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皇帝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以皇帝为中心，实行皇权至上和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

它以君权神授学说为理论基础，用严格的名位等级、礼乐制度和皇位继承等各种规定和措施，集中突出皇帝个人的权威地位，保证皇帝高踞于国家机器之上，拥有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

皇帝制度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经过历代王朝的不断发展、强化，直至1916年袁世凯的垮台而彻底废除，前后历时2137年。

“皇帝”这一称号渊源于上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

秦王赵政[1][2]完成了统一六国之后，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决定用“皇帝”作为空前统一的郡县制王朝最高政治首脑的专用称号，并建立起皇权专制的政治体制。

在这一制度下，皇帝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核心和权力主体，法定的国家首脑和最高统治权力的执掌者。

皇帝一人独治天下，全国的土地、资源、人民、财富均为他所有，可谓“履至尊而治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天下之本无小大，皆决于上”。

皇帝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荣辱，可以“涂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

皇帝是国家政治事务法定的唯一最高决策者，有权统率和指挥自中央朝廷以至各级地方军政系统和文武官吏，要求他们绝对遵照自己的意志和指令办事。

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指示，都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朕即法律”，不允许有任何违抗或异议。

一切法律的颁行和解释，所有一定品级的文武官员的任免、奖惩和升贬，全国性财政赋役的征调和开支，对外和战与对军队的调遣指挥，都只有皇帝一人才能决定。

皇帝控制和指挥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他主要通过奏事、朝议、刺察等形式掌握全国全社会和军政信息，进行日常统治活动。

奏事有面奏和书奏的区分。

面奏是具有一定身份等级的大臣和贵族当面向皇帝反映情况、回答咨询或请示。

书奏是具有上奏资格的官署或官员通过一定渠道呈递文书请皇帝裁定审批。

奏事的文种主要有章、表、书、启、议、疏、封事、题本、奏折、状、册等。

不同的文种有不同的使用范围和作用，不允许混淆错用。

到清朝康熙和雍正时期，更推行一种密奏制度，不但具奏人的范围有严格规定，而且具奏人必须亲手缮写，奏前或奏后均不准向任何人泄露内容，奉到皇帝的批示（称为朱批），不许向任何
人出示，并且要限期缴回，亦不准抄存。

密奏制度反映了帝制社会晚期皇权的极端高涨。

经过2000多年的不断发展，形成为一套内容广泛，目的明确，旨在维护皇帝权威，保证皇权行使的完整制度。

其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

主要有：第一，神权被皇权进一步利用，以当时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集中突出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

第二，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绝对的权力，一切规章制度的制定，一切内政外交以及和战等大政均由皇帝裁定。

第三，全体官僚都是皇帝的臣仆，庞大的国家机构都是君主的办事机构。

第四，全国的人口、资源都是皇帝拥有的财富，可以全权支配。

秦汉魏晋南北朝是皇帝制度从初创到初步完善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皇帝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神权被皇权进一步利用。

秦统一六国，始皇自称“赖宗庙之灵”，进而又采用邹衍”五德之运”的学说，利用天人感应论，“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从所不胜，为水德”。

自此，五行相克的学说便成为新王朝取代旧王朝的理论依据. 汉武帝时，董仲舒发展了儒家的君权神授说，给君权披上了一层神圣而又神秘的外衣。

君权与神权的结合，加强了君权不可侵犯的原则。

第二，为维护皇帝的尊严，礼乐制度被进一步强化利用。

刘邦令著名儒生叔孙通率其诸弟子共定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公元前200年，值长乐宫新建成，诸侯群臣朝贺之际，开始实行朝贺大礼。

统治者大力加强礼的建设，使礼成为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以礼入政、入法，提倡“礼本刑辅”，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他们还推行儒家礼治的理论，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卑上下等级关系，使之成为指导立法、司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第三，皇权是在排除来自各方面的侵扰之后得以巩固的，它经历了与各方面政治势力的较量和斗争。

隋唐时期是皇帝制度的完善并成熟时期。

隋开创重新统一的局面，皇帝制度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隋以前的尊号只有“皇帝”二字，当时认为这已经充分表达出世俗最高贵尊
宠的内容。

