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歌妓对宋词的影响何芳内容提要：宋朝是词的鼎盛时期，这个时期歌妓人数众多，她们对宋词的繁荣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宋词由于自身具有音乐与文学相结合的特质，从其产生之初便付诸于管弦、传之歌喉，因而歌妓的传唱自然成为了宋词传播的主要媒介。
歌妓们的声口相传使得大量的优秀词作广泛普及并为广大的受众群体所接受，为宋词传播速度的增强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
伴随着词的不断发展，歌妓与词的关系也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她们已由词的侍伴而演变成为一支文学力量，某些作品不乏歌妓们的真情流露，也恰恰是这种真实情感的表达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这个特殊群体的内心世界。
文人的词在歌妓的演唱过程中得到了传播、完善，词人也在歌妓的反复演唱词的过程中得到了灵感，从而影响了宋词的发展。
关键词：歌妓、宋词传播、歌妓创作、宋词内涵的丰富宋词在古代文学的阆苑里以千姿百态、姹紫嫣红的丰神，与唐诗元曲争奇斗艳。
词体作为一种音乐文学，通过演唱得以广泛传播，是其重要特征之一，宋人称之为“歌词”、“乐章”、“乐府”或“倚声”，可见词与音乐的关系之密切。
由于在宋朝，词首先是以音乐作品的面貌展现于世，因此词的口头传唱成为很重要的一种传播媒介，而在众多的口头传唱者中，歌妓又无疑是最为特别而又重要的存在。
王国维曾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词作为有宋代文学的代表，在诗歌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一座堪与唐诗相比肩的高峰，共同构筑了中国文学史的辉煌。
宋代工商业迅猛发展，经济繁荣。
重要的商业与文化城市如温州、泉州、广州、福州、成都以及首都汴梁等地都聚集着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和商人。
与此同时，市民的文化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城市经济的繁盛景象：“太平日久，人物繁阜。
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时节相次，各有观赏。
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
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
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弦于茶坊酒肆。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宇之异味，悉在庖厨。
花光满路，和限春游；萧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
”如此繁盛的文化环境无疑为词的勃兴奠定了外部基础。
同时也为其广泛地接受与传播创造了条件。
此外，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也为词的兴盛与传播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宋代统治者奉行“恩逮于百官者，惟恐不足”（赵翼：《二十四史札记·宋制禄之厚》）的统治政策，赵匡胤更是规劝石守信等人“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
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宋史·石守信传》）。
统治者的这种纵容政策自然会起到引导作用。
于是权门士大夫之家蓄歌妓之风大盛，这也为词的创作与传播创造了条件。
因此，上述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作为依托，宋词文化的传播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无论是造纸术、印刷术的进步与普及使作家的词作广为流传，还是以抄本、刻本为媒介的传播方式，或是以词为书信、赠言的形式进行传播，乃至交通业发达对宋词传播速度的提升……各种各样的传播方式举不胜举。
但是，由于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艺术属性，因而上述的各种传播方式还不足以在本质上称为是宋词传播的根本途径。
如前所述，宋词创作的繁荣是以宋代经济的发展与重文轻武的政策为前提，广大市民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对精神娱乐的追求也逐渐提升。
而政府对文人的优渥更是为他们提供了享乐的条件。
于是，妓乐活动自然也就成为了宋人重要的生活内容。
词文学由于其自身音乐与文学结合的特质，歌妓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宋词传播的主要媒介。
因此，对于宋词繁盛原因的考察我们也就不能不谈到歌妓于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歌妓的最早起源，可以上溯至先秦的女乐。
其后随着乐籍制度的建立和教坊的成立，歌妓群体逐渐庞大，歌妓制度也日渐稳定。
宋代城市商业布局发生重大改革，经济发展，歌妓行业也得以发展。
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自唐代出现，它的发展一直为歌妓所影响，在歌妓行业发达的宋代更是不言而喻。
一般而言，在歌曲流行的社会过程中，有五个基本环节——（词人的）歌词，（作曲家的）音乐，（歌手的）表演，（机构的）传播，（歌众的）传唱——它们合力作用环环相扣，才能造就一首歌曲的流行。
当词与演唱者的风格达到完美契合点时，往往能将歌手的知名度和词的流传度都推到顶峰，二者的互惠关系达到最大值。
在古代，尤其是宋代，词的发展已达到全盛阶段，唱词成为当时十分流行的一种活动，“听词”更是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生活方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在大多数宋人尤其是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看来，听词既是娱乐的方式，更是一种对艺术的欣赏。
据高晦叟《席珍放谈》记载，晏殊曾经“坐堂上置酒，从容出姬侍奏管弦、按歌舞，以相娱乐”。
同时，作为源自民间的一种文艺，词的演唱不仅为上层社会人士所喜爱，更在广大市井百姓中又有了巨大市场。
一、歌妓对词的传唱增强了宋词传播速度词的产生，来源于律诗对音乐的束缚，故词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与音乐相辅相成，这也不难说明词是一种音乐文学。
而音乐文学的传播与案头文学不一样，不仅仅是通过抄本传阅，更需要有人通过音乐方式演绎。
有着娇好的容颜和优美清脆的嗓音的歌妓，比较男性歌者而言更受听者欢迎，加上词低回婉转的独特韵味，也更适合女性演唱，因此歌妓便成为了词的媒介。
宋代歌妓行业发达，歌妓间的竞争，犹如今日流行歌手间的竞争，歌妓争相向词人求词，倘若所唱之词受到听众喜爱，不仅歌妓在行业间获得名声，词以及词人也因此著名。
