颐和园简介颐和园主景区由万寿山、昆明湖组成，全园占地3.08平方公里，水面约占四分之三。

园内现存各式宫殿、园林古建7万平方米，并以珍贵的文物藏品闻名于世，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颐和园前身为清漪园，始建于清朝乾隆十五年（1750），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烧毁。

光绪十二年（1886），清廷挪用海军经费等款项开始重建，并于两年后取用今名，作为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

一九〇〇年又遭八国联军破坏，一九〇二年修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修缮，颐和园陆续复建了四大部洲、苏州街、景明楼、澹（dàn）宁堂、文昌院、耕织图等重要景区。

颐和园集传统造园艺术之大成，借景周围的山水环境，既有皇家园林恢弘富丽的气势，又充满了自然之趣，高度体现了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准则。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颐和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予以如下评价：1）北京的颐和园是对中国风景园林造园艺术的一种杰出的展现，将人造景观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2）颐和园是中国的造园思想和实践的集中体现，而这种思想和实践对整个东方园林艺术文化形式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3）以颐和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是世界几大文明之一的有力象征。

园史介绍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

这是一座以万寿山、昆明湖为主体的大型天然山水园。

万寿山和昆明湖早在建园之前就已经是北京西北郊风景名胜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自然景观以及某些人文景观都与此后的园林造景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考查颐和园的历史也就不应局限于园林本身，而必须追溯其早年风景建设的情况。

一、建园以前北京的西北郊，素称“神京右臂”的西山峰峦连绵自南趋北，余脉在香山的部位兜转而东，好像屏障一样远远拱列于这个平原的西、北面。

在它的腹心地带，两座小山岗双双平地突起，这就是玉泉山和万寿山。

附近泉水丰沛，湖泊罗布，远山近水彼此烘托映衬，形成有如江南的优美自然景观，实为华北地区所不多见。

早在辽金时期，香山、玉泉山就有了皇家行宫别苑的建置。

元代，万寿山叫做瓮山，以其山形似瓮而得名。

山的南面地势低洼的地带汇聚玉泉山诸泉眼的泉水，潴而成为一个大湖名“瓮山泊”，也叫七里泊或大泊湖，这就是昆明湖的前身。

北京城西南面的永定河，由于泥沙淤塞，河床极不稳定，河水经常处于暴涨暴落，难于控制的状态。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营建新的都城“大都”时，将玉泉山的泉水导引入城作为宫廷的专用水，百姓不能截取，甚至“濯（zhuó）手有禁”。

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为了补给大运河北端的水量，保证漕运畅通，在昌平的白浮村筑堰拦蓄神山诸泉之水，先西行然后转南，流经青龙桥再绕过瓮山而汇聚于瓮山泊，于瓮山泊往南开凿河道，沿河加筑大堤以障水南行，从和义门（今西直门）北之水门入城，在河道的南段先后修建了百座闸门——高亮桥闸和广源闸以控制水的流量，然后穿城而过，经通惠河注入通州的大运河。

经过这一番整治之后，通惠河航运畅通，南方的粮船可以直达大都城内的积水潭。

瓮山泊也从早先的天然湖泊改造成为具有调节水量作用的天然蓄水库，水位得到控制，环湖一带出现寺庙、园林的建置，逐渐发展成为西北郊的一处风景游览地。

环湖一带的建置，比较重要的有两处：一处是瓮山西面、瓮山泊北岸的“大承天护圣寺”此寺规模十分锯丽，寺前的湖中架水阁两座、寺后建园林，元代皇帝到瓮山泊游览时经常驻跸（bì）于此。

另一处在瓮山东南，是元中书令耶律楚材的墓园。

明代，瓮山泊改称“西湖”。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方来的移民在西湖以东，今海淀镇以北的多泉眼的丹棱一带开辟水田，贵戚，官僚也纷纷占地造园。