到唐高宗李治时，群臣给他上号为“天皇”。

意味着比一般皇帝的专门称谓更高一阶，是为上尊号之始。

自此以后，逐渐确立了在皇帝生前即上尊号的制度。

在庙号和陵寝方面，唐代以前，帝王庙号是根据故去的皇帝在本朝代的治绩和地位来评定为“祖”或“宗”的，并不是每一个帝王都能享有这种“殊荣”。

从唐代开始，确立了开国之主称“祖”，以后所有君主一律称“宗”的庙号制度。

在礼仪制度方面，隋文帝时由太常卿牛弘修定的《五礼》130 篇，唐太宗时制定的《贞观礼》138 篇。

唐高宗时制定的《显庆礼》130 卷，唐玄宗时制定的《大唐开元礼》150 卷。

篇目卷秩越来越多，礼规也越来越细密。

诸礼的共同特点就是集中突出皇帝的威仪。

在符玺和诏敕方面，秦汉皇帝有六玺，隋以后确立皇帝八玺制度。

八玺名称不同，用处也不同。

在皇位继承方面，这个时期的统治者不断加强和完善皇嗣的建置和管理。

隋唐制定了隆重的册立太子的礼仪，设置了规模庞大的东宫官署机构。

后宫制度和外戚政治方面，隋唐时期的后宫嫡庶等级制度更加严格，后宫制度也臻于完备，尤其是皇后的地位在前代的基础上有进一步提高。

从《大唐开元礼》看，《五礼》之中有关皇后、皇太后的礼节规定占整个篇幅的近六分之一，增加了前代所没有的“皇后受群臣贺”和“内外命妇入朝皇后”的朝仪。

这个时期，在皇帝制度其他的各方面也有不同程度的完善。

宋元则是皇帝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时期。

在礼仪方面，宋徽宗时续修《政和五礼新仪》230 卷等
在符玺和诏敕方面，宋代更加严格用玺制度，“应合用宝，外符室郎具奏，请内符宝郎御前请宝，印讫，付外符宝郎承受”。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内外相互牵制，防止其中生有弊端。

在宋代皇后地位更加突出，这实际上也是皇权提高的折射。

宋代皇权膨胀，皇后的地位水涨船高。

当时，还确立了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

自宋太宗以后，新皇帝即位之初，皇太后垂帘听政成为固定的制度。

在外戚制度方面，宋代则采取了比较好的措施。

史称“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其主要原因在于“内助之贤、母范之正”，其实，这不外是吸取汉、唐的教训，大力强化礼制，加强对后妃思想和活动的约束控制的结果。

宋代对外戚仅赐给一定的身份荣誉和钱财，不给以实权。

按规定“当时无外姻辅政者”。

在宗室制度方面，“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上而爵之。

然名存实亡，无补于事。

降至疏属，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学有教，郊祀、明堂，遇国庆典，皆有禄秩”。

宋代对于宗室给以很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就是不给权力，几世以后宗室便与士庶之家基本相同了。

发展期过后紧接着就是强化期，而明清则将皇帝制度强化到了颠峰。

而这一时期也是皇帝制度的消亡时期。

明清两个封建王朝都极力进一步提高君主大权，从制度上保证全国统治权力高度集中。

明王朝在这方面远远超过以前的各个王朝，清王朝又在明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

然而同时，封建社会和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益尖锐。

在皇位继承方面，皇族争夺帝位的斗争非常剧烈。

在雍正帝时期，除了采用非常残忍的屠戮迫害的办法以锄灭政敌外，还从根本上决定废除了以嫡长制为前提预立皇太子的办法，改行密建皇储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确立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是对2000 年来历代王朝立嫡长为太子制度的否定，是对封建规章和传统礼俗观念的一次突破。

在当时，要这样做，是需要有很大的胆识和勇气的。

从其效果来看，雍正的做法较之立嫡长为太子的老办法是有明显优点的，嫡长子被取消了注定当候补皇帝的资格，有时在诸皇子中多少也能起到激励上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