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题报告浙江省外贸企业应对国外反倾销的策略研究一、立论依据1.研究意义、预期目标研究意义：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外出口持续顺差，外贸增长十分迅速。
由于中国的产品拥有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比较优势，成本较低，在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
但中国产品也因此遭受国外众多国家的反倾销调查。
中国自1979 年第一次卷入反倾销争端以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国际经济交往的增加，遭受的反倾销指控也逐年增多。
从1995 年至2009年，中国已连续15 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和被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多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居各省前列，可见浙江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
然而由于浙江企业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出许多价廉物美的产品，在发展出口贸易的过程中，频频遭受国外的反倾销。
特别是浙江的纺织业受到国外的反倾销尤为严重。
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频繁反倾销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经贸发展的实质性障碍，不仅不利于中国企业经济效益的实现，更严重的是不利于中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如何应对日益严重的国外反倾销是中国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具有重大的研究意义。
预期目标：本文将主要研究中国和浙江企业的贸易实际及反倾销对中国和浙江企业的影响，并且紧密结合国内外对反倾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国外对浙江纺织业反倾销的实际案例，进而探讨浙江企业应如何规避和应对国外的反倾销，为中国应对反倾销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2.国内外研究现状1. 国外研究现状亚当·斯密(1776)详细讨论了当时各国允许对出口贸易实行官方奖励的习惯做法，并将其称之为倾销。
Tharakan（1999）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反倾销在过去的几年急剧增加,说明了倾销、反倾销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
学术界从理论上对反倾销进行了研究，态度比较一致，普遍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倾销具有其合理性，当今世界各国对反倾销的滥用已经异化了原用于促进公平竞争的反倾销，使其成了一种新的贸易保护措施，反而阻碍了贸易的发展和竞争的公平，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福利损失。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期·奥伯斯法尔德(2000)认为倾销是价格歧视最普遍的形式，倾销不过是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战略。
MartinTheuringer，Piawib(2001)认为反倾销措施助长了企业滥用市场力量，扭曲了竞争，降低消费者福利。
反倾销措施已不再与掠夺性定价相关,而是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由于倾销与反倾销是典型的博弈事件，应用经济博弈理论来分析非常有效，因而吸引了一批学者转向反倾销博弈研究。
Prusa(1992)解释了美国在1980一1985年期间大多数反倾销案被中止的原因，并构建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模型。
Anderson(1992，1993)从多米诺倾销(DominoDumping)角度分析了倾销产生的原因与出口国对本国企业出口倾销的鼓励原因及其对国际贸易与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影响，从反面揭示了反倾销有示范效应，其博弈模型的突出特点是没有沿用经典的双寡头、两国间倾销与反倾销博弈，而是放在多国背景下构建的。
Fharakan(1999)对反倾销示范效应及其影响、管理实践、反倾销政策、反倾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等进行了分析。
国外学者指出一国宏观经济指标的剧烈波动如经济增长率、失业率、汇率变动会影响到反倾销政策的实施. Mah（2000）探究了影响美国联邦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反倾销决定的各种宏观经济因素，发现了贸易差额与确认损害比例的增长率有着长期均衡关系，而贸易差额也是影响倾销比例增长率的原因之一。
同样国外许多学者将GDP 也作为衡量经济景气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如Knetter，Prusa（2003）认为，如果国内实际GDP 有下降趋势，这时的立案调查容易被裁定为倾销。
并且进一步指出进口国GDP 每减少一个标准单位，反倾销数量增长23%。
而Irwin(2005)认为失业率与反倾销起诉的数量也存在联系，反倾销政策需求的压力会随失业率提高而增大。
2. 国内研究现状中国对反倾销的研究则多集中在法律和外国对华反倾销的歧视解释及其应对措施研究方面。
杨仕辉（2000）就外国对华反倾销的特点作了初步的实证比较研究，此外张维迎和马捷(1999)从博弈角度分析了产权基础对倾销形成的影响和条件，杨仕辉（2000）论证了外国对华反倾销博弈确实存在逆向选择，杨仕辉和张娟(2000)探讨了不完全信息倾销与反倾销动态博弈策略。
有学者对国际反倾销制度进行研究。
王仁样(2002)等比较了WTO及各国的反倾销制度，认为中国政府应充分利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改进政府职能、加强政府间的协调。
杜建耀(2003)研究了国际反倾销中的反规避措施，并建议我国出口产品实施差异化战略来规避国外反倾销。
王晓非(2004)对WTO反倾销协议中有关倾销标准的经济合理性提出质疑，并驳斥了支持现存倾销概念的观点，认为反倾销在全球贸易范围内的蔓延有可能带来负和博弈的结果，并建议中国政府在谈判中修改WTO倾销概念。
在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原因、特点及影响方面，国家经贸委反倾销反补贴工作研究小组(2001)的分析具有代表性。
杨仕辉、唐礼智、华勤、杨屏等(2002)认为，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反倾销应诉不力、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及中国对国外倾销的纵容是中国企业屡遭国外反倾销的主要外因;而出口产品质量不高、出口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及国内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是主要内因。
陈茵(2002)认为反倾销的实质是贸易保护主义。
卜海(2003)认为，反倾销登堂入室成为当代贸易壁垒的主导，世界各国自主维权意识上升，反倾销应诉率不断上升。
刘航滨(2001)从博弈论的角度综述了外国对华反倾销越演越烈的原因，认为我国不是WTO成员、我国缺乏制衡机制和应诉机制是三个主要原因。
郭波(2009)指出反倾销措施因实施方便、见效快,成为欧盟最频繁使用的贸易保护手段。
近年来，中国产品遭受来自欧盟反倾销调查和诉讼不断，对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及相关产业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在应对反倾销对策方面，沈木珠(2002)认为，中国应统一部署应对国外反倾销的中期、近期、即期策略，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和国外反倾销应诉机制、调整反倾销机构的职能、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刘琦(2003)通过对倾销与反倾销的动态博弈分析，认为进口国反倾销策略行为对出口国倾销行为“威胁的可信性”极其重要，我国在面对国外反倾销时，不能总是自我检讨，而应事前对其进行遏制。
李峰、章仁俊(2003)分析了我国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预警机制在信息、法律、行政方面存在的缺陷。
黎静(2004)认为，中国面对国外反倾销时，存在应诉机制不够规范、鼓励政策难以兑现、预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周友梅(2004)认为，为了应对国际反倾销对“中国制造”的滥用，我国企业应恰当运用“会计武器”捍卫自身的利益。
杨励(2008)认为应加大政府交涉与制裁的力度。
近些年来,国外对华的反倾销政策, 均有不同程度的改进, 但是“非市场经济国家”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因此,必须由政府出面,对此保持长期足够的政府间交涉力度。
3. 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总结总体上看，由于一些国外反倾销措施应用的比较早，因此其实证研究在数据积累和计量模型选取上都具有较大的优势，研究也就较深入，而中国反倾销措施应用的频度和范围都还比较有限，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
并且许多学者对中国遭受的反倾销的研究只是泛泛而谈，并没有就关系到反倾销成败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深入到具体某一个地区、某一个行业的反倾销法的微观研究就更少了。
因此，对于反倾销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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