众多的私家园林增益了这一带天然风景的人工点染，并与玉泉山、西湖的景观联成一片，所谓“风烟里畔千条柳，十里清阴到玉泉”西北郊风景区的范围更往东扩大了。

明初建都南京的一段时期内，大运河停止漕运，它的白浮上源以及西湖以北，元代开凿的一段水道由于年久失修而淤塞。

朱棣迁都北京，漕运重开，这一段水道已不能使用。

遂于成化七年（1471）改引玉泉山之泉水东流注入西湖，以代替白浮神山泉水作为接济通惠河的上源，同时也兼供大内宫廷用水，西湖在北京供水系统中的地位就更为重要了。

这时候，玉泉山、瓮山、西湖之间山水联属，三者在景观上互为借资的关系十分密切。

玉泉山的山形轮廓秀美清丽，故时人多以玉泉与西湖并称。

至于瓮山，山形比较呆板而又是一座“土赤濆（pēn），童童无草木”的秃山，也就不大受到游人的重视。

大承天护圣寺于宣德二年（1427年）重修后改名功德寺，前后一共七进院落，皇帝常在此驻跸（bì）并留辇（niǎn）仗寺中，是当时北京的一座著名佛寺。

功德寺以及西湖一带的其它寺庙如湖东岸的龙王庙等号称“环湖十寺”。

此外，沿湖还有一些小园林，如明武宗朱瞻基修筑的“钓台“等。

弘治七年（1494年），明神宗朱翊（yì）钧乳母助圣夫人罗氏出资在瓮山南坡的中央部位兴建园静寺，据明人的描写，此寺“因岩而构，甃（zhòu）为石磴（dèng）。

游者拾级而上，山顶有屋曰雪洞，俯视湖曲，平田远村，绵亘无际”。

“寺门度石桥，大道通湖堤，门内半里许，从左小径登台，精兰十余。

室之西，殿三楹，左右精舍一间，据山面湖”。

看来，圆静寺虽不及功德寺之壮丽，却也选址恰当，颇能因地制宜；建成之后，瓮山百貌有所改善，文人墨客经常到这里走走，留下的一些诗文吟咏，提供了当年此处景观的一鳞半爪。

不过，当年的西湖瓮山的位置关系与现在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明人有如下的记载：“瓮山圆静寺，左俯绿畴；右临碧浸，近山之胜于是乎始”“圆静寺，左田右湖”据此可以推断，湖当偏于山的西侧。

沿湖东岸的大堤“西湖堤”，据《帝京景物略》记载：“道西堤，行湖光中，至青龙桥，湖则穷已。

”青龙桥位于瓮山的西麓，西堤自此逶迤（wēi yí）向东南，从而形成在圆静寺俯瞰到的“左田右湖”的景观。

修筑了西湖堤，西湖水位得以稳定，周围受灌溉之利而广开水田。

湖中遍植荷、蒲、菱、茭之类的水生植物，犹以荷花最盛。

沿湖堤岸上垂柳回抱、柔枝低拂，衬托着远处的层峦叠翠。

沙禽水鸟出没于天光云影中，环湖十寺掩映在绿荫潋滟间，更增益绮丽风光之点缀，试看当时文人笔下的西湖所呈现的那一派北国江南的景观：沈德潜《西湖堤散步诗》有句云：“闲游宛似苏堤畔，欲向桥边问酒罏（lú）”，甚至以此西湖而直接比拟于杭州西湖了。

当时的好事者也摹仿杭州的“西湖十景”来命名北京的西湖十景：“泉液流珠”、“湖水铺玉”、“平沙落雁”、“浅涧立鸥”、“葭白”、“莲红坠雨”、“秋波澄碧”、‘明浪流光”、“洞积春云”、“壁翻晓照”。

