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进入艺术研究段炼本文是即将出版的拙著《视觉文化符号学》的一小节，此节对符号学及视觉文化研究中的符号解读方法作概略介绍，述及索绪尔和皮尔斯的基本符号概念、结构主义符号阐释、解构主义之后的图像符号研究等。
如果读者已具备了这一学科的常识，则可跳过本节的前半部分，直接从后半部分读起。
一、符号研究的起源符号（sign）是指示事物的标记，符号学则是对符号及其指示特征和表意机制的研究。
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语semeiotikos，由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370年）创用，意为“症状观察”。
对医生来说，观察病人身体出现的外部症状（semeion记号），如色斑、痕迹之类，可以洞察其内在疾病。
用符号学术语说，就是人体外在的可见标记，能够揭示内在的不可见的实质。
这外在和内在的关系，是一物指示另一物，这样的指示和表意关系，是符号现象的本质。
比希波克拉底稍晚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将符号现象引入哲学研究，指出一个书写文字所指示的，并非文字本身，而是文字之外的事物，不仅是具体的某一事物，而且是具有相似性的相关事物。
例如“圆”字的所指是圆圈的形状，这可以是某个具体的圆圈，更可以是泛指各种大小、质地、用途的圆圈。
柏拉图对符号现象的引申，使符号的形态超越了视觉的局限和个别性的局限，从而获得了抽象性和一般性，其所指可以是一个概念，例如关于“圆”的概念，由此大大拓展了符号研究的领域。
在柏拉图的语境中，符号的功能是再现的，也即以“圆”字来再现圆的形态和圆的概念。
符号的再现性，是两千多年来西方学者研究符号现象的关注要点。
这之后，亚里士多德也对符号研究做出了贡献，而中世纪后期的神学家们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则预示了后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符号研究。
启蒙时期最重要的符号研究，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波音索特（John Poinsot,1589-1644）给符号所下的定义。
他在1632年出版的《符号论》中指出，符号居于思维与事物之间，其功能在于使人将思想与现实直接联系起来。
也就是说，符号可以将人的主观世界与周围的客观世界联系起来，从而有助于人对现实的理解。
启蒙时期英国的另一位大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其1690年出版的巨著《论人类理解力》中，正式将符号研究纳入哲学研究中，使符号学具备了初形，并启迪了随后两百年中欧洲思想家们对符号学的关注，从而使现代符号学得以诞生。
现代符号学发展于二十世纪，研究对象是符号及表意机制，其理论源头主要有二，一是瑞士语言学家斐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的二元符号论，另一是美国逻辑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的三元符号论。
前者代表了以法语进行表述的欧洲学派，后者代表了以英语进行表述的美国学派。
其始，两者间并无交流和相互影响，而是各有一套术语，就连“符号学”一词也各不相同，索绪尔用semiologie （semiology），皮尔斯用semiotics。
有学者认为这两个术语各有偏重，代表了不同的关注对象和不同的研究方法，但一般学者都认为二者大同小异，可以互换。
本文对术语问题持后一种看法，故不辨析二词之异，却聚焦于二者对符号现象的不同解说。
尽管索绪尔指出一个符号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但一般人常将“符号”一词与“能指”一词混为一谈，而在普通的符号话语中，这样合二为一反而方便人们使用。
在此前提下，人们通常也将皮尔斯所说的“再现体”（representamen），或译“再现者”，认同于索绪尔的能指。
如果我们接受常人的这种看法，那么关于索绪尔符号学与皮尔斯符号学的联系，就可以说是皮尔斯将索绪尔的能指细分为三种，即使用像似符的图标再现、使用指示符的索引再现、使用规约符的象征再现，三者也称图标符号、索引符号和象征符号。
下面先解说索绪尔，再解说皮尔斯，以及后续发展。
二、索绪尔的二元论符号学索绪尔于1857年生于瑞士日内瓦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矿物学家和昆虫学家。
索绪尔自幼就显示了语言天分，后入日内瓦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研习古代语言，专攻拉丁文、古希腊文和梵文。
他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写出了研究印欧语言的学术专著，并于1880年获得梵文博士学位。
同年，索绪尔前往巴黎教授梵文和欧洲古代语言，直到1891年才回到瑞士，在日内瓦大学任梵文和印欧语言教授。
自1907年至1911年，索绪尔讲授语言学概论，试图将授课内容写作成书，但未能如愿，并于1913年去世。
后来，索绪尔的两位学生根据授课材料和课堂笔记，将此课内容整理成书，于1916年出版，书名《普通语言学教程》，署名索绪尔，是为索绪尔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二十世纪西方人文科学的重要基石之一。
《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内容丰富，也相对复杂，其中与符号学直接相关的，是索绪尔关于音像关系和语言结构的概念。
在索绪尔的学说中，所谓符号（sign）是个表意系统，是以一物来指示另一物，而符号的二元性，就在于这“一物”和“另一物”合成了一个表意系统，也就是说，一个符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两部分构成。
这一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的一大关键。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部第一章是《语言符号的本质》，该章第一节讨论符号、能指、所指三个概念及其关系，尤其是心理关系。
