正统，因而有“辗转相牵，生是义例，非千古公评”[4]之嫌。
但《续通鉴》不拘于此例，灵活运用，视情况而定，记金承麟和西辽德宗以下之事，但并不为之纪年。
显然，《续通鉴》借鉴了《通鉴续编》之不足，帝王纪年更为合理。
第二，对于一年两元之纪年，《通鉴》以后改者为定，这给后人造成了诸多不便，朱熹对其进行了改进，但亦存在不当之处。
对此毕沅已有认识，“温公书年号皆以后改者为定，虽易姓之际，亦用此例，如汉献未禅而岁首已系黄初，魏主尚存而春初即称泰始，颇为后儒所讥。
宋太宗嗣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温公例，于丙子岁春即书太平兴国，则太祖嫌于不终。
若以纲目例，须于丁丑春始书太平兴国二年，则太宗嫌于无始。
”既然《通鉴》、《纲目》两者都存在不足，就需对其进行改进，毕氏“参用李焘、徐乾学之例，十一月以前仍称开宝九年，属之太祖纪；十二年以后称太平兴国，属之太宗纪，虽与温公有异，而义例较安，且合于前史本纪之通例，非自我作古也。
至太宗改元，本为失礼，后朱子论此事亦云：‘开国之初，一时人才粗疏，理会不得。
’明程第32卷第4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7月-52-敏政作《宋纪受终考》，曲为回护，殊为多事。
今但直书其事，是非自不能掩矣。
”[5]由此可以看出，毕氏之所以能超越司马光和朱熹，是站在前人肩膀上的，李焘、徐氏已用此例，毕氏不过承袭而已。
第三，对朝代更替之际纪年更为客观。
《元史续编》不予宋末二王之统，附元代年号之下，《续通鉴》对这一纪年方法加以承继，将宋末二王景炎、祥兴二年号附于元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之下。
据史实来看，宋之统绪昰、昺二王偏执一隅，是公元1276年后之事，适时元朝在中原的统治早已巩固多年，主导当时历史发展方向的是元统治者，因而以元为主线，宋末二王附于后的纪年方法，既符合史事记载的主体性原则，又兼顾了史事记载的全面性。
（二）宋、辽、金史事并重《续通鉴》矫正以往续作详两宋而略辽、金、西夏的弊病，增加记载少数民族史事的篇幅。
辽、金、西夏作为与宋、元皇朝并存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由于民族偏见，历来受重视程度不够，陈、薛、王、徐氏四家续鉴记载其史事都极为缺略。
毕氏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主，参以《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兴小纪》、《长编纪事本末》、《宋季三朝政要》、《十国春秋》、《东都事略》等书使其记述更加详备，并另据《契丹国志》等书，补辽、金、西夏史事之缺漏。
元朝事则多引文集，旁及说部之可信者，大大丰富了辽、金、西夏、元朝史事的记载。
其中辽、金、西夏史事附于宋年号之下，记载内容涉及的层面及详尽程度与宋无别。
元朝史事加详则直接表现为篇幅增多。
元在朝时间为61年，近于全书总时长372年的1/6，而篇幅为38卷，超过了全书总卷数220卷的1/6，可见元史事在全书的比重并不占劣势。
《续通鉴》既在史事详尽程度上将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皇朝等而视之，又注意在史事记述中，本着不为中原皇朝讳、尊重历史真相的原则，摈弃了狭隘的民族观。
毕氏能在民族观上有这样大的进步，与清朝是少数民族占统治地位这一政治背景是紧密相关的。
（三）多种记叙体例的运用以时间为线索记叙事件是编年体史书表述历史的主要形式，但这容易割裂史事的完整性。
在时间本位与事件本位相抵触的情况下，《续通鉴》常常并不拘泥于“以事系日”，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逐条排列史事的程式，而采用以事件为线索组织材料的写法，突破了编年体的局限，扩大了记事容量。
《续通鉴》主要运用的叙事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对某些重要历史事件，采用连载法，始末连贯，因果彰显，在全书中成为相对独立的章节。
如卷一百六十一嘉定十二年（金兴定三年，蒙古太祖十四年）七月，记述孟宗政威振境外时，就采用了连载法，叙述了枣阳、唐、邓、瀼阳等一系列战事。
