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柏林⾼等学术机构的内外组织(1810年）洪堡⾼等学术机构作为学术⽣涯的顶峰，是民族道德⽂化汇集之地，它的概念以此为基础：⾼等学术机构准备从⼴度和深度上研究学术，要给精神和道德上的教育提供不是刻意但⾃然合理的材料。
它的本质在于：内部把客观的学术和主观的教育，外部把完整的中学课程和⾃我指导下刚开始的研究进⾏整合，或者说是对从中学到研究的这个过程产⽣影响。
只是关键是学术。
因为只要学术存在，即使会出现⼀些偏差，也会⾃然完整地理解它。
因为⾼等学术机构只有在每个⼈尽可能地拥有纯粹学术概念的时候才能达到⽬标，所以在这些机构中寂寞和⾃由为主导原则，又因为⼈类思想精神的作⽤是共同整体性的发展，并不是为了让⼀个代替另⼀个缺乏的东西，⽽是为了让⼀个⼈的活动激发其他⼈的活动并且让所有的⼈都明⽩普遍的原始的在个别⼈⾝上零星出现的⼒量，因此⾼等学术构的内在组织要创造并维护这个连续的、⾃⾝不断活跃的亳⽆拘束的并⾮刻意的共同作⽤。
此外，⾼等学术机构还有⼀个特点：它始终把学术当作⼀个还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也始终处于研究状态中，因为中学只学习⼀部分特定的知识。
在⾼等学术机构中，教师和学⽣的关系也绝对与以前不同，教师不是为学⽣⽽存在两者都是为了学术⽽存在，教师的⼯作和学⽣的现状密切相关，没有学⽣教师也不能从其他⽅⾯进展顺利。
如果学⽣不是主动地聚集到教师⾝边，教师就要去找学⽣，为了接近他的⽬标，他把成熟的， 但也因此有点⽚⾯及不太活跃的⼒量和更弱⼀点的、⼤胆地致⼒于各⽅⾯研究的⽆偏见的⼒量进⾏整合。
因此称之为⾼等学术机构的要摆脱政府的⼀切形式，以能把⼈的精神⽣活，外在的悠闲和内在的追求导向学术和研究。
可以是⼀个⼈独⾃思考收集资料，可以和同辈⼈进⾏交流，可以使年轻⼈聚集在⾃⼰周围。
如果政府要以⼀种更牢固的形式维护这种不确定的但在⼀定程度上偶然产⽣的作⽤，必须保证这个局⾯，政府必须认识到：(1)⼀直保持学术活动最⽣机勃勃和最强劲的活⼒。
(2)不让它降格，保待⾼等学术机构和中学（不仅是普遍理论意义上的，还有众多的实际的特殊的学校）的绝对分离。
政府还得意识到：他本来是不影响也不能影响这类活动的，相反⼀旦他介⼊的话还总是带来弊端， 没有他学术⾃⾝会按它本来的样⼦发展越来越好，本来也应该这样： 因为在⼀个积极的社会中针对每种⼴泛的影响必定有外在的形式和⼿段，因此政府有义务也为学术的研究提供外在的形式和⼿段。
不只是政府提供这些形式和⼿段的⽅式可能损坏事情本质，还有对完全陌⽣的东西存在外在的形式和⼿段这种情况本⾝也必然产⽣不好的作⽤，并把思想和⾼度降低到物质和更低级的现实层⾯；因此⾸先又得关注内在的本质，为了做好政府⾃⼰破坏或阻碍了的事情——即使没有他的责任。
如果这只是针对同⼀种处理⽅式不同的观点，这样看来，因为政府⼲涉得越少，因为在实际作⽤中理论上不正确的观点不会不受惩罚，因为在政府中没有作⽤是纯粹机械的，那么在结果中就会显现出优势。
把这点先说出来，⼈们就很容易发现，在⾼等学术机构内在组织的问题上⼀切都以保持这个原则为基础： 就是把学术看作还未完全发现的也永远不会完全被发现的事物，并⼀直把它作为未完成的发现来研究。
—旦⼈们停⽌研究原本的学术或者想象，学术不需要从思想精神的深处创造出来，⽽是可以通过⼴泛的收集把资料排列起来就可以，那么⼀切都是不可挽回并永远失去了，如果学术要长久地进⾏，损失对学术来说就是逃避，以⾄于使语⾔像⼀个空壳；对政府来说也是损失，因为只有来⾃内⼼又能植⼊内⼼的学术改造性格，对政府来说也和对⼈⼀样更注应于性格和⾏为，⽽不是知识和⾔语。