索绪尔说：“语言符号并非连接某物及其命名，而是连接某一概念及其音像实体”。
他解释说，所谓音像实体，“并不是一个具体事物，而是某个声音所赋予的心理印记，能使我们理解事物”[1]。
我且用汉字举例来说明之：如“山”这个字符的声音shan,可以唤起我们大脑里关于汉字“山”这一字形的心理印记，也进一步唤起我们大脑里关于山之自然形象的记忆。
索绪尔说：“概念与音像的组合，我称之为符号”。
他这样厘清自己的术语：“我用‘符号’一语来指概念与音像的组合，用‘所指’来指概念，用‘能指’来指音像”[2]。
这样说来，“山”字的发音和图像是能指，我们记忆里关于“山”的概念是所指，无论我们听到shan之声，还是看见“山”之字，我们头脑里都会出现关于“山”的概念。
“山”的图像可以是这个汉字的书写字形，也可以是图画或照片里的山，还可以是现实中的山。
能指和所指是符号的两个组成部分，索绪尔符号学也因此被称为二元符号学，而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则是索绪尔符号学的要义，他对这关系有两条解释，或称两条原则。
其一，符号的本质是任意的，也即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不是必然的，二者间没有内在联系。
不过，若说欧洲语言中“山”的音像与山的概念没有内在联系，那么在汉语中却有所联系，因为汉字“山”是象形字，其字形来自先民造字时头脑中对山的自然形象的记忆，来自造字者对“山”这一概念的形象理解。
当然，汉语“山”的发音shan，可能与山的概念没有内在联系，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任意的以音示意。
其二，索绪尔也注意到了声音能指与图像能指的不同，当他解释第二条原则时，便说能指的示意过程是线性的，是单向度的，尤其是声音的示意过程简单而直接，因为声音的表意是历时性的，发音和倾听都是一个时间过程。
相反，图像能指不是历时的，而是共时的，是空间性的，因此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向度的[3]。
正是第二条原则中图像能指的多向度特征，或称多维性，才使我们能够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引入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并建立视觉文化符号学。
后来一些学者在解读索绪尔的二元论符号学时，或有简单化倾向，笼统地将符号说成能指，将符号的意义说成所指[4]，而普通人更是接受了这样的解读，于是索绪尔符号学就成了能指表示所指的符号学。
由于本文的目的不是研究索绪尔理论，所以不讨论这个问题，甚至在某些节点上会迁就这种大众化的简单解读。
但是我在此想要说明的是，能指与所指的多向度关系，是符号学之于视觉文化研究与图像解读的要义。
索绪尔的语言结构，是指人们交际时表层的口头话语（parole）受制于深层的思维语言（langue）,于是，所言揭示所思，所思决定所言，表层结构可以揭示深层结构，而深层结构则决定了表层结构的形态，这是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内在互动。
在此，索绪尔的音像关系，是指某一发音（sound）可以指示图像（image），如前所述，“山”之音shan可以指示“山”这一书写符号的字形，更进一步指示大山的自然形态。
在音像关系中，发音是一个能指，而发音所引起的图像则是所指。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洞察语言结构和音像关系的连接：能指居于表层，所指处在深层，二者的表意关系，是符号的内在结构。
正是由于这个连接和关系，我才得以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提出视觉文化符号学之“蕴意结构”的一家之说。
三、皮尔斯的三元论符号学皮尔斯于1839年生于美国麻州剑桥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为哈佛大学的天文学与数学教授，而他本人也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并于1863年在哈佛的劳伦斯自然科学院获得了又一个化学本科学位。
除化学与数学外，皮尔斯的学术兴趣还在于哲学逻辑学，他于1879年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聘为逻辑学讲师，但1884因故年离职，随后生活于贫困中，直到1914年去世。
皮尔斯写作了大量学术手稿，在世时却很少发表，更无关于符号学的专著。
美国学术界在皮尔斯去世后才逐渐认识到他的贡献，从二十年代起，他的各种文集陆续问世，其中一些收有他关于符号研究的文章，但直到七十年代才出版以符号学为名的通信录和文集。
这也就是说，虽然皮尔斯自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写作关于符号学的文章，但过了一个世纪才得以广为人知。
皮尔斯认为人的思维以符号的方式进行，这就是符号的生产和阐释，即符号化过程（semiosis）。
这一过程涉及三个方面，或说符号系统由三部分构成。
其一是再现项（representamen），也称符号项（sign），类似于索绪尔所说的能指；二是事物项（object），或译“客体项”、“对象项”，即被再现者，类似于不在场的所指；三是阐释项（interpretant），即所指的意义。
前两项可借助索绪尔术语来理解，但第三项却不易确解。
今日荷兰学者米柯·鲍尔（Mike Bal,1946-）认为，阐释项介于另两项之间，是符号的接受者对再现项的接受和认知。
鲍尔从视觉研究的角度解释说，再现项是可感知的符号，它另有所指，阐释项则是人脑所接受的物象，也即对再现项的认知，是一个心理图像，而这个物象所指涉的意义，就是所指（referent）的事物项[5]。
在此，阐释项也可译作阐释者，但并非人，而是人脑的反应产物。
在以上三项中，再现项之内又有三项，称三类再现或三类符号。
尽管皮尔斯在自己的著述中指认了六十六种符号，归为好几大类，但主要有三个基本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