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对中国三个重大发展问题的实践回答
作者：袁易明来源：深圳特区报添加日期：15年08月25日
提要
在以往的改革中，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其主要途径是借鉴别人的做法，引进若干市场手段并对其进行试验、推广，因此，制度改革的关键内容为制度的选择与引进。
到现阶段，如果只是简单的学习、引进、模仿，显然已经难以完成制度创新任务，制度创新已经进入了高一级阶段——更需要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制度内容，因此必须强调制度的自主性创新。
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战略选择，以经济特区的率先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经济起飞已经成为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路径，在国际上正在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经济特区是中国体制改革道路上规避风险的路径选择，其基本意图是风险与制度变革的最优结合，因此注定了中国经济特区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制度转变过程中的制度试验性质，这赋予了经济特区改革试验区属性。
一、经济特区为目标体制、发展路径、制度变迁方式找答案
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在过去35年里始终以制度改革试验为主要使命，围绕三个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实践、进行探索、寻找答案。
1、探索如何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体制。
制度变革的任务是通过推进制度演进，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在旧的非均衡制度到新的均衡制度之间创生发展的新动力，由此推进社会与经济发展。
深圳等第一代经济特区的新旧体制的替换是通过一系列行动产生的，比如：带来国有土地使用、管理体制的一次大突破的土地以协议价方式出让的事件，比如“放权让权”、“引进外资”、“价格改革”、“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等新体制的建立等等。
经济体制的改革围绕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展开，劳动力在企业组织中的地位与身份的变化和此变化带来的“自由权利”是制度改革的关键效应，仅深圳土地制度一项变革就可创造出奇迹来。
对于深圳特区的改革，可以有这样的结论：从生产者角度，以建立资本和劳动力两个要素的新制度安排为实质内容，释放旧体制对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的束缚，形成明确的资本、土地、劳动、管理等权利主体，以创造出对要素所有者的激励，正是这一激励的存在，城市经济体制的变革过程才可能发生；以上述及的价格体制改革加上市场交易体系建立，要素和商品的交易成为可能。
当利于社会财富创造的制度条件建立起来后，加上价格改革和交易制度，市场经济便可运行起来了。
在我看来，要素的产权主体确立和市场交易体系（包括有形场所与无形交易规划）一起就构成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
2、探索如何实现由增长到发展的模式转换路径。
在劳动密集型经济的增长使命将完成之际，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经济特区有效实践产生的由增长到发展的模式转换路径，对全国的应对转型挑战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样的价值源于以下由经济增长向发展的内涵转变。
第一，社会发展导向。
推进社会发展首先需要为实现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失衡提供制度保障，这是必须的制度变革过程。
从中国的改革历程看来，不论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
农村体制变革，还是其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其基本的目标均是创造效率，通过效率提升财富水平，因此，这样的改革是“效率导向”的制度变革，制度被“内生化”在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中。
新时期经济特区的改革则需要首先关注社会发展过程，是一次“公平导向”的体制变迁过程，新的制度被“内生化”在社会发展过程里，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经济增长质量导向。
其基本点在于通过制度变革，改变资源利用方法，提升利用效率，转变增长方式，走科学发展道路，以协调资源的日益稀缺与需求量迅速上升的矛盾。
第三，协调性导向。
这里的协调包括两层含义：区域之间发展的协调和区域内不同领域之间的协调，前者的本质内涵在于通过区域间的经济要素重组实现发展整合。
3、探索如何实现制度变革由模仿借鉴的“舶来品式”制度创新向以“自主性”制度创新的变革转变。
在以往的改革中，制度变革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其主要途径是借鉴别人的做法，引进若干市场手段并对其进行试验、推广，因此，制度改革的关键内容为制度的选择与引进。
到现阶段，如果只是简单的学习、引进、模仿，显然已经难以完成制度创新任务，制度创新已经进入了高一级阶段——更需要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建立一套适合自己的制度内容，因此必须强调制度的自主性创新。