为了永远防⽌⾛⼊歧途，⼈们需要保持思想精神三个层⾯活跃和⽣机勃勃的追求：⾸先是⼀切都来⾃最初的原则（通过这个原则解释⾃然⽐如从⼒学到动⼒学，有机的到精神层⾯上的⼀步步提商），然后是⼀切都归⼊⼀个理想，最后是原则和理想结合成⼀种理念。
但这不能完全被促进，也没⼈想到，这在德国⼈中需要被促进。
德国⼈善于思考的民族性格⾃然具有这种倾向，⼈们只需要注意不要压抑这种倾向，⽆论是⽤暴⼒或因为⾃然出现的对抗作⽤。
因为要排除⾼等学术机构的⽚⾯性，因此⾃然可能有很多⼈在这些机构⼯作，但他们对学术上的追求感到陌⽣，⼀些⼈还反感，全⾝⼼地致⼒于学术研究的是少数⼈，为了⼴泛和长远的影响，只需要不多的时候这⾥或那⾥真正地出现，但起主导作⽤的⼀定是在那些感受到它的⼈⾝上的对学术追求的尊重，在那些想破坏它的⼈⾝上表现为畏缩不前。
这种追求在哲学和艺术中表现得最充分、最特别，不只是它们⾃⾝容易蜕化，因此不能对它们抱太⼤的希望，如果它们的思想精神不是它们该有的类别，或者只是以逻辑或教学的形式逐渐成为认识和研究科⽬类型的其他分⽀。
如果最后这个原则在⾼等学术机构中占主导地位：把学术当作这个去追求，就不需要再为其他个别的负责。
既不缺乏统⼀性也不缺乏完整性，⼀个⾃动研究另外⼀个，两个互为补充，产⽣良好的交互作⽤，这是好的学术⽅法的秘密。
那么对内来说每种要求都得到满⾜了。
有关外在和政府的关系以及政府的⼯作，政府就只需要通过选择研究⼈员来操⼼精神⼒量的富⾜（强度和多样性）以及从效果上关⼼他们的⾃由。
⾃由不仅受到来⾃政府的威胁，还来⾃机构本⾝，机构像它们开始时那样喜欢采⽤⼀种特定的思想精神扼杀别的想法，政府必须防⽌可能出现的这些弊端。
关键的问题在于筛选到这些岗位⼯作的⼈，在这些⼈⾝上只有在把整个机构分成各个不同的部分时才能规定防⽌⼒量缺陷的调整措施。
据此最多取决于少量的简单的，但⽐通常⼲预得多的组织原则，反之在个别部分又能谈到这些原则。
最后必然考虑辅助⼿段，对此只能作⼀般的说明，不是把收集那些没有⽣命⼒的材料当作主要的事情，⽽是不能忘记，物质材料的堆积还使思想僵化和退化，因此（物质上）最富裕的科学院和⼤学不总是完全拥有最深刻和最有思想的学术研究的地⽅，在政府⼯作意图中能从总体上谈到⾼等学术机构，对学校来说是⾼等机构，对实际⽣活来说是学术机构。
政府不得把⼤学当作⾼级中学或特殊专科学校，不得把科学院当作技术或学术团体来⽤①，总的来说（因为下⾯还要谈到在⼤学中出现的例外），政府不能要求⼤学和科学院给他任何直接涉及他的东西，⽽是要坚信，如果要实现终极⽬标，要从更⾼的⾓度来实现政府的⽬标，从⼀个更多的和所有其他的⼒量联合起来并显现出来的⽅⾯来实现，像他能推动的那样。
另⼀⽅⾯，政府的义务⾸先是对他的学校进⾏安排，以此让学校为所属的⾼等学术机构⼯作。
这⾸先建⽴在对它们之间关系了解的基础上⽽且要坚信：中学没有资格预先上⼤学的课程，⼤学也不是同类中学的补充的或只是中学⾼年级中的⼀个班级⽽已，要了解，从中学到⼤学的过渡是青年⽣活中的⼀个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学要培养学⽣在德智体⽅⾯能成功地⾃由独⽴⽽不受束缚地发展，不要游⼿好闲或者堕⼊实际⽣活，⽽是带着内⼼的渴望去追求在远处熔熠熠闪烁的学术。
他们到达学术的道路是简单⽽可靠的，要在学⽣⾝上寻求⼀切能⼒的和谐发展，对他的⼒量⽤尽可能少的对象但尽可能全⽅位地进⾏训练，⼀切知识都⽤来培养性情，以⾄于理解、知识以及思想精神上的创造不是通过外在环境，⽽是通过内⼼的精确、和谐和美丽散发魅⼒。
为此或为了达到纯粹学术头脑的预练⾸先需要数学⽽且从最初的思考⼒的训练开始。
