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
———天津武备学堂
●冀满红
清光绪十一年正月(1885年2月),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根据淮军将领周盛波和周盛传的建议,在天津创办了一所武备学堂,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

李鸿章之所以创办这所军事学堂,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西方列强“讲究军事,精益求精”,“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其余战阵攻守之宜,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朝夕研求,不遗余力,而枪炮之运用理法、步伍之整齐灵变,尤为独擅胜场”,而清军将领“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材,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

这是从军事指挥人才方面找出了清军与列强军队之间的差距。

要缩短这个差距,就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在中国创设培养新式指挥人
才的武备学堂。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五十三卷,42
页)天津武备学堂创设4个月后,李鸿章向清廷奏报学堂创设事宜,清廷认为他的做法“规画周详,均为当务之
急”(《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总第1943页),给予了肯
定和支持。

近代武备学堂的创设,是中国陆军近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步。

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发端于对西洋近代武器的采纳。

在抵御西方侵略的战争中,清军吃尽了洋枪洋炮的苦头,也认识到了它的威力;在随后与外国军队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便开始逐渐摒弃旧式的刀矛弓箭,采用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的更新必然要导致教育训练的更新,创办传授西方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知识的军事学堂,就成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李鸿章在创办淮军的过程中,开始采用西方新式枪炮装备和训练方法。

在用“新法”训练淮军时,李鸿章并不满足于聘请外国军官,而是先行一步,于光绪二年
(1876年)派淮军将弁卡长胜等7人赴德国学习最新军
事技术,培养淮军自己的军事指挥人才。

这是近代中国派出的第一批军事留学生。

然而派遣留学生毕竟人数有限,要想大批培养掌握新式军事技术的人才,必须创设军事学堂。

光绪十一年天津武备学堂开设,乃中国军事近代化之势所必然。

光绪十一年正月,淮军将领周盛波、周盛传向李鸿章建议:“仿西国武备院之制,择德弁中精者,专司教练,饬各军挑选剽健而又精细之弁勇,送院学习,以期成就
将才,为异日自强之本”(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3册,621页)。

当时正苦于缺乏新式指挥人才的李鸿章立即
接受这个建议,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令淮军各部挑选“精健聪颖、略通文义之弁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
辑,上册,533页),派送天津。

淮军各部选送的第一批学员当月来到天津,当时学堂还没有负责人,李鸿章临时委托津海关道员周馥具体筹办。

周馥经过认真考核,从中选录了100余人。

第二年,李鸿章奏准由已革湖北道员杨宗濂为学堂总办,总管学堂的行政事务;他的继任者有联芳、荫昌等人。

除总办外,学堂的行政人员还有帮办、监督和提调各1人。

第一批学生入学时,校址尚未选定,临时安置在天津水师公所。

一年后座落于紫竹林天津租界对面的新校舍建成,计有房舍500余间,其中有办公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模型室、标本室、绘图室、印刷室、宿舍、饭厅、医院等,规模宏大,设备齐全。

当年开办经费用了白银8万余两,以后常年经费维持在5万两左右,均由李鸿章奏准在北洋海防经费内支出。

天津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为教习,先后有李宝、崔发禄、哲宁、那珀、博郎、阃士、已思壬、艾德、黎熙德、敖耳、高思兹等人在学堂任教。

至于为什么专聘德籍教习,是因为李鸿章等人迷信德国的军事技术,其所部淮军及直隶练军到均采用了在当时最为先进的德国的军事装备,训练均采用德国操法,军事学堂自然要聘请德籍教习了。

德籍教习讲授西学,都配备有翻译人员,另聘汉教习讲授中国经史。

在教学内容上,学堂初设炮队、步队、骑队、工程营4科,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增铁路工程科,所设课程有内堂课和外堂课二种。

内堂课是理论课,设有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算化、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等有关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军事理论基础知识的课程。

