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婚姻比率台湾亚洲居冠《联合报》编译王丽娟／联合新闻网提供(2011.11.14 18:43)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报道，跨国婚姻崛起是全球最大的社会趋势之一，其中亚洲是异国婚姻最稳定上升的地区，而台湾的跨国婚姻比率在亚洲居冠。
跨国婚姻增加原因之一是全球化，到外国度假、留学、移民以及到外国工作增多。
日本二○○八年到○九年约有百分之五的异国婚姻（夫妻至少一人是外国人），其中外籍新娘是外籍丈夫四倍。
台湾的跨国婚姻比率在亚洲排名第一，二○○九年外籍新娘占百分之十三，二○○三年外籍新娘达百分之廿八。
因大陆配偶在台湾不算跨国婚姻，否则比率更高。
根据人口调查，二○○○年，全球廿五岁到卅九岁的异国鸳鸯约有一千两百万对，但不包括日本、台湾、澳洲、加拿大，若一并计算，应有一千五百万，但和全球约五亿个婚姻相较，一千五百万不算多。
亚洲的跨国婚姻也和欧美不同。
欧洲和美国多半是移民后再结婚，亚洲相反。
韩国的男性经中介牵线后，花两万至三万美元和两三天相亲就可娶到外籍新娘，台湾男性与越南新娘的情形大致也是如此，台湾对越投资提高后，越南新娘也增多。
亚洲男性娶外籍新娘，同时希望她们能多生小孩。
不过，至少韩国男性的这项希望会落空。
外籍新娘仅生一点○八个小孩，比一般韩国妇女的一点七九个还少，这项发现十分意外且令人困惑，原因之一可能是老少配居多。
不过，在跨国婚姻中，背景、年龄、教育程度都不会影响婚姻的长久，至少在韩国是如此，而且差异愈大，婚姻维持愈久，原因不明，可能与跨国婚姻让彼付出更多有关，或是年轻、贫穷的妻子无法选择离开。
中国富豪在美“投资换绿卡”爆增朝鲜日报驻纽约特派记者Kim Sin-yeong (2011.11.12 12:27)通过在美国投资的方式获取美国公民权的中国富豪越来越多。
《华尔街日报》10日报道说，在可获得美国公民权的EB-5签证申请者中，中国人大幅增加。
获得EB-5签证的条件是，最少投资50万美元、创造10个以上工作岗位。
美国移民局透露，今年申请EB-5签证的中国人共达2969人，其中934人获批。
在EB-5签证总申请人数中，中国人占75%。
与2007年（270人申请，161人获批）相比，增至10倍以上。
获得EB-5签证后，如果能够维持10个正规工作岗位5年，投资者及其家人可获得公民权。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中国人想要获得美国公民权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富豪剧增，但中国的社会基础设施等不能满足这些人的要求。
最近中国银行对980名财产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中国富豪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46%的受访者表示“正在考虑移民”，14%正在办理移民手续。
在财产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富豪中，55%有移民到其他国家的想法。
想要移民到美国（40%）的人最多，其次为加拿大（37%）、新加坡（14%）和欧洲（11%）。
考虑移民的最大原因就是“子女教育”。
与中国银行一起制作报告的胡润研究院院长胡润表示：“因担心政治局势发生剧变后自己的财产被没收，以及对恶劣的医疗环境的不满，也使富豪们考虑移民其他国家。
”中国千万富豪约有96万人，亿万富豪超过6万人。
中国不能轻易放松货币政策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物价的回稳使得市场对于货币政策“微调”的预期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开发商甚至提出了“2009年重新再来”的口号，股市也在货币政策微调的预期下反弹了近一成。
不仅如此，国际上希望中国放松货币政策的声音也开始多起来，希望中国再次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
但笔者认为，中国通过放松货币政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必须慎重，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不要轻易放松货币政策。
我们还是看看历史的教训吧。
2008年11月份开始，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央政府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按照决策者最初的估计，2009年的信贷总量应该在5万亿多一点，而结果却是2009年前6个月信贷总量就超过了7万亿，全年的实际信贷总量超过了11万亿（统计口径是9.5万亿，还有2万多亿在银行表外账户）。
“适度宽松”变成了“极度宽松”。
为什么中国政府的“适度宽松”会演变成事实上的“极度宽松”？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的预算约束，而银行缺乏严格的风险防范机制。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强烈的投资冲动不仅来自做出政绩的需要，其中很大的动力来自寻租的需要。
按照现在的政府控制体系，地方人大对本级财政有预算控制的权力，但事实上这种控制权力没有落到实处，地方政府可以毫无节制地设立“融资平台”到银行贷款，而这些贷款很多都有地方政府的财政担保，成为地方财政的或有负债。
有些地方财政的或有负债超过了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倍，财政预算的功能基本上是虚设的。
如果只是地方政府有投资的冲动的话，事情还不至于太糟，因为投资需要资金，只要银行有风险控制能力，则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不会出太大的漏子。
而现实的情况是，银行并没有真正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机构，按照前任总理朱镕基的说法，银行给地方政府不负责任地放款“至少是被迫加自愿”。
对于银行的负责人而言，多放贷款可以增加自己的奖金，而他们对信贷的风险不负任何责任。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就不断对银行进行改革，希望它们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实体，但实际情况距离理想的目标还很远。
强烈的投资冲动和预算软约束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现状的真实写照，而商业银行由于股权结构（四大银行都有国家控股）等因素的影响还没有成为风险自担的金融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商业银行是政府的附属物。
