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行“放垦蒙地”政策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02年1月)，因内外交困，库款支细而百般焦虑的清政府，在1901年山西巡抚岑春煊两次上奏“筹议开垦蒙地”后，即决定“着派贻谷驰赴晋边，督办垦务。

”任命兵部左侍郎贻谷为督办垦务大臣，赴绥远督办包括察哈尔在内的整个内蒙古西部垦务。

与此同时，东北三将军和热河都统也陆续在所辖内蒙古东部各蒙旗全面开始官放蒙地，垦丈内蒙古东部地区。

从此，清政府在内蒙东西部开始了全面放垦时期。

内蒙古西部的蒙地放垦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贻谷上任后在归化城设立了“督办蒙旗垦务总局”(初名曰“行辕”，宣统二年五月改称“局”，并移驻绥远城)。

后来，又陆续分设垦务局。

为了便于推行垦务，贻谷还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两个垦务公司，即负责承领转放乌、伊盟部分土地的西路垦务公司和承领转放察哈尔地区部分土地的东路垦务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新政10年中，清政府在哲里木、昭乌达两盟共放垦蒙旗土地330余万响另1.6万余顷。

首先，清末大规模放垦蒙地,是清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最厉、影响最深远的一项政策。

它虽然使内蒙古地区的农耕业有了空前的扩展,促使部分蒙古人改务农耕或半农半牧,丰富了蒙古地区的经济生活。

但从清政府实行的蒙地放垦政策实质上是一项对内蒙古蒙汉各族人民实行的经济掠夺政策，对蒙汉各族人民来说是一场严重的灾难，并且加剧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导致了严重的农牧冲突,付出了巨大的生态成本,所以对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

筹蒙改制
内蒙与全国相比，除了放垦蒙地外，清政府还没有制订和实施专门针对内蒙的新政计划和措施。

但是随着全国性新政的逐步推进，也由于边疆危机的逐步深重，全国朝野上下又出现了改变传统制蒙政策、全面筹边改制的舆论和奏议。

作为在内蒙实施新政改革的重要步骤，清廷首先整顿了理藩院，1906年11月将其改称理藩部，并陆续调整了机构设置和职能。

增设调查、编纂两个附属局，着手筹办“藩部”新政事宜，开始组织对蒙古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地理资源等方面的调查，列出包括牧政、开垦、铁路、矿产、森林、渔业、盐务、学校、兵制、商务、织造等多项内容的调查提纲。

虽然终清之世，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在内蒙古地区遍设州县改建行省的计划未能实现，但己为后来的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设置特别区、行省莫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