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论文摘要页本文从剖析直接言词原则的含议及其体现的诉讼价值着手，结合理行审判程序存在的主要弊端，就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前审查、庭审方式和更新审判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庭审方式改革应着重围绕三个方面进行，即明确审判人员的职责，给法官在法庭的角色重新定位；建立完善的证据展示制度，充分发挥控辩双方在法庭的对抗作用；加强合议庭功能，纠正“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不正常现象。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其中，审判程序，特别是一审程序的修改和完善，是刑事诉讼修订的重要内容之一，格外令人关注。

刑事诉讼法界和司法实际部门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撰文，见仁见智，各抒己见。

本文谨就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改革发表浅见，以期为我国审判程序的完善尽微薄之力。

关键词：直接言词庭审方式;一、;接言词原则（一）直接言词原则的含义直接言词原则是现代各国审判阶段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

直接原则又称直接审理原则，直接审理主义，其基本内容包括直接审理与直接受证两方面。

前者指法官审理案件，应当在双方当事人（检察官、被告人）、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以书面方式进行，对被告人也不得缺席审理。

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强调法官、陪审员应当以亲自在法庭上直接获取的证据资料作为裁判的基础。

言词原则指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对证据的调查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

被告人、被害人进行口头陈述，证人、鉴定人进行口头作证，检察官、辩护人进行口头询问和辩论。

除法律有特殊规定者外，凡是未经当庭以言词方式调查的证据资料，不得作为判决的依据。

由此可见，直接原则与言词原则互相贯通，互相融合。

直接原则是言词原则的基础，言词原则是直接原则的补充，在一定意义上二者可合为一项原则。

（二）直接言词原则的诉讼价值直接言词原则产生于17世纪诉讼大变革时期，其后一直沿用至今。

从理论上看，为什么诉论制度的发展需要以公开的直接言词审理取代秘密的间接的书面审理，是因为直接言词审理方式符合现代诉讼结构，有利于完成刑事审判任务，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有助于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目标。

审判，作为解决社会冲突最终和最权威的形式，其公正性是维护法律制度生命力的基础和保障。

为了实现形事审判的公正性，首先要求审判的主导者——法官保持公正的诉讼地位，在控方和辩方之间持不偏不倚的立场。

直接言词原则要求法官在庭审前不得先行接触控方材料，以免形成预断或偏见，这就为法官站在全面、公正立场上行使职权，作出正确裁判从程序上提供了保障。

第二，符合现代诉讼结构，有助物保障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

诉讼的本意是控辩双方在法官居中裁断不实行对抗的活动。

封建纠问式诉讼，使司法官集侦查、控诉、审判诸权于一身，混淆了控诉与审判的分工，扭曲了诉讼的本质，使被告人沦为诉讼的客体、刑讯的对象。

近代诉讼的重大变革之一，就是重新实现控审分离，发展辩护制度，增强诉讼的对抗性，使诉讼回归其本来意义。

直接言词原则的确立，为巩固控审分离、实现控辩平等的供了保障。

第三，为被告人、辩护人充分使辩护权提供了可能，创造了条件。

以言词方式进行直接审理，使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能够在法庭审理中通过举证，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通过对证人、鉴定人的质询，展现辩护证据的直实性和证明力，揭示控诉证据的矛盾、不合理性；通过辩讼，阐述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可以或应当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和依据。

显然，没有直接言词原则，也就没有切实、充分和有效的辩护。

第四，有助于审判人员正确审查证据，认定案情。

法庭审理是审判人员借助庭审方式认识案件事实的活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性对此认识活动提出很高的要求。

长期的司法实践，使人们对怎样才能充分利用法庭审理的形式正确审查证据、准确认定案情逐步摸索出一套做法，直接言词原则是在审判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比较符合法庭审理自身规律的成功经验。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明确将直接言词审理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但对此原则的内容是予以肯定的。

刑事诉讼法第三篇第二章关于一审程序中的许多规定，都说明了这一点。

但另一方面，无论是现行法律，还是审判实践，都未将直接言词作为一项重要的审判原则加以贯彻，甚至在许多方面与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相违背。

这些恰恰表现为我国现行审判方式存在的主要弊端，也是目前刑事诉讼法修订和审判程序改革所要研究解决的。

一、;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查在我国审判程序中，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的首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先定后审”现象，而“先定后审”现象的存在和久杜不绝，则与现行庭前审查制度密切相关。

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赋予法院庭前审查活动以重要意义，长期的司法实践又形成了包括庭前交换意见，调查核实证据，集体讨论案件，内部层层报批，甚至党委协调等在内的一整套庭审前的活动，由此造成“先定后审”的严重问题。

“先定后审”形成多样，例如，审判人员先“心”定，后审判，通过对起诉案卷的审查，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已经形成内心确信并对开庭审判具有把握时，才决定开庭审理；或者，合议庭先定后审，即合议庭通过阅卷调查，经讨论已就被告人定罪量刑问题达成共识后再开庭审理；以及审判委员会先定，合议庭后审；上级法辽先定，下级法院后审；等等。

由此种种，其要旨在于所有决定交付开庭审判的案件，实际上审判者已经肯定了控诉主张的成立。

后果可想而之，忽视庭审调查，在诉讼程序上本未倒置的做法，根本违痛了直接和公开审判的宗旨，弊端极大。

首先，审判人员庭审前在片面接触控诉方证据资料，无法兼听控辩双方意见的情况下对案件作出预先判断，形成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使审判人员庭审中丧失应有的公正立场，使控诉证据成为判决的主要依据。