据明代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记载，柳永与孙河是布衣之交，初到杭州时，孙何任杭州长官，因门禁森严，不得见，于是作《望海潮》一词，并使杭州名妓楚楚到孙何大宴上歌唱，赢得满堂喝彩声。
孙何得知作者原是自己的故友后，即邀柳永相会于宴会，同时，《望海潮》很快被传唱出来，风靡四方，柳永也因此一举成名，可见歌妓楚楚为他作出了巨大贡献。
假设如果宋代没有歌妓，或者歌妓行业萧条，词或许不会产生，或许产生了也在传播上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成为一种冷门的文学体裁。
总体看来，词人创作出的作品从编印成集到抄本、刻本的产生直至进入传播渠道常常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
而在现实的传播过程中，在抄本与刻本尚未产生的时段里，很多词就已经风靡流行。
这一现象的出现歌妓可谓是功不可没，她们使词的传播呈现出鲜明的时效性特征。
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传播，词本身所具有的音乐属性自然是前提条件。
但歌妓与词人的密切联系成为了这种传播模式更为重要的催化剂。
在宋代，歌妓活动具有极为浓郁的商业色彩，同行业之间的碰撞与竞争不可避免。
歌妓不仅仅是被动地选词而歌，还具有主动性、参与性、互动性的特点，她们为了能在同行业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往往要主动去寻求追逐新词，甚至登门向名家索要好词，希望成为名家新作的第一传播者。
其实这种倾向在唐代就早已出现，据白居易《与元九书》记载：他在“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伎”时，一名歌妓就因“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而“由是增价”。
宋代的歌妓更是经常主动向名家乞求一些专为应歌而作的词，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柳永能够成为众多歌妓追逐的焦点。
歌妓们“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
”（罗烨：《醉翁谈录》）甚至歌妓们“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柳永在其《玉蝴蝶》词中便再现了酒席宴前市井歌妓“索新词”、“按新声”的场景：“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
要索新词，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研。
”苏轼在其《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的词序中有“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的记载；刘过在其《西江月》（楼上佳人楚楚）的词序中有“武昌妓徐楚楚好问月索题”的记载；此外，高观国、吴文英等人某些词作的词序中也都有歌妓乞词的记载，如此种种都可以看做是歌妓向词人索词演唱、进行传播的实例。
而张先在其《碧牡丹·晏同叔出姬》词中所描绘的“步帐摇红绮。
晓月堕，沉烟砌。
缓板香檀，唱彻伊家新制”场面则是反映了歌妓在晏殊款待张先的酒宴上歌唱晏殊新作的情景；晏几道在《小山词自序》中说：“始时，沈十二廉叔，臣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
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
这一场景更是描绘了创作与传播的同步，表现了极强的时效性；周密在《癸辛杂识》续集下中记载了张于湖知京口，在多景楼落成而大宴合乐时“于湖赋词，命歌妓合唱甚欢”，这也是歌妓当场传唱词人即时所赋新词的著名案例，这自然使这些新鲜的词作以最快的速度流传。
综上所述，无论是中央或地方的官妓，还是士大夫所蓄的家妓，以至于出没于勾栏瓦子的市井私妓，她们勾连交错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宋词传播系统。
正是通过这些歌妓们的声口相传才使得大量的优秀词作在第一时间广泛普及以致在大江南北为庞大的受众群体所接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歌妓对于宋词传播速度的增强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实在是不可忽视。
二、歌妓发挥了词的实用功能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最发达的朝代，宋人的享乐意识高涨。
从成语“声色犬马”来看，“声”与“色”的结合，便是歌妓，故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普遍有蓄妓的做法，久而久之，拥妓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风俗。
宋人陈世修的《阳春集序》曾有一段这样的文字：“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远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丝竹倚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
”可见，词的实用功能便是“娱宾遣兴”，而发挥这一实用功能的便是歌妓，逐渐地，这一实用功能成为了上层人士的社交方式。
例如宋人黄庭坚的一首劝酒词《木兰花令》：庾郎三九常安乐。
使有万钱无处著。
徐熙小鸭水边花，明月清风都占却。
朱颜老尽心如昨。
万事休休休莫莫。
樽前见在不饶人，欧舞梅歌君更酌。
（词末自注：欧、梅，当时二妓也。
）又如郭应祥《鹧鸪天·我离浏川七载强》词序云：“梦符置酒于野堂，出家妓歌自制词以侑觞。
”可见，歌妓在上层人士社交场合中（通常是宴会），通过歌舞的方式，发挥了词在社交上的实用功能。
有的时候，歌妓唱词所发挥的功能还具有社会影响力。
苏轼在任徐州知州之时，遇上了黄河大决堤，他身先士卒，带领老百姓进行抗洪斗争，建筑了十里长堤和黄楼。
黄楼竣工时，苏轼大宴宾客, 自己欣然作了一首《满江红》：东武城南，新堤固、涟漪初溢。
隐隐遍、长林高阜，卧红堆碧。
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试向江边觅。
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
官里事，何时毕。
风雨外，无多日。
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
君不见、兰亭修脩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
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
《满江红》这一词牌的特点是格调沉郁激昂，在歌妓的演绎下，大大鼓舞了人们的抗洪士气。
三、歌妓自身的创作活动推动了词发展的广度伴随着词的不断发展，歌妓与词的关系也逐渐有了微妙的变化，她们已由词的侍伴而演变成为一支文学力量，尽管并没有蔚为大观，但其在文学史上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