这里的“自主性”强调“创造性”，当然，自主性的制度创造绝非仅仅是从无到有的生产，当然可以借鉴国际上的有效体制机制，然后结合现实进行制度的再造，形成符合需要的新体制。
必然地，这样的制度变革自然要比“引进型”的制度创新来得困难。
二、经济特区发展面对两个问题
深圳经济特区以后的发展需要面对两个问题。
制度转换的经济增长效应下降。
制度与劳动、资本等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一样，遵循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基本经济学法则。
经济特区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由计划经济体制到新的市场体制的制度安排的结果，是经济制度由计划向市场变迁的产物。
最初，在大面积传统的计划体制背景下，新鲜的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出了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足够激励，这种较短时间内产生的“突发”激励与计划体制下的激励严重不足形成强烈对比，表现为市场制度巨大的边际增长贡献，这即为通常所说的制度增长效应。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特区的逐渐建立与完善，这种“突发”激励效应就慢慢减弱了，制度落差也逐渐缩小，进而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表现为对投资、人才等的吸引力下降。
经济特区资源约束度迅速递增。
资源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随着特区经济的增长，人口的不断增多，资源稀缺显得越来越明显，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威胁着经济、人口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科技进步可以使自然资源的利用率提高，环保意识的逐渐深入等因素都可以增强人口的承载能力，但其幅度十分有限。
人才紧缺，人力资源的匮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特区经济建设的步伐，成为中国经济特区未来发展的瓶颈。
三、经济特区未来依然肩负制度创新和发展路径先行两个使命
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因此经济特区“制度试验场”的任务尚未完成。
经济特区未来肩负制度创新和发展路径先行两个使命，履行使命，经济特区需要有这样的三个策略。
主张有效制度创新。
不是所有的制度创新努力都能产生有效的制度，换句话说，只有具有正效应的制度变动才具有意义，效应为零甚至为负的制度创新是无效变革，这样的改革浪费社会资源。
无效制度改革在诱致性变迁机制里是不易发生的，因为制度的变动是以社会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在一个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机制里，或者出于政绩的原因，或者出于改革实施者知识、信息的不足，易于产生无效改革，如果只强调“改”的行为而不注重“改”的效果，无疑会大幅度地降低制度改革的成效。
提供足够的改革激励。
“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产出的增长对普遍贫穷的农民而言，其激励作用可想而知，这是农村经济改革得以迅速推广并富有成效的原因，其后，“放权让权”的国有经济改革使经营者和职工分享到改革利益，对于工资低下的城镇居民的激励作用也显而易见，这同时，引进外资和发展民营经济让资本所有者的平均利润大幅增加，无数的农村村民移居城市，不仅可以分享城市的文明，更可以获得出乎他们原来预期的劳动回报，这样一来，改革的激励自然是足够的。
经济特区今天的改革则需要建立起利益分享机制。
不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创新，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发展协调性，缩小社会发展差距等的制度设计，其变革过程都具有公益性，同时，制度的创新过程充满风险，加上改革过程涉及现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形成较高的改革成本。
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改革框架内创造具体的制度内容，是制度的创造者与实施者，在上述的改革收益与成本面前，作为制度创新者的地方政府易于产生改革行为的激励不足，因此，特区持续的制度与路径实践，需要中央赋予地方政府创新体制的权利，通过建立改革成效的评估机制、改革风险的免除机制和对有效改革的政绩奖偿机制等，对地方官员进行改革激励。
持续性的激励机制的存在是改革能按预期计划推进的前提。
探索可复制的制度内容更为重要。
上海浦东新区早已经将改革具体化为城市的发展策略与举措，浦东新区将改革的重点任务确定为转变经济运行方式和相应的具体行动，如设立“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率先开展知识产权权利质押业务，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仲裁庭等。
在发展动力上，经济特区已经由政策创新为主向制度创新为主转变。
经济特区包括今天的自由贸易区，均在力图为全国发展改革提供经验和示范的历史使命，因此，其首要任务是基于自身发展基础上更高层次的、具有普遍适用性或借鉴意义的一般性体制机制和发展方法，只有这样，经济特区的改革和先行先试实践才具有更高价值。
（作者系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