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堕胎权之争看美国宪政及美国社会———以“罗伊诉韦德案”为例 桑东辉(哈尔滨开发区管委会,黑龙江哈尔滨150090)摘　要:“罗伊案”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由“罗伊案”引发的堕胎权之争,在美国的政界、司法界和社会各个层面掀起了轩然大波。

“罗伊案”和此前的“布朗案”推动了美国司法复审制度的建设进程;围绕堕胎权的问题,衍生了选择权利派和生命权利派的对抗:由对选择权和生命权的认可,加剧了美国上个世纪末的政治分野;通过“罗伊案”的推动,美国妇女运动超越了对“性自由”、男女平等等权利的诉求,在更深、更广的层面延展。

关键词:司法复审;堕胎;选择权;生命权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5)05-0055-05 美国是一个宪政制度高度发达的国家。

200多年来,美国宪政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呈现出渐次前行的演进过程。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后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的兴起,对美国当代宪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试就20世纪70年代的“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以下简称“罗伊案”)为例,阐述堕胎权之争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对美国宪政比较了解的都知道“罗伊案”发生的背景和案情,本文不再赘述。

简单地说,“罗伊案”主要是围绕妇女是否有自由堕胎权引发的争端。

透过堕胎权之争,我们看到的是:1、引发了隐私权的争议。

一些人认为堕胎是妇女与医生间的私人事,是妇女的隐私权,不应限制。

这种观点建构在把堕胎权作为隐私权的衍生权利上。

虽然美国宪法及其修正案都没有直接提到隐私权,但美国最高法院的“延伸区理论”(The penumbra theor y )为解释隐私权提供了宪法依据。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莱克门的判决也是据此做出的,他在“罗伊案”判词中明确写到:“个人自由和限制州的行动的概念所包含的隐私权……包含一个妇女作为是否终止妊娠的决定。

”2、引发了选择权和生命权的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按照美国宪法,女人堕胎与否是女人的自由和宪法权利;而反对者则认为,高院的判决违反了这条款中的生命权,剥夺了未出生婴儿的生命,将争论导向了生命及人的概念,并引申到政治生活各个层面。

一、在宪法层面上,“罗伊案”推进了美国的“司法复审”的制度建构美国宪法在立国之初虽然确立了“三权分立”、分权与制衡的原则。

但长期以来,美国的三权并非均等,即不是等腰三角形的均匀分布权力和效能,而是相互制衡,彼此牵绊,互为条件,各不统属。

具体说,就是参众两院是立法机构,拥有立法权和财政权,可以制约总统,可以制定法律,制约行政机关,但法律必须由总统批准;如果总统否决了国会的议案,国会只有达到2/3多数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

国会对总统有弹劾权,但没有审判权。

总统有权任命各部部长和驻外使节,但必须得到国会批准。

总统有权任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但一经任命,法官就是终身制的,总统无权干涉其司法活动。

这种体制的根源在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和不列颠宪政影响,本文无意展开阐述。

在这里,收稿日期:2005-06-28作者简介:桑东辉(1968—　),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在读法律硕士,讲师。

2005年10月第17卷第5期中华女子学院学报Journal of China W omen 's University Oct .2005Vol .17.No .5DOI :10.13277/j .cn ki .jc wu .2005.05.011我们不妨把它看成是美国宪政设计时的合意,并由此产生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任命而非人民选举及法官任期终身的宪法规定。

在这个意义上说(注意:仅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官从属于总统,司法权从属于行政权。

这种情况构成了“宪法与民主”的张力关系,是对“多数暴政”,即对“大民主”的制衡,被称为“审慎的民主”,也称“反多数原则”。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联邦司法部门被贴上了“美国联邦政府中最不民主的部门”的标签。

这种制度在保持了近200年时、在遭遇了1954年“布朗案”和1973年的“罗伊案”后,出现了历史转机,引发、激化了美国宪政史上关于“司法审查制度”的争论。

由于“布朗案”主要涉及种族问题,即黑白同校教育问题,是上世纪很有影响的黑人民权运动,非本文讨论的内容。

但它涉及的种族问题,激发了美国“司法复审制度”的争论。

作为与种族问题同样敏感的性别问题,“罗伊案”则进一步激化、引申、延展了关于“司法复审制度”的争论,使“司法复审制度”之争突破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狭小圈子,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更广泛、更深刻地引起人们的思索、探讨。

并且理论分野也不单纯表现为保守派为“司法复审制度”辩护、自由派反对“司法复审”那么简单的程式化,而出现了交叉互动。

有趣的是,上述两个案件(“布朗案”和“罗伊案”)的出现使得自由派在指责“司法复审”不民主的同时,却认识到司法复审这一“最不民主”的制度,恰恰大大推动了自由派和激进派认同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保守派也在感到这个制度一定程度上起到制衡激进民主的作用的同时,却恰恰成了社会改革的利器,甚至是多数暴政的利器。

以这两个大案为代表的战后美国司法复审历史恰恰表明,所谓“司法复审”不但没有成为制约民主的保守手段,反而恰恰成了推动民主和激进社会改革的最有力工具,而且表明法庭甚至可以走在总统和国会之前甚至民众之前,成为社会改革的激进先锋。

