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与“兼爱”之比较周理平（吉首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南吉首 416000）摘要：“仁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核心点，“兼爱”是墨家学派思想的要旨所在。

“仁爱”思想与“兼爱”思想的提出和形成，标志着儒墨两家的分野与对立。

二者在不同的方面体现了各自的差异和独特之处。

然而，“仁爱”与“兼爱”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仁爱”是“兼爱”的基础和来源，“兼爱”是对“仁爱”的延续、扩展和创新。

因而，二者又有相通之处。

关键词：仁爱；兼爱；儒家；墨家中图分类号：B222；B224文献标识码：A任何思想和理论的产生和提出，都离不开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制约。

一种思想和理论的形成，如同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对时代精神的把握，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的反映和体现。

“仁爱”和“兼爱”学说便是儒墨两家各自对其所处时代所进行的精神把握。

春秋战国时代，即儒墨两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社会过渡时期，战争不断、烽火连天是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特征。

与这种社会动荡相对应的是，思想界同样是不安静的，史称“百家争鸣”。

正是在此种环境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仁爱”和“兼爱”的思想诞生了，两者应社会问题而生，都蕴含着民本主义的济世思想。

以“爱”作为彼此共同的出发点，同时又存在着各自立场和各自所处的环境条件的不同，这就注定了此二者之间既有相通性的一面，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差异和对立之处。

一、“仁爱”与“兼爱”的同一性（一）基本内涵一致“仁爱”与“兼爱”，和西方的基督教的博爱具有某种相似性，因而，二者皆显出了爱的普遍性，体现了“仁者爱人”的伦理品格。

虽然说“仁爱”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有差别的爱，但是其最终指向，却是面对全社会的，是一种针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不分贫富、贵贱、愚智的普世的爱。

无论是孔子的“泛爱众”，还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不体现了爱的普遍性、广泛性。

同样地，墨子的“兼爱”在这一点上与“仁爱”是殊途同归、一脉相承的。

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对孔子泛爱一切人的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所谓兼就是圆满周遍之爱，兼爱即尽爱，“尽，莫不然也。

”(《墨子·经上》)因此，兼爱是以泛爱天下之人为目的，而不是只爱其亲人、爱其家人、爱其国人，不是局限于部分的人，而是泛爱天下之人。

“爱人必待周爱人而后为爱人。

不爱人，不待周不爱人，不周爱，因为不爱人矣。

”(《墨子·小取》)这就说明爱人必须普遍圆满才是“兼爱”。

但不爱人则不是所有的人都不爱才是不爱人，只要不是普遍圆满的爱，甚至对极少数的人不爱，也就是不爱人。

墨子倡导的是“天下之人皆相爱”，“爱人者此为博焉”。

兼爱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平等、普遍地爱，主张“兼而爱之，从而利之”。

《淮南子·要略》说墨子曾受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不苟儒家礼仪形式烦琐，自创学派。

这种渊源关系，使得其二者在尚仁这一点上相通相融，都遵循“仁”的要求，秉承“仁”的原则。

“仁”的本旨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为爱，不仅仅是自爱，这不是真正的“仁”；爱人方足为“仁”。

所以儒家要求从“亲亲之爱”上升到“泛爱众”。

墨子的仁爱即兼爱。

墨子常说：“兼相爱，交相利。

”兼相爱就是“仁”，故云：“仁，爱也。

”(《墨子·经上》)只不过墨子是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展成为“己所欲，施于人”而已。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虽禹汤无以易之，兼仁与不仁，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

”(《墨子·贵义》)正因为后世儒家之“仁”，已经无法甄别真伪，存其名而亡其实，故墨子干脆弃“仁”之名不用，而以兼爱说代之，因此墨家的仁爱思想就集中体现于其兼爱学说中。

他认为天下之乱皆由于人不相爱，而要达到天下治，就必须实施“兼爱”，“兼爱”的出发点是使天下人皆得利，不分远近，不分等级地去爱一切人，这也是符合“仁”的本旨。

在主张人人相爱，关爱民众，反对以强凌弱这一点上，显然是与孔子的仁爱是相通的。

（二）追求共同的社会理想和“爱”的最高境界孔墨的爱人学说同是面对混乱不堪的社会局面而发，都是要在社会中凸显对人类整体的终极关怀，都要通过自己的学说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安邦定国、天下人皆获利的“大同”社会是“仁爱”和“兼爱”的共同追求和向往。

不管是儒家“仁爱”所追求的“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还是墨子“兼爱”所倡导的“天下治”的盛世局面，都体现出一种“大同社会”的理想。

儒家讲“爱人”“以德治民”“下不犯上”“以仁治民”，强调“仁礼结合”，认为只有“礼”的社会才是安定的社会，从而实现“仁政结合”，达到安邦定国，人人皆有利可得。

墨家从互惠互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只有实行无差等的爱，从而在思想上消除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才能实现博爱、平等的“大同社会”，即“天下无大国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

儒家的“仁爱”是与天联系在一起的。

孔子说过：“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论语·泰伯》) “则天”主张不仅说明孔子尊重而且也体现了孔子“畏天命”的思想。

