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绝唱
——张荫麟《中国史纲》读书报告
曾福泉
清末民初几十年间，乃学问盛世，大师辈出。
自梁任公、陈寅恪二先生以降，窃谓可称大史学家者有三：一曰钱宾四（穆），一曰吕诚之（思勉），一曰张荫麟。
三者皆著有中国通史传世。
钱著《国史大纲》，至今广受各阶层欢迎，时有人置于案头翻阅；吕著《中国通史》，尤为专业研究人员推重，亦颇有口碑；张荫麟君于国难之时草撰《中国史纲》，书未竟而身先去，留下薄薄一册石印本，竟渐渐远离了后人的视野。
如今翻开这部几乎早为世人淡忘的中国史著作，只需细看几页，必先惊叹于其文笔的流畅粹美，深可玩味，阅之不倦；复讶异于作者对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天才的把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这里谈一二心得，请师长指正。
《中国史纲》乃受国民政府教育部之命，为高等中学所撰的国史教科书。
张君为此遍咨通人，商订体例，“析四千年事为数十目”。
其友人王焕镳曾谓：“自任公没，二十年来，无此作也。
”
张荫麟君间属号“素痴”，可见其个性。
张君治学扎实，成名之作皆为考据的力作。
但其治史不以考据为底止，更注重推出义理。
因而《中国史纲》一书，殊无繁冗的考证，多有隽永的断语。
试摘数例：
例一：‚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
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期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
‛（第2章第1节）
例二：‚春秋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好比安流的平川，上面的舟楫默运潜移，远看仿佛静止；战国时代的历史好却好比奔流的湍濑，顺流的舟楫扬帆飞驶，顷刻之间，已过了峰岭千重。
‛（第5章第1节）
例三：‚在这幅员和组织都是空前辽阔的大帝国里，怎样永久维持皇室的权力，这是始皇灭六国后面对着的空前大问题，且看他如何解答。
‛（第7章第3节）
这些断语，是基于对史实的深刻分析而阐发。
其中蕴藉着作者的匠心，反映了张君的历史哲学。
《中国史纲》的历史哲学，归结起来有如下二条：
一曰线性史观和目的史观批判，而认为“人类历史是人自身创造自身的历史，一切超于个人心智以外之先验的历史目的与计划皆是虚妄。
”
二曰突变史观批判，而视历史为一种“演化的发展”。
历史发展有其先决的“目的”吗？倘认为有，则必亦认为世界各地的民族竟会沿着一个模式发展，竟奔向了同一的结局。
张君曾著《传统历史哲学之总决算》，深刻批判此类机械进化史观，坚持由中国社会历史遗留的痕迹去重构其本身的特点，“其能立与否，全视乎事实上之从违”。
试看本文例一，于周代社会的分析，相比今日教科书惯言的“奴隶社会”，殊为不同。
“奴隶社会”一说，乃是照搬对西方历史的研究模式，硬生生地加在生动鲜活的中华文明史之上，无视历史事实，将其阉割划分。
张君在第2章“周代的封建社会”，详细分析了周代的社会组织：奴隶、庶民、都邑与商业、家庭、士、卿大夫等。
令人信服地得出结论：周代乃一散漫的封建社会，阶层判然，上下难以交通，存在着纯乎的“贵族阶层”。
无论是从经济状况，社会文明还是政治构架来看，均与当时西方的奴隶社会不同，又如何可以硬说是一致的？诚如钱穆先生言：“要把中西历史一一相拟，这中间是有绝大出入的。
”
而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演化五阶段说”的理论在史学界甚嚣尘上，掩盖了其他的声音，不能不说是史学研究的倒退。
历史不是为概念活着的。
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有其独特的演进历史，极具个性。
史学家应当承认这种个性，并认为历史乃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并非有一冥冥悬设之目标。