这样经过训练的性情就⾃然理解学术了，因为同样的勤奋和同样的天赋在其他的准备⼯作中要么是短暂的，要么在受完整的教育之前就葬⾝于实际⽣活也因此对⽣活毫⽆⽤处，要么没有更⾼的学术追求，就⽤⼀些零散的知识来消遣罢了。
论⾼等学术机构的分类原因及它们的不同类型通常情况下，⼈们认为⾼等学术机构就是⼤学、艺术院和科学院，这个偶然产⽣的机构像从理念产⽣出来的⼀样不难找到其根源，⼀⽅⾯是⾃从康德时期就出现的受欢迎的词，有那么⼀点不准确，⼀⽅⾯是因为它们本⾝⽆益。
相反，重要的是这个问题：是否真的值得花⼒⽓再去建⽴或保留⼤学之外的科学院？为了使⼤学和科学院各⾃都以它们⾃⼰可能的⽅式⼯作，应给它们每个单独或两个机构共同指派哪些任务？如果⼈们让⼤学上课和传播学术，规定科学院扩充学术，那么显然对⼤学就不公平了。
在德国，学术肯定同样地并且更多地是通过⼤学教师⽽不是通过科学院院⼠来进⾏扩充，这些院⼠正是通过⼤学教师的职务在专业上取得进步，因为在听众⾯前作的⾃由的⼜头报告，在这些听众中，有⼀定数量的能共同思考的⼈，肯定会激励那些习惯这种研究⽅式的⼈，就像作家那种闲散的⽣活或者学术团体松散的联系。
学术在⼤学⾥显然发展得更快速、更具活⼒，因为⼤学⾥学术吸收了⼤量头脑聪明、年富⼒强的年轻学者。
特别是学①也就是说作为公共生活问题的专业和鉴定委员会。
术作为学术真的不容易讲出来，如果研究者每次都不是⾃⼰主动消化理解了的话，学术也难以被理解，如果⼈们不在⼤学甚⾄不是经常有新的发现的话。
此外，⼤学教学并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作，以⾄于⼤学教学可以成为研究中的闲暇⼩憩⽽不是作为研究的辅助⼿段。
在每所⼤的⼤学⾥也总有些⼈书读得不多或根本不读书，他们只寂寞地为⾃⼰学习和研究，因此如果⼤学归类得当的话，⼈们肯定可以在扩充学术⽅⾯相信⼤学⽽为了这个终极⽬标放弃科学院。
在⼤学教师看来，社会团体也不是很有必要及有规律的存在，它们也难以成为建⽴如此昂贵的机构的理由。
因为⼀⽅⾯这个协会组织对科学院来说也是很松散的，另⼀⽅⾯它⾸先服务于观察实验性的学科，这些学科中快速实验的结果对⼀些事实有⽤，最后在这些学科中没有任何困难也对政府没有帮助就产⽣了私⼈团体。
如果⼈们更仔细地研究⼀下这个事情，就会发现科学院⾸先是在外国繁荣昌盛，在外国现在还缺少德国⼤学的善⾏，⼈们⼏乎不承认，在德国⽋缺⼤学的地⽅，在没有⾃由、思想精神难以百家齐鸣的时代（科学院还作出了⼀定的贡献），可在新时代没有哪个科学院（在发展学术⽅⾯）表现特别突出，科学院对德国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做得很少或根本没作什么贡献。
为了使两者（⼤学和科学院）都保持⽣命⼒，将两者结合起来是必要的，尽管它们的⼯作是各⾃保持独⽴的，就是让个别的成员不再只是屈于⼤学或者科学院，在这种结合中两者可以独⽴存在又能以新的恰当的⽅式被使⽤。
但这种结合的益处不是得益于⼤学和科学院的⼯作的特殊性，⽽是因为他们独特的形式以及他们和政府的关系。
因为事实上⽆须成⽴⼀个特殊的科学院，可以通过⼤学教师来完成科学院完成的任务，⾸先因为⼤学教师又能够像在哥廷根⼀样形成⼀个独特的学者团体，这与原本的科学院⾮常不同）。
⼤学和实际⽣活以及政府的需求关系更密切，因为⼤学承担国家实际⽣活的活动以及青年⼈的指导⼯作，科学院纯粹只与学术本⾝有关。
⼤学教师之间在与学科内外程序有关⽅⾯保持着联系，有关他们原本的⼯作倘使他们找到了⾃⼰的兴趣所在才互相告知，以此他们每个⼈都找到⾃⼰的⽅向和道路；相反科学院是⼀个团体，真正是为了让每个⼈的⼯作都经受所有⼈的评判⽽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