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国际贸易政策内生性理论分析内容摘要：传统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使贸易参与国实现福利最大化，保护贸易政策会使其福利受损。
但是现实的经济中贸易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导致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
本文从贸易保护政策普遍存在的实际出发，对贸易政策内生性理论作了简要介绍，并以此为基础对贸易政策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最后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观点和结论做出总结和评价。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公共选择理论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提出基于古典的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使贸易参与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保护贸易政策会使其社会福利遭受损失。
因此，各国政府首选的贸易政策应当是自由贸易政策。
但是现实的经济中贸易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导致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
此外，从贸易政策保护的形式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关税比配额和自动出口限制要好，但实际贸易保护形式的设置为何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政府在采取措施进行贸易干预时为何更多是限制进口，而不是促进出口？跨越不同行业、国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贸易保护水平存在差异性，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
对此，传统的贸易经济理论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为了探究理论与现实中的差异的真正根源，学者引入了一种新兴的贸易政策分析框架—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大大加强了对对外贸易政策抉择的解释力。
相关理论综述（一）理论分析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模型来解释和描述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过程、机制和结果，具体可以分为“实证的”和“规范的”两支。
1.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
Corden（1974）提出的社会利益模型利用社会福利函数方法进行分析，认为政府是仁慈的，不愿意看到社会中任何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实现公平和收入均等化，贸易保护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
Baldwin（1984、1985、1989、1996）在个人利益模型中认为政府官员是由公众选举产生，他们作为贸易政策的提供者有自己的利益目标。
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作为贸易政策的需求者，与政府形成了供求关系，共同决定贸易政策的价格（关税率或补贴率）。
民主政府模型试图将以上两种模型进行折中，认为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必须兼顾自身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
由于受到民主制度的约束，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
2.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规范研究。
Krueger（1974）率先提出寻租理论阐述了贸易限制、外汇额度和政府采购等行为导致的垄断会产生社会福利损失。
同年，安妮·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首先使用了寻租的概念，认为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寻租影响政府的决策，会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是一种资源浪费。
Bhagwati（1982）提出了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理论，他认为直接非生产寻租是指通过从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利润的方法，这些活动产生金钱收益，但是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与劳务，也不产生生产这些产品与劳务的投入品。
3.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Kindleberger（1981）和Gilpin（1987）提出的盟主理论指出当世界经济中存在一个超级经济大国时，自由贸易体制将会盛行。
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在国际间进行分配的模型，理性的政府会根据本国与他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而自动调整其贸易政策。
Ienberry，Lake and Mastanduno（1998）的社会中心论认为贸易政策是国内政治力量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同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利益冲突非常相似。
与社会中心论相对立是Baldwin （1985、1996）提出的国家中心论。
这一理论把国家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者制定和实施特定贸易政策就是要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体现出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赋予其独立目标进行研究的本质。
（二）实证分析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影响下，贸易政策和政府不同收入转移政策偏好如何受政治捐赠的影响。
该模型以美国贸易政策抉择过程为研究对象，较好地说明美国贸易政策产生、制定和实施和变化的内在理论逻辑。
Helpman（1995）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特殊要素模型和个人效用函数框架，对贸易保护的形式和程度进行了出色的分析。
Rosendorff（1996）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模型说明从关税保护措施到非关税保护措施（VER）的内生过程，成功解释了从零关税到VER贸易政策形式连续变化的过程。