绮丽的天然风景再加上寺庙、园林、村舍的点染，西湖遂成为京郊的著名游览胜地，获得了“环湖十里为一郡之胜观”的美誉。

春秋佳日，游者熙熙攘攘，每年四月，京师居民例必举行游湖盛会，夏天荷花盛开，西湖游人更多：清初，西湖瓮山的情形大致和明代差不多。

不过寺庙、园林由于年久失修，有的倾圮（pǐ），有的处于半荒废状态，远不如当年之盛况了。

康熙时，内务府上驷（sì）院在瓮山设马厩。

凡犯有过错的官监均先“发往瓮山铡（zhá）草”一年，然后再行定罪。

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乾隆十四年。

二、清漪园时期乾隆九年（1744年），作为皇帝长期居住的离宫御苑圆明园扩建工程告一段落，清高宗弘历写了一篇《圆明园后记》。

文中夸耀这座园林规模如何宏伟，园景如何绮丽，誉之为“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暗示自己不再建园，并且明白告诫“后世子孙不舍此而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囿（yòu）。

”然而，事隔不久，另一座大型的皇家园林——“清漪园”，又在圆明园的西面破土动工了。

弘历之所以甘冒自食其言的非议而兴建清漪园，足证此园必然有其不能不建的原因。

也就是说，作为建园基地的西湖和瓮山具备着西北郊先已建成的皇家诸园所没有的优越的地貌条件。

这个地貌条件对于以享用园林之乐作为奢靡生活主要内容的弘历而言，实有着十分强烈的吸引力。

西北郊先已建成的诸园之中，圆明、畅春均为平地造园，虽然以写意的手法缩移摹（mó）拟江南水乡风致的千姿百态而作集锦式的大幅度展开，毕竟由于缺乏天然山水的基础，并不能完全予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

香山静宜园是山地园。

玉泉山静明园以山景而兼有小型水景之胜，但缺少开阔的大水面。

唯独西湖是西北郊最大的天然湖，它与瓮山所形成的北山南湖的地貌结构，不仅有良好的朝向，气度也十分开阔，如果加以适当的改造则可以成为天然山水园的理想建园基址，这番意思在清漪园动工的时候弘历为董邦达所绘《西湖图》的题诗中已经约略透露出来了。

若干年后，弘历又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提到“然而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l ì）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几清暇（xiá）散志澄怀之所………。

园既成，过辰而往，逮午而返，未尝度昏，犹初志也”。

就是说，清漪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

此四者若在规划上贯联起来，即能构成一个功能关系密切，景观又可以互为借资的整体——一个包含着平地园、山地团、山水园的多种形式的庞大园林集群。

可谓一园建成，全局皆活，对于这一点，弘历是能够理解并早有瞩意的，此其一。

其次，圆明、畅春、静宜、静明诸园都是在上代的基础上扩建而成，规划设计不免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既定格局的限制，牵就拘碍的情况在所难免。

而瓮山西湖的原始地貌则可以完全按照弘历的意图加以改造，园林的规划建设也能够按照他的想法自始至终一气呵成。

这两点，大概就是弘历所以继圆明诸园建成之后，”又复在瓮山西湖兴建清漪园的真正原因。

既然自食其言而不惜再耗国家另建新园，势必要寻找适当的借口以便杜绝朝野的清议。

当时，正好有两件与瓮山西湖有关的事情促成了弘历建园愿望的实现。

第一件事情是建佛寺为母后祝寿。

乾隆十六年适逢皇太后钮祜禄（niu hu ru）氏六十整寿，一向标榜“孝治天下”的弘历，为庆祝母后寿辰，于乾隆十五年（ 1750年）选择瓮山圆静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大报恩延寿寺”。

同年三月十三日发布上谕，改瓮山之名为“万寿山”。

与佛寺建设的同时，万寿山南麓（lù）沿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已经作出设计估算，陆续破土动工。

第二件事情是西北部水系的整理。

乾隆初年的北京西北郊，随着圆明、畅春等大小园林陆续建成，水量消耗与日俱增。

当时，园林供水的来源除流量较小的万泉庄水系外，主要依靠玉泉山汇经西湖之水。

而后者正是供给北京大内宫廷的主要水源，也是沟通北京城与大运河之间的通惠河的上源。

如果上源被大量截流而去，则不仅宫廷用水不济，漕运也将要受到影响。

另外，明代以来西湖堤经常溃决，危害农田，威胁畅春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