其次，造成诉讼重心颠倒，使本为起诉预备的侦查程序成为刑事诉讼的重心，而本为诉讼中心的审判程序却降格为侦审连锁式诉论结构中的一环，成为侦查起诉的后续程序，其职责只是对侦查起诉的确认，而不是对侦查起诉的审查和制约。

再次，使庭审前的准备活动与正式的法庭审理发生错位。

对证据资料的查核，案件事实的认定，刑法的适用，这一切都不再取决于正式的法庭审理，而在庭审前细致周详的准备活动中便已完成，使法庭审理流于形式。

最后，使辩护制度失去意义。

由于对案件的定性处理实际发生在庭前审查阶段的非公开活动中，其时辩护人不能介入，被告人未被告知控诉事由和依据，因此根本无法提出辩护意见。

审判人员对案件作出判断完全依赖于公诉机关随案移送的证据材料和有限的补充调查核实。

当形内心确信后，审判人员的庭审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核实自己的开庭前已经作出的判断。

在此情况下，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很难发挥什么效用，刑事辩护可以说是名存实亡，失去意义。

针对上述现行庭前审查制度的弊端，不少人于抨击之后提出改进的方案，如借鉴起诉书一本主义，取消庭前审查①；或者实行“简便易行的改革—庭后阅卷”②或者改目前的实体审查为形式审查③；等等。

笔者认为，庭前审查制度的本身并不必然造成“先定后审”的结果，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

因为庭前审查的任务不是预先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而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事实和法律审要对被告人的刑事指控是否存在适当的理由，确定是否将被告人交付审判，其目的是防止将那些缺乏证扭或者依法不需追究的案件交付法庭审理，使被告人免遭不必要的审判。

就性质而言，既考虑到保证案件质量，更强调保障人权，应该属于诉讼民主化的一项措施。

从当今世界看，除日本实行严格的起诉书一本主义、彻底废除预审查制度，许多国家在正式进行法庭审理前，都不同程度地实行庭前审查制度。

例如德国的“裁判是否开始审判程序”；法国的“二级预审制度”；英国治安法院对按正式起诉程序移送刑事法院的一审案件地行的书面或言词预审；美国职业法官对非由大陪审团审查起诉的案件进行的预审；以及前苏俄刑事诉讼法典规定的“交付审判”程序；等等。

因此先定后审的问题错误不在庭前审查制度本身。

明确了这一点，改革的重点应该是严格执法，禁止在法庭审理前以任何形式解决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问题，否则作为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可能导致案件败诉或撤销判决。

同时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08、109条进行修订，删除一切可能模糊庭前审查任务、混淆法官职责的规定，纠正法官着力于庭外调查核实的错误做法。

关于审查人员可能先入为主，形成预断的问题，症结在于同一法官身兼二任，既进行庭前审查，又主持或参加该案的正式法庭审理。

解决的办法就是对症下药，从人员上将二者割裂，明令预审法官不得参加该案的法庭审理。

对此许多国家都有明确的规定。

在我国，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一度曾由预审庭进行。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程序总结》中曾明确要求，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组织预审庭进行审查，作出应否将被告人交付审判的决定。

恢复五、六十年代的做法，重建预审庭，明确预审庭与合议庭的分工，是排除预断、保证庭审质量的有效途径。

三、直接言词原则与庭审方式关于我国现行审判模式，有人称之为“强职权主义”④；也有人称之为“审判重心”⑤。

总的特征，是审判长在庭审中居主导地位，指挥审判进程，并实际承担主要的控诉职能。

法庭上，审判人员主动审问被告，询问证人，出示物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

法庭外，审判人员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

加之庭前审查中审判人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已经掌握，整个庭审成为法官运用各种手段查证、核实自己预先判断的活动。

由此特征可以看出现行审判程序的主要弊端，是审判职能不明，法官包揽过多，造成被告与法官对抗，使公诉人法庭活动消极化，辩护人辩护活动形式化。

在目前进行的刑诉诉讼法修订工作中，关于如何改革审判程序，论者甚多，如“放弃纠问式，采用控辩式”；或者“将我国刑事审判程序结构由职权主义式转变为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兼职权主义为辅的模式”；或者“庭审方式采取‘开放式’和‘辩论式’”等等。

笔者以为，从现行审判程序的主要特征和存在的主要弊端来分析，结合直接言词原则，改革可着重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即明确审判人员的职责，给法官在法庭的角色重新定位；建立、完善证据展示制度，充分发挥控辩双方在法庭的对抗作用；加强合议庭功能，纠正“审查不判，判者不审”的不正常现象。

（一）庭审法官的定位在诉讼理论研究上，有人将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归纳为两种：一种称之为“三角结构”⑥，即诉讼结构呈现出一种被称为“三方组合”的形态，其表征是作为双方当事人的原告、被告间相对立，法官（仲裁者）作为第三方居于其中，居于其上，公正裁判，解决纠纷。

另一种称之为“线性结构”，或“侦审连锁式结构”⑦。

即将诉讼视为一种“双方组合”，一方是作为整体的国家司法机关，另一方是被告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诉讼的基本内容就是作为国家一方的司法机关进攻被告一方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