孔子还认为在天意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他坚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孟子则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一说，通过尽心、知性、知天命来达到人人皆有仁爱之心，通过无限扩充自己的仁爱之心，再推己及人便含扩充他人的仁爱之心，最终可育万民，赞天地，达到融天地万物于一体的境界，即“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

墨子则提出“天志”说，认为无天能够赏善罚恶，人们只有以“天”为法，顺天旨意办事，才能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

“我之所以知天之爱天下之百姓也，顺天意者义政也”，(《墨子·天志上》)“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

(《墨子·法仪》)天要人相爱、相利，不要人相恶相贼。

墨子把兼爱说上升到天的高度，从而站在“天志”的角度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

（三）均注重个人内在修养儒家的“仁爱”是从修己开始的，强调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和个体的道德自主人格，惟有如此方可成圣。

为此，孔子提出“反躬自省”“吾日三省吾身”，重视“克己”的内心修养功夫，以达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孟子也主张人要尽心、知性、知天，要求人能克己，养成浩然之气，从而成己成物，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统一。

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修养的反映和体现。

墨子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太平，人们之所以不相爱，那是因为人的欲望过多且过度地膨胀。

因而，只有人人都在内心抑制利欲的膨胀，天下方可太平，人们方会相爱。

因此，墨子重视人自身的修身养性，注重人自身的发展。

墨子有云：“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

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近者不亲，无务来远；亲戚不附，无务外交；事无始终，无务多业；举物而暗，无务博闻。

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迩来远。

君子察迩而迩修者也；见不修行，见毁，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

谮慝之言，无入之耳；批扞之声，无出之口；杀伤人之孩，无存之心。

虽有诋讦之民，无所依矣。

”(《墨子·修身》)墨子意即对于士人来说，品行为重，君子要明察身边人的善行予以借鉴，看到品行差的人要反省自己，以此修正自己的不足之处，即使有恶人影响，也不会起作用。

也就是说君子要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修身。

由此可知，“仁爱”与“兼爱”都把个人内在修养摆在重要地位，借此来实现各自“爱”的理想。

二、“仁爱”与“兼爱”的差异性（一）理论基础不同儒家讲仁爱时，其思路是充分肯定人的理性。

孔子所说的仁走的是唯心主义先验论的路线，他在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时候，这其中就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假设，那就是充分肯定人的自觉性、自主性，能够自觉地去行善。

其理论前提都是把他人看成与自己相同的可以自我成就的人。

正因为如此，儒家的“仁爱”主张尽心，不言回报，只求尽职尽伦，不过问自己的权利。

也就是说，儒家的“仁爱”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而这种群体意识又有明显的利他倾向。

在孔子面前，个人利益、个人感受不足为道，人的一言一行均应以他人为出发点和归宿，时时事事为他人着想。

相对而言，作为唯物主义经验论者，墨子重视人的感性，作为兼爱主体又是兼爱对象的人，在墨家看来主要是自然状态的人。

墨家把善恶归之于利害，又把利害归之于喜悦与厌恶感觉：“得是而言，则是利也”，“得是而恶，则是害也”。

(《墨子·经上》)于是，墨子站在功利的角度，提出了对等互报的原则：“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

此所谓乱也。

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

”(《墨子·兼爱上》)这与孔子所强调的仁爱的道德行为出于理性自觉是迥然不同的。

这也就决定了孔子与墨子在人性看法上的分歧：孔子认为“性相近，行相远”，人的本性是善的，而墨子则把自私自利视为人的天然本性。

概而言之，儒墨对立的本质是：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结合与人道原则和感性原则结合的分野。

“仁爱”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有差等的爱，受“礼”的制约，“仁”首先见之于“亲亲”，爱始于血缘，只有先爱自己的父母、兄弟，才能去爱一切众生，做到“泛爱众”，所以儒家的“仁爱”是有先后等级顺序的。

如果说孔子的仁爱思想因为更多注重的是血缘氏族情感而包含着差等之爱的内涵的话，那么墨子“爱利万民，爱利百姓”的无差等的“兼爱”思想则将爱的对象更明确地放大至人类整体。

墨家的兼爱是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爱，这种爱没有亲疏、厚薄、贵贱的差别了，即墨家所说的“爱而有兼”“爱无差等”“爱人而受己”“视人之家如己爱”“视人之国如己国”。

（二）推行方法不同儒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仁作为人的本质，它在主体意识中的确立有赖于主体的理性自觉和情感认同。

因而，实行“仁爱”并不需要外在力量的辅助。

孔子在对“仁”的推行上，向来是不相信“天、鬼、神”的，“子不语：怪、力、乱、神”， (《论语·述而》)他更强调的是修己、爱人的内在自觉性。

孔子认定德性的成就完全取决于主体自身的努力—“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论语·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并不是离我很遥远的东西，仁就在这里，只要我不懈地去努力，我就可以实现仁。

孔子就是以此来实现他的理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他一生都在积极推广他的学说。

为了争取各国的支持，孔子周游列国，一心致力于推行他的内圣外王之道。

在他的主张得不到采纳之后，他又广收弟子，通过教化的手段来推行他的修人安己之说。

《大学》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人不但要通过修身的手段来安顿个体，而且要解决家国天下全体人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