在此基础上方始考量我们民族的发展与命运。
窃以为张君在此方面的见地，远胜今人。
所谓突变史观批判，仍然是反对刻板的、机械的历史研究方法。
张君明言：“……各时代新事物之出现，虽或有疾迟多寡之殊，惟无一时焉其面目顿改……”张君反对突变史观，则必反对将历史做截然之划分，似乎各个时期前后殊无联系，一切只因在理论上应该有的一次跳跃。
试看本文例二，描述春秋战国间的社会演化，即印证此理论。
而中国社会自秦汉以降，是一个混一的郡县制大帝国。
中国古代的体制，不在长期停滞，妙在最富弹性。
秦汉、明清，历史的两头差异何殊，岂是突变而来？倘无视这中间种种演化，又何来一部中国史呢？
再看本文例三，张君轻轻一句，即已将本书后文的纲领条目点明：一个饱尝“大”的好
处、也数遭“大”的痛苦的民族，不断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考量着宽猛、收放、和战、治乱等等难题，维系两千年的社会秩序，逐步演化发展的历史。
写到这里，不免要说说当今高中的历史教育。
予就读文科班，深感历史教科书刻板可憎，因循着目的史观和突变史观的思路，将生动的历史变为乏味的教条。
发散的思维再不见容于课堂，我们何日可再有如张荫麟这样的史学大师呢？史学之出路，盖全在于这样一种极其活跃、极其开阔之史学思维和史学视野欤？
《中国史纲》作为张荫麟传世的唯一一册书，系统地诠释了张荫麟的历史哲学。
张君久治考据，然而不为旧框架所拘。
自清华学堂卒业后，游学美国，饱览西洋哲学社会学——盖皆为治史之预备。
张君尝言：哲学将广我以超放之观，社会学将喻我以人事之条贯也。
观张君已实践者，几可以无憾矣。
融通斯宾塞以来社会学理论，张君得以一活物的观念来考察人类社会，深知社会秩序是一个有机体：此即社会学在张君治史中作用的一例。
《中国史纲》作为一部没有完成的通史，可以管窥张君于写通史方面的心得。
张君认为通史的任务，绝不在于罗列史料，做一“中国史料百科全书”而已；乃在乎“记新异以显时空之变，述因果以明递嬗之迹，陈流极以示时效之殊，溯往事以穷现状之源，撷精英以张人文之重，别善恶以昭法律之严”。
以此为纲目，《史纲》既重社会组织之变迁，亦写社会思潮之流转；既重面的铺叙，亦有点的刻画。
第3章第5节，专门为子产做传；第4章更是命名为“孔子及其时世”，由孔子而带出整个春秋季世。
其文笔纵横捭阖，挥洒自如，而体例又使人感觉有条不紊，可以为鉴。
《中国史纲》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国史教科书，深蕴义理于平易生动的文字之中。
故而本书的特色和价值并不在考据，而在其运思遣事之情深意远。
张君文字之粹美，前文例子已可见一斑，其特色正体现在作者论史的精辟性往往与语言的隽永相结合，润物于无声。
现摘抄一段论春秋向战国过渡时期的评论：
‚……它（旧秩序的破坏）证明了‘昊天不惠’，它证明了‘渝盟无享国’一类的诅誓只是废话，它证明了‘牲牷肥腯，粢盛丰洁’无补于一国或一身家的安全，它证明了人们最可靠的靠山还是自己。
当郑子产昌言‘天象远，人事近，它们是不相及’的时候，理智的刀锋，已冲破传统迷信的藩篱。
‛
张君著书之时，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刚刚涤荡了旧的污秽，正在淬炼新的光晶。
“全民族一心一体地在血泊和瓦砾场中奋扎以创造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
”一代史学家的理想，因为
新时代新史观的感召而日益勃发。
张君虽不似钱宾四一样，太息民族文化的枯萎，明言要为我民族做一新史学——但其用心已深蕴于本书之中。
宾四先生尝言：“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
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呜呼，倘天假荫麟以年，宾四斯言可为一完整《中国史纲》之序也哉！
参考文献：
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张荫麟，《素痴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