而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实证检验研究，主要有Ohm（1987）的韩国检验、Rajapatirana、Mora and Yatawara（1997）的拉美国家检验、Edwards and Lederman （1998）的智利检验等，这些检验大都说明了国家政治领导人经济思想转变对本国贸易政策转变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的实证检验主要包括：Branstetter and Feenstra（1999）利用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过程的模型，并结合中国1984-1995年的数据进行有效估计，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是一个受到政府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程度逐步降低，成为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政治经济解释；盛斌（2002）把贸易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决策的权力范畴来建立模型，较好地检验和分析了影响中国保护结果和水平的决定因素。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公共选择理论在贸易政策领域的具体运用，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政治市场中为现实中普遍存在的贸易干预政策寻找其合理性的解释。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从贸易政策对活动主体利益分配影响的角度出发，把贸易政策当作是政治市场上的商品。
同其他商品的均衡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一样，贸易政策的均衡价格是由政治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内生决定，贸易保护政策的供给方是政府，贸易政策的需求方是各种利益集团。
贸易政策的的政治经济学将影响贸易政策抉择的利益集团分为进口替代部门、出口部门和消费者团体三大类。
这三类利益集团为了使贸易政策的选择有利益于自身，通过院外活动来游说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者。
贸易政策通常是在愿意承担一定院外活动成本的利益集团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力量强大的贸易集团能够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贸易政策。
利益集团的力量一方面取决于控制成员搭便车的成本，另一方面取决于集团自身规模的大小。
通常进口商品对国内进口替代部门的冲击比较明显，反应激烈的进口替代部门的生产者比较容易聚集在一起，因此进口替代部门的院外活动进行比较容易。
贸易保护对出口部门虽然有不利影响，但影响效果间接且不明显，加之出口部门很难控制搭便车的成本，因此出口部门对于进口替代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反对不会很强烈。
这也是为什么现实中的贸易保护形式更多的是限制进口方面的措施，而不是鼓励出口方面的措施。
至于消费者这一利益集团，由于贸易进口商品也许只是其众多消费商品中的一小部分，贸易保护政策导致其利益受损的程度非常微弱，加上消费者人数众多，集体组织成本巨大，又无法控制搭便车问题，因而这一群体对待贸易政策的态度通常是复杂和含糊不清的。
此外，集团的规模也会影响集团的力量大小。
一般集团的规模小，贸易政策对其利益的人均影响就比较大，其组织和控制搭便车也会比较容易，因而越容易进行院外活动，影响贸易政策的抉择。
在这些集团院外活动的影响下，贸易政策常常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偏离整体社会福利最大化这一原则。
同时，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在贸易政策抉择中的作用和影响也作了深入剖析，认为贸易保护政策是政府为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的结果。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假定政府和其他的利益团体一样，也有一定的自利性，会利用贸易政策来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
政府的自利性虽然比较多，但主要体现在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执政地位或政治支持）两方面。
如果政府是以实现政治支持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必将会选择一个最优的贸易政策水平。
这也说明了贸易保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政府追求自身目标的结果，而不是实现整体国民福利最大化的结果。
结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贸易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客观合理地分析了贸易政策的内生性特点。
但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忽视了国家战略、贸易对手的贸易政策对一国贸易政策抉择的影响，同时在分析时过分强调利益集团这一变量对贸易政策的影响，研究方法上局部均衡分析法居多。
忽视国家战略的影响。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在分析影响贸易政策的相关变量时，多以利益集团的社会特征变量分析为主，国家战略很少被纳入研究范围中来。
而国家战略的考虑往往对一国贸易政策的抉择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是直接的影响。
所以，忽视国家战略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会使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忽视国际贸易双边和多边框架和规则对贸易政策抉择的影响分析。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日益相互渗透、相互依赖，一国的贸易政策抉择会对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国际贸易双边和多边框架和规则同样也对本国的贸易政策制定和实施会产生重要的牵制作用。
因此，各国在进行贸易抉择时国际贸易双边和多边框架和规则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影响因素。
对此，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考量。
忽视贸易政策动态变化调整的分析。
一国乃至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政策都在不断动态调整，即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或不同时期会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或不同国家会同一时期贸易政策存在很大差别，有时以自由贸易政策为主，有时又会转而推行贸易保护。
对于此种现象背后的真正动机，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缺乏具体的分析和说明。
忽视一般均衡分析法和定性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多以局部均衡分析法为主，忽视了一般均衡分析法的重要性；此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重视定量分析，忽视定性分析。
这使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虽然看上去角度新颖，对现实贸易政策的抉择问题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是一般均衡和定性分析的忽视会使其缺乏普遍性和一般意义。
忽视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抉择实证检验。
在对具体贸易政策抉择的实证检验方面，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多以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抉择为对象，忽视了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政策研究。
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贸易政策抉择的实证检验数据获得相对比较容易，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统计制度不健全，统计技术相对落后，数据获取相对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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