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避免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真理。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人民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之一，与军队共同构成保卫国家安全的两大支柱。

人民警察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它在国家政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民警察一方面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大量而艰巨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是国家其它权力得以顺利行使的后盾。

也就是说，国家法律赋予警察机关和人民警察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和刑事司法权力，其中许多权力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益和自由。

由此可见，警察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警察权力运行与公民权益保障密切相关。

警察权力依法运行，则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民的自由和权力，少部分警察的特权思想突出和滥用权力，则使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警察机关的形象受到损害，国家政权和人==专政的根基受到动摇。

因此，如何有效地预防和避免警察权力的滥用历来就是各国统治者和广大公众普遍关心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尤其是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已成为时代主流的新的历史时期，十分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和研究，以便防微杜渐、标本兼治，确保警察权力的健康和良性运行。

一、警察权力的内涵、外延及法律渊源（一）警察权力的内涵所谓警察权力，通常是指警察的职责和权限，具体就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的人民警察的职务责任和为履行职务责任所享有的相关权力，简称为警察职权。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却自然不自然、有意无意地将警察职权混同甚至等同于警察权。

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两者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的两个概念。

一般的说，警察权是一种国家权力，包括国家制定警察法规、规定警察职责权限、领导和使用警察力量的权力。

在我国，警察权属于人民，属于国家。

而警察权力（又称警察职权）则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的，是与警察职务密切相联的责任和权力。

因此，警察权力与警察权既不能混同，更不能乱用。

（二）警察权力的法律渊源由于警察权力的相对特殊性，世界上许多国家均通过法律形式予以确定。

对此，我国也不例外。

关于警察权力问题，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则称其为警察职权，并作出明确规定，从而使警察职权具有法律的规定性。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简称《人民警察法》，下同）的规定较为详尽具体，而宪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则相对原则和笼统。

《人民警察法》不仅明确规定了人民警察的具体范围，而且还专章规定了人民警察的职责和权限，从而使==机关的人民警察和其他机关的人民警察在履行各自的职责，行使各自权力方面进一步明晰和细化，具有很强的的可操作性。

（三）警察职权的特征当今世界的警察，从其阶级属性上来划分，主要有两大类：社会主义国家的警察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警察。

我国是人==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这就决定了我国的警察属于社会主义的人民警察，其权力来自于人民，反过来又服务于人民。

总的来看，我国人民警察的职权大致具有如下特征：一是主体的特定性。

警察职权是国家通过立法赋予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的，是与警察职务密切相联的责任和权力。

因此，警察职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人民警察，只能是国家依法设立的人民警察机关和通过法定程序获得警察职务的人员。

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行使警察职权。

在此，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以及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警察和检法系统的司法警察机构都可统称为警察机关（构），他们所属的警察人员也可统称为人民警察，但由于各自的工作分工和岗位职责不同，相互之间只要未经法定程序授权，就不能代替其它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行使法律赋予该部门的职权。

即是在同一警察机关内部的不同警种之间，也应严格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行使权力，否则一律视为越权和滥用权力。

二是内容的法定性。

也就是说人民警察职权的内容是上法律确定的，具有法律的规定性。

具体表现在：（1）人民警察的任何职权都是通过法律规定和授予的。

人民警察行时职权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只能按照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即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模式、标准、条件或方向）行使。

否则要承担相应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2）未经法律许可，人民警察无权擅自变更、转让或放弃权力。

（3）人民警察依法行使职权的行为，一经作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被改变或撤销。

三是权责的统一性。

人民警察的职责与权限密不可分，有多大的职责，就有多大权限；职责是权力的前提和基础，权力是履行职责的保证；二者在实施的过程中达成统一，职责的履行伴随着权力的行使，权力的行使过程就是履行职责的过程。

如果放弃权力就意味着放弃职责，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四）警察职权的界定《人民警察法》在第二章专章规定了人民警察的权限。

根据该法规定，作为警察主体的==机关的人民警察被赋予了十四项职责，而且在第七条至第十七条还专门规定==机关人民警察的具体权限，而其他警察机关的人民警察则依据《人民警察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分别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职权。

由于《人民警察法》对==机关的人民警察的职责权相对详细具体，而对其他机关人民警察的职权规定较为原则性。

因此，笔者仅就==机关人民警察的职权作如下重点阐述。

1、行政强制措施权。

《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的个人或者组织，依法可以实施对人身、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包括劳动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育、收容教养、强制传唤、强制治疗、强制遣送以及时没收、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扣缴和责令停产、限期消除隐患等。