“金完颜额尔克拥步骑傅枣阳城，孟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楼栅，……金屯兵枣阳城下八十馀日，赵方知其气竭，乃召国、再兴还，并东师隶于再兴，克期合战。
再兴败金人于瀼河，又败之城南。
宗政自城中出击，内外合势，士气大振，贾勇入金营，自晡至三更，杀其众三万，金人大溃。
额尔克单骑遁，追至马蹬寨，焚其城，入邓州而还。
金人自是不敢窥襄阳、枣阳。
中原遗民来归以万数，宗政发廪赡之，给田创屋，籍其勇壮，号忠顺军，俾出没唐、邓间。
宗政由是威振境外。
”[5]其二，对某些单独列出条目，而又值得一提的“次等”史事，多用附叙法，先述一事，逐后连及其他。
如卷四乾德三年（辽应历十五年）正月，先记王全斌慰抚军民之事：“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审征以蜀主降表至。
全斌受之，遣通事舍人汝阴田钦祚乘驿入奏，又遣康延泽趋成都见蜀主，谕以恩信，慰抚军民。
”刘光义克峡路，在曹彬建议下，同样对军民秋毫无犯，与王全斌慰抚军民之事相类，故附叙在后。
“初，刘光义等发夔州，万、施、开、忠、遂等州刺史皆迎降。
光义入城，尽以府库钱帛给军士。
诸将所过，咸欲屠戮，独曹彬禁之，乃止，故峡路兵始终秋毫无犯。
帝闻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赐彬诏褒之。
”[5]其三，采用追叙法，先及本事，后溯由来。
如卷十五端拱二年（辽统和七年）七月，先叙张齐贤被任命一事：“甲申，以知代州张齐贤为刑部侍郎、枢密副使。
” 紧跟其后说明了有此任命的具体原因：“先是，宰相赵普奏疏言：‘国家山河至广，文轨虽同，干戈未息，防微虑远，必资通变之材。
去年北师入边，生灵受弊。
……免贻众怒。
’复以札子言：‘齐贤德义，素为乡里所推，……朝行夕死，是所甘心。
’帝纳其言，故有是命。
”[5]其四为补叙法，首先依时述事，其次点明后果。
如卷一百六十六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太宗五年）正月，先记田雄之任命：“蒙古以田雄镇抚陕西，总管京兆等路事。
” 下叙其任命后之结果：“时关中郡县萧然，雄披荆榛，立官府，开陈祸福，招徠四山堡寨之未降者，获其人，皆慰遣之，由是归附日众。
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
”[5]上述几种叙事方法在《续通鉴》中的运用俯拾即是，不再一一枚举。
同时，《续通鉴》还不拘于以记事为本位，在人物的卒年之后，吸收纪传体的优点，以“列传”叙述人物生平事迹。
传记内容视人物地位和社会的影响力而定，对于地位显赫、社会影响大者，一般叙述较为详细，多涉其具体仕途生涯，如哈喇托克托，曾官居要职，其卒后，传记即是此类。
见卷二百三泰定四年十二月：“前江南行台御史大夫哈喇托克托卒。
”王彦霞：毕沅《续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之辨-53-“延祐末，托克托为江西行省左丞相，……其没也，即于中祀焉。
”[5]对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续通鉴》则采取叙其典型、突出事迹的方法。
如卷五开宝元年（辽应历十八年），节度使韩令坤卒后之传记，只突出记载了镇守常山之事：“夏，四月，戊午，成德节度使兼侍中韩令坤卒。
令坤有才略，识治道，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
帝闻其丧，悼惜之，追封南康郡王。
”[5]《续通鉴》除人物外，对典章制度的记载，也汲取了“书”、“志”的叙述体例，不完全拘于时间的限制，而注意溯其演变本末，如记景德二年（辽统和二十三年）十二月诏，先记诏之内容：“初诏致仕官给半俸。
”接着追溯其演变过程，叙述诏之来由，“唐制，致仕者非特敕则不给俸，国初循之，至是有此诏。
”[5]（四）其他殊乖体例之纠正以往续作体例不严，一事互见者不乏见，毕氏《续通鉴》多有纠正。
如薛应旂《宋元资治通鉴》记“丁谓诬寇准，王曾疑其太重，丁谓曰，居停主人勿复言”事，既载于天禧四年（1020），复见于乾兴元年（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