[1]这个争论还引发、波及了“司法有为与司法节制”、“解释与不解释”、“原旨主义”等延伸内涵的子问题争论。

作为美国宪政机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复审制度,在美国学者眼里,是“把它作为我们宪政制度的一部分来承继的。

”[2](P109)而“布朗案”和“罗伊案”作为“司法复审制度”的里程碑更加坚固了司法复审在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地位,乃至于“最高法院被认为是宪政、联邦制度、分权和个人权利的监控者。

最高法院成为宪法的校准者和调节者(Calibrater and adjuster ),使其18世纪的特色跟上时代之步伐。

”[2](P115)透过这两个案子,我们在客观审视美国宪政发展的演进历程的同时,对我国在推行宪政的道路上如何推进司法改革也应有所启迪和裨益。

二、在法理层面上,“罗伊案”促进了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深度诠释当前,美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随着工业化的凋零衰败,工业社会都将经历一场从物质价值到诸如归属感、自我实现之类的后工业价值的`文化转移'”。

①至于后工业时代的景象,斯科特·费拉纳根则深刻地指出,新的社会裂痕会在以下两者之间产生,一边是新左派问题议程,包括堕胎自由,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权利和其他的新道德问题;另一边是新右派问题议程,它包括生命的权利,反妇女解放运动,上帝造物论,反色情以及对传统道德和宗教价值的支持。

②1973年的“罗伊案”不啻是在“法律与道德”冲突的激流中投入的一块巨石,其激起的浪头此起彼伏,此消彼长。

其实考察堕胎问题的历史,我们和布莱克门大法官一样会惊奇地发现,按照罗马教会和天主教的教规,堕胎最初是不被视为罪过的。

因此在整个19世纪和以前的美国历史上,对于怀孕头几个月的堕胎是没有全国性法律限制的。

只是在1821年,康涅狄格州率先出台了关于胎动以后堕胎为非①Ronald Inglenhart :《发达工业社会里的文化转移》(Culture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 -niversity Press ,(1990).转引自[美]雷蒙德塔塔洛维奇、拜伦戴恩斯的《社会调节与道德冲突》(为《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一书的“引言”)。

②Scott C .Flanagan :《回顾工业社会的价值变化:一场价值争论的革命》(Changing Values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Revisited :Towaeds a Revolution of the Values Debate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第81期(1987),转引的出处同上。

56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5年法的法令,使堕胎开始在一些州受到限制,但在整个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堕胎仍是一种屡见不鲜、经常实施的商业化活动。

其实,在19世纪支持和反对堕胎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

“堕胎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画出了一条充满仇恨的、有时甚至是充满暴力性的界线。

在那些笃信宗教的妇女与较为世俗的妇女之间、家庭妇女与家庭外工作的妇女之间,挑起了一场恶战。

”[3](P444)19世纪反堕胎者多为中产阶级妇女,她们主张妇女应把操持家务作为一种完全的职业。

而实施堕胎的多为未婚的下层妇女或移民的妻子。

到了当代,根据调查显示,持生命权利观点的多为操持家务的妇女(占63%);而持选择权利观点的则94%的人在家庭外有份工作。

①20世纪以来,堕胎之争在道德、伦理、法律、政治等层面上被赋予了更广泛的意义。

“罗伊案”后,生命权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美国兴起。

而且在此后每年的1月22日(“罗伊案”判决日)举行周年纪念活动,发表演讲,使堕胎权之争在全美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按照生命权利派的观点,一个婴儿的生命远在其降临人间之前就早已有之。

在他们看来,堕胎就是屠杀,是对“基本的美国价值的一种威胁。

”[4](P 30)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堕胎,将导致一个失去了“家庭价值”的没有目标、没有信仰的社会。

并且说,堕胎不但亵渎了生命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而且还使反对堕胎的人们遭受“道德上的痛苦”。

美国的“全国生命权利委员会”做的一个调查显示,从1973年到1996年,有3500百万美国人被合法地“谋杀”了。

因此,一些激进分子把为堕胎妇女提供帮助的医护人员称为屠夫、刽子手,并组织对他们进行“情有可原的谋杀”。

尽管美国当局对堕胎诊所采取了保护措施,但仅20世纪90年代就有迈克尔·格林芬等7名医生被杀。

与生命权利相对立的是,选择权利派认为堕胎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私事,妇女有权利决定是否终止妊娠,这是妇女的隐私权。

更有女权分子提出了“容器”的论点,拒绝承认胚胎是人。

她们认为如果把婴儿的权利凌驾于孕育该胚胎的妇女之上,就把妇女放在二等公民的地位,而忽视了胎儿对母亲的依赖性和从属性。

同生命权利派一样,选择权利派也有自己的组织,如“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就是美国全国性的一个选择权利派组织。

对堕胎权的问题,美国民众围绕道德与法等问题,也出现了舆论分歧。

自1965年以来,美国一些官方和民间组织就这一问题做了很多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对这一问题观点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