2、行政处罚权。

《人民警察法》第七条规定，==机关人民警察对违反治安管理或其它==行政管理的个人或组织，可以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拘留、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限期出境和驱出逐境等。

3、人身强制权。

《人民警察法》第八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或危害==全的人员，可以强行带离现场，依法予以拘留或者采取法律规定的其它措施（如《集会==示威法》所规定的“对非法举行集会、==示威的人员，可以命令解散、强行驱散”等）。

4、当场盘问权、当场检查权和留置盘问权。

《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有违法犯罪的人员，可以在嫌疑发现地当场盘问、检查或者将其带至==机关继续盘问。

5、使用武器权。

《人民警察法》第十条规定，遇有拒捕、暴乱、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它暴力行为的紧急情况，==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主要指《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可以使用武器。

6、使用警械权。

《人民警察法》第十一条规定，为制止严重违法犯罪活动的需要，==机关的人民警察依照《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等国家规定，可以使用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手铐、脚镣、警绳等警用器械。

7、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权和搜查权。

《人民警察法》第十二条规定，为侦查犯罪活动的需要，==机关人民警察可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执行拘留、逮捕或其它刑事强制措施（如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羁押看守等）和搜查。

8、优先乘坐权、优先通行权和优先使用权。

《人民警察法》第十三条规定，==机关人民警察因履行职责的紧急需要，经出示相应证件，可以优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遇交通阻碍时优先通行。

与此同时，该条还规定，==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必要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优先使用机关、团体、企事业组织和个人的交通工具、通信工具、场地和建筑物。

9、约束权和强制监护权（看管权）。

《人民警察法》第十四条规定：==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全或其它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的约束措施。

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

10、限制通行权、限制停留权和交通管制权。

《人民警察法》第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机关，为预防和制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车辆的通行或者停留，必要时可以实行交通管制。

11、技术侦察权。

《人民警察法》第十六条规定：==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察措施。

12、现场管制权。

《人民警察法》第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机关，经上级==机关和同级人民==批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突发事件，可以根据情况实行现场管制。

==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于管制的现场，有权采取必要的手段强行驱散，并对拒不服从的人员强行带离现场或者立即予以拘留（指刑事拘留）。

由此可见，==机关人民警察在行使法定职权时，既要符合法定要件，又要经过相应的法定程序。

而且某些特定职权只能由特定主体行使，如限制通行权、限制停留权、交通管制权和现场管制权等特定权力只能由县级以上人民====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行使，其它==机关（如铁道、民航、森林等专门==机关）及其人民警察非经授权或委托，则无权行使。

否则，一律视为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

二、警察权力滥用的概念、具体表现及其危害（一）警察权力滥用的概念虽然有关法律、法规对警察权力滥用未做出明确解释和界定，但透过《人民警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对警察权力的概念及特征阐述的综合分析，就不难看出，所谓警察权力滥用，主要是指警察权关或其警察人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偏离或超越了法律所界定的职权范围，未能严格按照法律所提供的行为模式、标准、条件或方向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以及未经法律许可擅自变更、转让或放弃权力的行为。

（二）警察权力滥用的具体表现尽管警察权力滥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从具体司法实践来看，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非法定主体越权行事。

众所周知，警察职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法定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而且，人民警察的任何职权都具有法律授权属性，只要未经授权或法律许可，即使法定的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也不得行使该项权力。

然而，在现实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却有那么一些警察机关或其警察人员无视上述“刚性规定”，悖道而行。

有的超越本机关、本部门、本警种的职权范围行事，滥用管辖权；有的随意参与诸如催粮派款、扒房拆屋、刮宫引产等非警务活动，滥用警察职权；有的擅自变更、转让法定职权，动用非警察人员从事警务活动。

二是无视法定要件行使职权。

根据《人民警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任何警察职权的行使都必须以法定要件的存在为前提。

而有的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却根本不考虑法定要件是否具备这一事实，任经验和感情办事，动辄采取严厉手段，随意使用武器警械，滥用人身和财产强制措施，既侵犯了群众利益，又亵渎了法律的尊严。

三是消极不作为，弄权渎职。

一些警察机关和警察人员受特权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观念左右，在执法办案和曰常管理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耍特权，抖威风，动辄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冷硬横推”，漠视群众疾苦和公民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