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协联合研究计划（第二期）资助项目----期货业态及期货公司营运模式的国际比较课题负责单位：浙江省永安期货经纪公司课题合作单位：浙江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课题组负责人：施建军、汪炜课题组主要成员:张拥军、杜利辉、李力、彭勇、于洁、杨春光、冯玲龙中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产生以来，在经历了无序发展和治理整顿后，目前已经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期货市场交易量快速上升，市场规范程度不断提高，投资者信心也得到了很大的恢复。

但是我国期货市场发展中依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与不足，特别是期货业的发展还不尽人意，如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期货公司规模普遍偏小、实力偏弱、业务单一、服务结构趋同、人才缺乏等等。

目前，期货业特别是期货公司的发展滞后已经成为了制约中国期货市场更快发展的重要因素。

2004年2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把期货公司建设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

因此，如何增强我国期货行业的整体实力，提高期货公司的竞争力是目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和学术机构对我国期货业的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比如关瑞青（1999），常清（2001），廖英敏（2003）的研究对我国期货业的发展问题都有所涉及，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但是，已有的研究都还未能对中国期货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一个全面、深入的探讨。

同时，国内学者虽然对国外期货市场进行了大量的介绍，但多以国外期货市场的监管体系、交易所发展与品种设置为对象，而对国外期货业和期货公司的分析以及国内外期货业的比较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在充分吸收消化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国外、国内期货业的发展进程进行系统分析，运用比较分析以及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国内外期货业态、监管和期货公司的营运模式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详细讨论期货业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中国期货业和期货公司的发展对策。

一、期货业态发展的历史考察通过对世界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期货业发展的历史考察，我们发现虽然各国期货业的历史发展和形成过程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各国期货业在发展形态、公司营运模式等方面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

美英日等先发期货市场国家的期货业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和发展逐渐走向成熟和规范。

其中美英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管理以及交易所和公司内部自律管理的严格的三级监管体系成为对期货业监管比较成功的典型。

美国自1936年推出《商品交易所法》后，期货业逐渐被纳入到政府法规的监管之下，此后又于1982年成立美国国家期货协会（NFA），加上政府和行业协会对交易所行为自我监管的要求，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三级监管体系；英国也是先有政府管理，而后成立了期货经纪人和经纪人协会，与交易所的自我管理一起构成了三级监管体系。

但是美英的期货业发展特点又有所不同，美国期货业在强大的经济背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下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主导力量，英国的期货业则具有更为明显的国际化特征。

与英美相比，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了三级监管的初步架构，但是由于行业协会的作用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再加上期货交易所的主体地位不明确，激励与惩罚机制不健全，因此交易所自身的自律管理和对会员的监督都不够积极和到位，因此我国期货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监管架构实际上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仍然基本上只有证监会及其下属机构的一级监管起作用，因而显得不够严密和完善。

尤其是交易所内部监督的缺失导致了微观层面的监管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也间接影响了协会作用的发挥。

因此，应进一步明确交易所的主体地位，完善交易所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交易所自身监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联系微观主体与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桥梁作用，使三级监管体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效运转起来，促进期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日本期货业与英美相比而言的最大特点是政府对期货业的积极推动。

如1990年通商产业省把期货业列入21世纪“三大信用情报产业”，同时，农林水产省决定在21世纪将把期货业发展到10兆日元的规模，从而实现接近于汽车业13兆的计划规模；80年代末日本政府在决定大力发展期货市场的同时，开始着手裁减经纪公司的数量，并计划最终只保留20-30家期货公司，导致了近来日本期货经纪公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加快了期货公司的规模化进程；近年来，日本政府修改了证券法规，放松了国外期货商的准入要求，推动了日本期货业的国际化，为期货业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

在政府这些措施的引导和推动下，日本期货业逐渐走上了快速规范的发展轨道。

与日本相比，我国近年来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期货业的发展，但力度不够大，效果也不是很明显。

近几十年来，以港、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后发期货市场国家的期货业也迅速发展了起来，并已经成为国际期货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国家或地区期货业的发展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期货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特点对期货业进行规范和发展。

如新加坡政府在境外市场参与者的影响和国内黄金期货市场发展混乱的情况下，对期货交易所进行派员监督，以较低的代价促进了期货业的快速规范；香港由于市场基础较好，期货业最先由当地财团推动和建立，其期货业与市场环境的互动关系非常明显，发展也非常迅速，“金融化”的特征非常突出；而台湾由于当地的经纪机构发展不成熟，其期货业则是由境外期货公司率先推动的，境外经纪机构对当地期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后发期货市场国家都注重不断推动期货业的对外开放。

