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比较——沈从文和哈代的乡土文学
朱受川国际软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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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现代著名作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

他出生于湘西凤凰——这也正是他的小说《边城》的故事发生的地方。

故事中的湘西处处体现出一种自然之美，一种远离了现代工业文明，遗世独立的保守着故有的生活韵律的原生态的美，满溢了淳朴的民风和浓郁的地方风俗人情，也深深的蕴含着作者对这篇土地的眷恋流连。

哈代，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文坛巨匠。

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地区——多塞特郡，多切斯特。

而他的小说也常常以他所生长和生活的英国西南部地区为背景，富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他笔下的英国西南部农村是幽雅的——正如他在1874年出版的小说《远离尘嚣》（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的书名中说得那样，而小说中的威塞克斯（Wessex)也几乎成了静谧而浪漫的田园牧歌生活的代名词。

沈从文和哈代都是以自己的故乡为小说中的生活场景、叙述空间的。

沈从文与哈代都深深挚爱着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但两人又有所不同。

哈代用英国南部的故乡多赛特郡为原型，创造出一个“威塞克斯”地区，而沈从文的湘西虽真实地存在于中国南部，但小说中的世界与当时湘西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小说中的湘西是生成于沈从文理念之中，经过他的笔加以理想化的世界。

湘西世界与威塞克斯世界虽然出于两个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小说家之手，远隔万水千山，但只要我们细心体察，不难发现它们在内在本质上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

他们描写的世界，都是原始、封闭、神秘的世界；他们的表现手法，都善于从寓意深刻的意象中，显示浓郁的抒情风格。

在创作悲剧的过程中，两位作家都对悲剧生成的原因作了思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并对悲剧生成的根源进行挖掘和作出批判。

虽然他们都从道德的观念来解释历史，评价现实，但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他们的批判力度和批判精神的彻底程度也不同——这一方面，沈从文远逊哈代。

沈从文对中国社会现实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思索是严肃认真的，但由于其本身思想的局限性，他单纯地用道德的价值尺度和自发的朴素情感将田园生活与现代文明作对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文明的侵入，使道德沦落——这是故事中湘西的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沈从文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和生花妙笔，构建了一个虚幻的、理想化的、田园牧歌式的湘西。

这种以理想批判现实的方式，固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以使人在这种对比中看到现实的丑恶，但终究因其曲折隐晦而缺乏力度。

其次，由于沈从文的审美理想和他的人性本善的道德观念，使他的小说也显得特别的“仁慈”，对于丑恶的事物，都尽力回避。

他说：“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

”即使写到丑恶的事物，也是轻描淡写，调侃多于讽刺，极少用挖苦的语气强烈的批判——他的作品不像绝大多数中国现代悲剧作品那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启蒙特色，有鲜明的社会性和现实性，致力于揭露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性，探索救国救民救自己的道路和方向，希望通过艺术力量来唤醒和推动人们参与民族独立、民主解放的社会实践。

他的悲剧作品的深层结构是人与世界之间，个体与
美之间，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根本性冲突。

沈从文的悲剧作品极富美感，具有很强的抒情性，他在表现其思想的基本倾向时，并不像鲁迅那样，把火一样的热情包裹在冰一样的冷静里，也不像巴金那样，爆发倾泻一般的热情洋溢，而是微笑中藏着哀痛，微凉中夹着沉郁，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美学风格。

作者很注重美，往往“就美的效果来写美”。

他认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滩血、一把眼泪。

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

他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能使其作品产生质的飞跃的抒情形式。

这使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保持着一定的审美距离，而作者正是在这段距离中，通过抒情手法，把悲剧痛苦当作审美的快乐来享受。

“问题在分析显示，所以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唯恐作品和读者对面，给读者也只是一个痛苦印象，还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尤其是叙述道地方特权者时，一支笔即使再残忍也不能写下去，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

沈从文以悲剧的抒情在创造意境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削弱了他作品的批判力度。

哈代与沈从文不同，他以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敏锐，细致地观察所处的社会和时代。

他不相信狄更斯的“如果人类为了善，为了仁爱而有意识地行动起来的话，社会上的恶是可以消灭的。

”这一浪漫想法，而是接受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他要表现“恶”，要消灭“善”，消灭“仁爱”，因为“求生的愿望是生命的基本原则。

”“求存的意志，求生的意志，是世界上一切斗争、悲苦和罪恶的根源。

各种形式的求存的盲目意志在那里互相斗争，不断奋战和搏斗的世界，即大鱼吃小鱼的世界；确实是最坏的一种世界。

”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仿佛行走于无边的荒原，无论你怎么走，都逃不出这苦难樊笼。

世界上没有正义，没有和平，没有仁爱，没有自由，为善者或死于非命，为恶者或一生富贵；有志者或终身潦倒，无志者或飞黄腾达；爱人者或为人讪笑，憎人者或为人敬佩。

因此，以恶易恶，以暴易暴，抗争，反叛，或许还能杀出一条生路，虽然这是一条血路，终究胜过无路可走。

所以，哈代的反叛精神远胜于他的前辈们，其成就也超过前人。

他全方位地批判社会现实，对社会赖以存在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毁灭性的攻击，如《苔丝》讲的是一个失贞女子的故事，当时的维多利亚王朝，是英国资本主义表面上繁荣昌盛的时期，是统治者引以为豪的英国历史上又一个“黄金时代”，崇尚繁文缛礼，提倡虚伪道德，正是当时的社会风气。

一个小说家，面对上流社会道貌岸然的诸公，竟然出版以失身女人为主角的小说，从根本否定基督教教义。

还是以《苔丝》为例，书中卑鄙无耻的克雷·德伯在诱奸了苔丝之后，居然穿上了布道的袈裟，摇身一变成了人类精神的导师——传道士，这个情节本身即便不附加作者的任何主观情感，对宗教的批判也是相当有力度的。

作者让克雷死于苔丝之手，表明哈代以恶易恶的心理，他不能让这个丑恶的人物存在于爱、善和美的面前。

哈代还彻底否定了整个法律制度，他认为“人类所接受的法律”与人们“四周环境所认识的法律”——即认定自然本性是完全不一致的，甚至是互相对抗的，现行的法律完全无公正可言，作恶多端者可以逍遥法外，反抗的受害者却要被严惩。

所以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结尾处写道“‘典刑’明正了，埃斯库勒所说的那个众神的主宰对于苔丝的戏弄也完结了。

”用以表示对社会的批判。

哈代对传统道德、现代文明的抨击更是不遗余力的。

如果说哈代的悲剧力量在于抨击了现实的罪恶，那么，沈从文的悲剧力量就在于重造民族品格的理想。

沈从文以人道主义为基石，力图“表现出一个综合的新的理想，新的生存态度。

”他用人神契合、充满原始生命形态的苗文化进行文化批判；用“乡下人”的淳淳古朴来嘲讽“城里人”的虚伪道德，他的理想世界是有一个丰衣足食、和平、安定、充满人情和温暖的小康社会，这个社会中的人健康、诚实、勤劳、善良、充满生机。

沈从文对重建民族
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寄予厚望，他以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为模板，构造这个理想世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但沈从文又常常会从幻想的沉醉中惊醒，觉悟到真正的湘西人不是他构筑的理想社会中的人，这使沈从文内心藏着悲苦，却更加顽强地表现他的理想。

沈从文与哈代的悲剧作品虽然在塑造高贵的小人物，缺少与正面人物直接中途的反面人物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由于作家的世界观，美学理想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他们的作品的批判力度和批判精神的彻底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也是两位巨匠本质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