在此实际背景下，控制和引导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就成为中央政府永恒的主题。
这里的所谓“控制”主要就是对于货币与信贷的控制，保持信贷与货币的合理增长是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底线，如果中央政府不控制这个底线，则一定会“洪水滔天”！有关货币政策的话题，我们有过深刻的教训也有过良好的经验。
1992年的信贷与投资的扩张，导致了1993年、1994年的物价飞涨和经济过热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当时的房地产投资过热直接导致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和上万亿的银行不良贷款，到1998年的时候，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达到了28%。
这些都是那一次宽松货币政策的代价。
上一届政府在总结了这些教训后，牢牢把握住了货币与信贷的政策底线不突破。
即使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策，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搞了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但对于货币与信贷一直采取了“稳健”的方略，避免了经济大的波动，这是成功的经验。
抄袭是发明之母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上周我坐上了一列夜车，夜车载着上班族们回到位于温彻斯特、甚至更远地方的家里。
在列车朝西南方向驶出伦敦时，我产生了两种挥之不去的冲动，让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看书。
第一种冲动是把手里的圆珠笔戳进坐在前排座位上的男人鼓出来的肥肉里。
他睡着了，打着鼾，还伴随着一阵一阵不规则的颤抖、和喉咙里发出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
第二种冲动是来一杯金汤力和一袋Quavers薯片。
这两种冲动我都忍住了，强迫自己专心读书：《她有什么我就想要什么：社交行为图谱》. 这本书由三位学术人士撰写，书中宣称，我们几乎所有的决策都建立在抄袭之上。
读到这儿，我想到自己刚刚就用行动为这一论点提供了支持——我无意识地抄袭了车厢里其他乘客的做法。
我之所以没有把圆珠笔捅到那个打鼾的男人身上，原因在于别人都没有表现出想这样做的迹象。
而我没有冲向餐车，也是因为其他人似乎都没有表现出对酒精、脂肪和盐的需求。
所以我坐着一动不动，与其说是因为“她有什么我就想要什么”，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我就不要什么”。
这本书中说，随着生活越来越复杂，人越来越多，选择也越来越多，每个人抄袭的也越来越多。
我回想了一下发现，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抄袭来的。
专栏作家本来应该有独到的想法，可是我从来没有过。
这篇（有关抄袭的）专栏的观点是从那本书里抄袭来的，那本书的作者又是从形形色色的学者和社会科学家那里抄袭来的。
我写专栏的时候，会拿出一个现成的观点，稍作修改把它变成自己的。
有点像是在大街上买一顶帽子，再得意洋洋地歪着戴。
这没有什么好羞愧的。
抄袭是好事，如果没有抄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早已经灭绝了。
比起我自己腹中那点可怜的存货，抄袭能让我接触到无限丰富和多样的想法。
多亏了抄袭，我的行为也更加端正，就像我抑制住了用圆珠笔戳人的冲动。
抄袭来的想法往往会更加成功：比起更有独创性的其他头饰，比如一块多汁的牛排，或者一把椅子，帽子就是一个更好、也更实用的选择。
抄袭他人想法的公司也可以非常成功。
微软以抄袭为基础，建立起了一个价值20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帝国。
就连一直被当作特立独行之典范的苹果公司(Apple)，一些最重要的技术也是在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施乐(Xerox)亲眼见过之后才捣鼓出来的。
办公室生活归根结底就是抄袭。
这也是虚拟办公室虽然受到了极大的吹捧、但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普及的原因所在。
如果人们都在家上班，就没办法抄袭别人了。
抄袭对领导者也同样至关重要。
我曾经有过一个老板，每次吃完午饭回来，总是能从他午餐时遇到的重要人物那里抄袭到一些看法。
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缺点，还曾经困惑为什么他没有任何自己的看法。
现在我认为这是一项优点，通过不断的抄袭，他保持了思想前卫和灵活变通。
虽然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抄袭的形象依然极其恶劣。
这个词会让人想起一些不诚信的行为：考试作弊和剽窃——尽管后者的名誉或许正略有改善。
当俄罗斯间谍安娜•查普曼(Anna Chapman)上周被指控将克里姆林宫(Kremlin)幕僚官员的作品据为己有时，她毫无悔过之心地说：“剽窃简直是上个世纪的罪名。
”“音乐剧疯子”狠批引进《妈妈咪呀！》好比引狼入室2011年11月16日08:15来源：新快报作者：陈煜堃呼吁让音乐剧“唱国歌”11月13日起，东莞两部原创音乐剧相继亮相第十一届广东艺术节，它们分别是携手百老汇团队耗资3000万元打造的《爱上邓丽君》和音乐人三宝亲自操刀的《三毛流浪记》。
前天，被誉为“中国音乐剧先行者”的著名制作人李盾携手两剧的艺术总监周汉标和程锐齐聚友谊剧院，畅谈原创音乐剧的发展与中国市场的趋势。
“由官方途径引进《妈妈咪呀！》好比是‘引狼入室’，日韩原创音乐剧发展被扼杀的历史就摆在眼前，这会把我们的文化抹平。
”接受采访的李盾坦言，现在中国音乐剧市场已逐渐形成，是该让音乐剧“唱国歌”的时候了。
一骂《妈妈咪呀！》引进这样不合中国伦理的剧，是大逆不道“把邓丽君搬上舞台，是在我心里酝酿了16年的一个梦想！”李盾坦言，“爱”是自己所有作品一个永恒的主题。
他认为《爱上邓丽君》就是这样一部教会人如何去爱的音乐剧，“邓丽君的歌声不仅用其温暖、真情和倾诉穿透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更能作为一个时代的审美符号，很好地将中国文化传带到世界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