台湾在国外期货公司推动的基础上不断加快对外开放的进程，而新加坡的国外公司会员到1995年已经接近80%，香港期货业的对外开放的步伐也在逐渐加快。

我国期货业具有既拥有巨大的经济背景和市场需求又属于后发市场的特点。

期货业的集中度还不够高，期货公司的竞争力还不够强，对外开放的尝试被迫中断，之后再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发展阶段和水平上，即便和港、台、新加坡等这些后发期货市场相比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对以上各国期货业发展历史深入考察后我们还发现，国际期货业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的发展和变化非常快。

而各国期货业在快速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又存在一些共同的发展规律和趋势。

世界期货业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公司经营规模化、业务开展国际化、业务类型集中化、交易技术电子化和网络化的共同趋势。

随着各国期货市场的快速发展，这些趋势越来越明显。

对我国期货业而言，由于发展时间较短，除了交易技术比较先进以外，在其他方面都还不能和其他比较成熟的市场相提并论。

二、国内外期货业发展总体现状比较研究通过对国内外期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重点是对国内外期货经纪行业的构成状况、业务类型、资本规模和经营规模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期货业和国外期货业发展的主要差距在于：第一，期货经纪行业构成单一。

国外无论是原发型期货市场还是继发型期货市场的期货业均具有多层次多样化行业结构，如实施多级代理制度，会员有结算会员与非结算会员之分，期货业中介机构类型多样，各公司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多级代理体系中进行自我定位，相互分工协作，共同发挥中介职能。

多级代理实际上就是期货经纪行业分工的细化。

根据亚当·斯密和阿林·杨格的分工与市场理论，发展社会分工，提高专业化水平，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大小也依赖于社会分工。

对于期货市场，期货经纪行业能否实行多级代理既取决于期货市场的规模，同时，多级代理的运用又会使期货经纪业代理能力增强，促进期货市场规模的扩大。

当然，期货经纪业多级代理的实行还会带来譬如监管难度增加等其他问题，因此多级代理能否顺利开展还有赖于期货市场的规范化程度和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

目前我国期货经纪业实行一级代理，这既有监管上的约束，也有期货市场规模、规范化程度以及投资者类型、成熟程度方面的限制。

由于我国期货公司既是交易会员又是结算会员，且各期货公司只能代理终极客户交易，不能代理其他期货经纪机构。

因此造成我国期货经纪公司同质化发展，缺少竞争优势，且各公司之间没有相互协作的平台。

第二，期货公司业务类型单一。

国外的期货公司许多都是全能金融公司，具有经纪职能、结算职能、代客理财职能、场外交易职能、基金管理职能、顾问服务职能、融资职能等，每个公司可以各具特色。

而我国的期货公司职能从事代理业务，造成期货公司收入来源狭窄，渠道单一。

同时这种状况导致每一个期货公司在同一个层次上低水平激烈竞争，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和个性化发展，整体水平难以提高，造成期货公司盈利能力低下，难以谋求发展的情况。

第三，期货公司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无法实现规模经营。

无论从资本金、代理业务量还是从经营规模来看，我国期货公司的规模都很小，未能形成具有绝对规模优势的行业首领。

而考察国外期货业，高盛、花旗环球金融、美林和摩根大通等一些航母级全能金融大鳄已经成为期货业的绝对龙头。

虽然排在前列的也有诸如瑞富、卡尔、曼金融和飞马等一些专业型期货经纪公司，但是2003年全球按客户保证金排名前20位的期货公司中，有投资银行背景的占了15家，综合金融企业无疑已经成为期货业的主要力量。

这些大型金融企业在客户开发、成本控制、信息收集以及风险控制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势，显示出了非常强的竞争力。

目前我国期货公司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低既有期货品种少、投资者结构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是金融企业无法参与期货市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期货业监管体制的比较分析高效的监管是期货业健康发展的有利保证。

本部分主要对中美两国的期货业监管进行了比较。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第一，中美两国均形成了完整的三级监管体制，然而，与美国相比，我国证监会的权限相对集中，对市场运行的管理过于宽泛、微观。

中国期货业协会在行业自律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尚需要加强。

第二，尽管我国还没有推出“期货法”，但仅就涉及到的方面而言，包括《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期货经纪公司管理办法》等在内的若干个行政法规已经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监管制度。

这一制度在下面的两方面和美国存在显著不同： （1）期货公司的设立机制。

美国采用的是注册制，对从事期货经纪服务限制较少；与之相反，由于我国的监管法规建立在“清理整顿”的背景下，因此禁止性的要求很多。

（2）保证金管理制度。

因为我国禁止期货经纪公司从事自营业务，围绕这一差异，两国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首先，在美国，期货公司高管、董事、主要股东、有一定权限的雇员从事期货交易的资金纳入“自有账户”，与“客户资金账户”分开管理。

单纯处理自有账户的经纪商甚至可以免于注册。

而在我国，由于禁止上述人员投资期货，因此不存在自有资金账户和客户资金账户的划分；其次，在美国，对资金的分离仅划分到经纪商层次，即将期货经纪商所有客户的资金存放在同一账户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