外堂课是技术课,在操场进行,主要是“操演所习炮队、步队、工队及分合阵法”等初级指挥员应有的知识。

内堂课所学称为学科,外堂课所练称为术科。

从此,中国军事学校教
—
2
3—军事历史　1998年2期
军事史资料
育有了学科术科之分。

教学之余,学生经常被派遣至山海关、旅顺口等地军营实习,遇有战事即赴前线参战。

学生来源主要有三个。

一是淮军将弁,由北洋淮练各营选送粗通文义、质地灵敏的年轻将弁,每届百人左右,学期一至二年,这是学堂最主要的学生来源,前述首批学生即属此类。

再一是幼童,年龄在13～16岁,光绪十三年(1887年)开始招收,学期5年;前3年学文化,后2年学军事。

另一是满洲子弟,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后从八旗精壮子弟中招收。

学生修业期满毕业后,来自军营的仍回原属各营;由于旧军官的抵制,除少数武备学生委以兵权外,大多数人只能充当教习,在各营传授所学西方先进军事科学技术知识,用先进的训练方法训练部队。

这与李鸿章和周盛传兄弟当年“以期成就将才”的创办武备学堂的宗旨有了一定的差距。

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天津武备学堂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从开办至此凡15年。

由于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百事均属草创,因而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如历任总办不懂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德籍教习的语言障碍影响教学,招生不重质量,学生之间年龄悬殊、文化程度参差不一,思想教育崇洋尚武,滋养了穷兵黩武、弱肉强食的思想,考试制度和技术教学流于形式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学堂自身的发展和对新式人才的培养。

尽管如此,也正因为它是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所以对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军事制度的变迁,乃至对中国近代的政治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为一所崭新的近代陆军学堂,天津武备学堂聘请了军事技术比较先进的德国人为教习,完全采纳当时最为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知识为教学内容,为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起了重要的作用。

天津武备学堂在15年间毕业了1000余名学生,这些学生基本上掌握了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知识,也具有一些近代民主意识,毕业后到北洋淮练各军任职,进一步传播了近代军事科学技术。

显而易见,天津武备学堂在促进中国军事近代化建设方面有着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

天津武备学堂的办学宗旨很明确,就是要培养掌握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指挥人才。

尽管开始阶段它的毕业生到军队后受到原有的将领的抵制和排斥,多数人只能充任军事教习一类的教官,但随着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不断深入,这种状况也在不断改变。

到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编练新式陆军时,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便成为基本骨干。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启动了中国陆军近代化教育,带动了其他武备学堂的开办。

天津武备学堂在教育制度、管理制度、教育方针、教学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后来的武备学堂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模式。

在它的带动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之洞在南京创办了江南陆师学堂;次年袁世凯创办了直隶武备学堂,张之洞又在武昌设立了湖北武备学堂。

从那时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浙江、贵州、陕西、安徽、山西、江苏、四川、福建、江西、广东、甘肃、湖南、河南等省都陆续办起了武备学堂。

这些武备学堂从制度到教学内容无一不是模仿天津武备学堂。

随着陆军军官学校的普及和军校毕业生在军队中任职日渐增多,这样就逐步堵塞了由武举任职的人的进身之路,由武举选拔军官的封建任官制度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

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清廷废止武举制度,采用军校毕业生担任军职的近代军官任职制度,就彻底取代了盛行一千余年的由武举选拔军官的封建任官制度。

天津武备学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仅仅存在了短短的15年,它对中国军事近代化,尤其是对军事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编辑:魏碧海)
(上接26页)　圈内人物之间的意见交换也越来越少。

尤其是1965年以后,约翰逊及其高级幕僚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制行政当局内有关政策方向的讨论,以致怀疑和反对几乎只在“两人之间最隐秘的意义上存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翰逊甚至越来越倾向于甩开国家安全委员会,转而依靠一个仅由少数心腹组成的“星期二聚餐小组”。

由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排斥,持不同意见者差不多先后都离开了政府或调任与越战无关的工作,起初是副国务卿鲍尔斯,而后是以哈里曼为首的一大批官员,最后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正因为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使美国行政当局在越战的决策问题上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这从根本上导致了其越战的最终失败。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大动因,它们也引起了越战结束后美国国内有关战略问题的大讨论和长达近20年的政治、军事改革。

因此,越战的后杲具有双重意义,而无论哪一重意义,其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编辑:徐　飞)
—
3
3
—
军事史资料 军事历史　1998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