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学1、 中国近代史学的主要特点第1， 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 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夏燮、张穆、何秋涛、姚莹等，都写出了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历史著作。

以历代皇朝治乱盛衰、得失存亡为参照系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步转向以世界历史为参照系的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经世致用思想。

第二，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使之成为近代改良在历史理论上的根据。

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变法、改良为主旨。

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进而宣扬社会革命的历史理论，成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

第三，传统史学中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近代进化论思想，使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

康有为的《论语注》、《大同书》等著作以“《公羊》三世说”和近代进化论相结合，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张目；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以及译述的《天演论》，宣传普遍进化理论，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败”。

梁启超认为，这是“以史学言进化之理”。

康、严都主张“循序而进”，不赞成激变，因而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局限。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和具体表述。

而章太炎倡言革命论，从而突破了康、严庸俗进化论的束缚。

总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这是中国史学分化的大趋势。

2、 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1、《蒙古游牧记》张穆（1805-1849）《蒙古游牧记》16卷，10年之功撰成前12卷，“末四卷尚未排比”，何秋涛10年之功补辑而成，校阅，咸丰九年（1859）刊刻行世。

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

作者自序：“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

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

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

”土尔扈特部“走俄罗斯，屯敖额济勒河”，顺治、康熙年间“表贡不绝”，乾隆三十六年（1771）渥巴锡“挈全部三万余户内附”的动人史实，爱国思想。

2、《朔方备乘》何秋涛（1824-1862）《北徼汇编》6卷，咸丰八年（1858），80卷，赐名《朔方备乘》。

边疆沿革、攻守形势和中俄关系的历史。

“边防之事，有备无患”，“哈萨克之外，惟俄罗斯为强国，然则边防所重，盖可以知矣夫”；“西北塞防，乃国家之根本”（卷11《北徼形势考》）。

远见卓识和爱国思想3、《康輶纪行》姚莹（1785-1852）《康輶纪行》16卷，四川任职并两度奉使入藏所撰札记汇编而成，历史、地理、宗教、政治、戍守，英国觊觎中国领土。

作者批评士大夫“骄傲自足，轻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坐井观天，视四夷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勤于小而忘其大，不亦舛哉！”“是彼外夷方孜孜勤求世务，而中华反茫昧自安，无怪为彼所讪笑轻玩，致启戎心也！”（卷12）“余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

今老矣，愿有志君子为中国一雪此言也！”道光二十四年（1844）前后。

3、 关于外国史地研究的新局面林则徐，慕瑞《世界地理大全》，《四洲志》。

魏源（1794-1857）《海国图志》，王韬（1828-1897）《普法战纪》、《法国志略》，黄遵宪（1848-1905）《日本国志》。

1、《海国图志》100卷，咸丰二年（1852），《四洲志》，中外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西人论著、图说，世界史地。

《叙》中指出“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亚洲、澳洲、非洲、欧洲、美洲依次展开叙述，大为迥异。

主旨“御侮”，“筹海”之议：议守、议战、议款，“不能守，何以战？不能守，何以款？”科学技术。

道光三十年（1850），60卷本已传入日本。

2、《普法战纪》、《法国志略》王韬曾旅居香港，并游历英、法、俄、日等国，“逍遥海外作鹏游，足遍东西历数洲”（《漫游随录·自序》）。

“曾经沧海，遍览西学”。

《普法战纪》、《法国志略》、《扶桑游记》、《漫游随录》。

《法国志略》，同治十年（1871），14卷，光绪十六年（1890）《重订法国志略》，24卷。

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典志体相结合，重订序言“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玮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 《普法战纪》14卷，普法战争（1871）。

《扶桑游记》光绪五年（1879），多记形势、时政。

《漫游随录》编订光绪十三年（1887），旅欧见闻，科学技术。

3、《日本国志》光绪十三年（1887），黄遵宪《日本国志》40卷。

卷首有中日纪年对照表。

3年后，改订《日本杂事诗·自序》中说：他撰《日本国志》，初意在于“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而后“及阅历日深，闻见日拓，颇悉穷变通久之理，及新其政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

”作者通过写日本的历史，目的是对比中日的现实，为中国的维新而呐喊。

4、 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1、 梁启超（1873-1929）光绪二十七年（1901），29岁的梁启超《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1902年，《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新史学》。

《中国史叙论》，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多着眼于“中国史”范围提出理论问题，并加以阐释。

《新史学》“新史氏”自称，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

梁启超在这两篇论文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提出并且阐述了这样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关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新史学》第一节首论“中国之旧史”，“四弊二病”。

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三端：难读，难别择，无感触。

“《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

梁启超在历史撰述上的成就多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

2、 章太炎（1869-1936）《訄书》初刻本刊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二三年中（1902-1903），重订，光绪三十年（1904）在日本出版，两年后又作重印。

论文63篇和“前录”，中国历史、文化、现状和中西政治及文化的比较，以及对中国历史前途的关注与构想。

《訄书》关于历史和史学的论述，是广泛吸收了西人、西史兼采日本、印度学者之说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阐述了作者的许多新见解。

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 《訄书·哀清史》篇所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

他对旧史不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赞成脱离中国历史事实而仿效西人的“义法”。

他关于《中国通史》的理论和结构的具体考虑是：第一，强调贯穿“社会政法盛衰藩变之所原”的理论阐述；第二，主张“分时”与“分类”相结合,使时代与事类二者“互为经纬”；第三，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强调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

典、记、考纪、别录、表等多种体例综合而成。

典，记制度；记，记重大事件始末；考纪，有秦始皇考纪至洪秀全考纪共九篇,主要记帝王；别录,记人物；表,有帝王表、方舆表、职官表等。

历史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 即以革命去之。

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5、 胡适、顾颉刚、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的史学1、 胡适的史学胡适(1891-1962)《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论述上古哲学（先秦）。

这部书原是他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讲稿，修改整理后，于民国8年（1919）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运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对哲学史这一学科本身从理论上进行了明确的阐述，把哲学史从传统的学术史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使哲学史研究从此走上近代化、科学化的道路。

实用主义研究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2、 顾颉刚的史学顾颉刚（1893-1980）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民国12年（1923）2月，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

同年6月，提出考订古史真伪的原则：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民国15年（1926），顾颉刚把这场古史大论战中双方所有的论文汇编成《古史辨》第一册，并且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自序》。

在本书的推动下，一些学者纷纷加入行列，于是在中国史坛上，形成了一个古史辨派。

到民国30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册，收入20年间考辨古史的论文350篇，约325万字。

3、 王国维的史学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

“二重证据法”：把新发现的材料跟古史记载结合起来。

陈寅恪对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上的方法特点和主要成就，作了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观堂集林 》汇集了他的主要著作。

4、 陈寅恪的史学陈寅恪（1890-1969）通晓多种东方古代和欧洲的语言文字，熟悉佛典，中年以后，致力于两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明清间史事的研究。

“诗、史互证”是以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同时诗文又可用证史，探讨史事的新线索，从而扩大视野，得到新解。

如《元白诗笺证稿》（元稹、白居易），诗史互证的成功作品。

三联书店出版多卷本《陈寅恪集》，汇集了主要成果。

5、 陈垣的史学陈垣（1880-1917），字援庵。

宗教史、文献学方面有很大贡献。

“校勘四法”：对校法（校异同，不校是非）、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范围较广）、理校法（最高妙也最危险）。

抗日战争时期，写了《通鉴胡注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