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美学观的当代思考宗卫佳SZ1305098摘要：在中国当代美学论坛上，出现了几种主要的美学观：唯心主义美学观——认为美是把主客观统一于心的结果；唯物主义美学观——认为美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社会实践的美学观点——认为美是人创造的，是劳动实践的产物。
这些思想都是中国美学界的大家们对中外美学历史发展的传承与扬弃的重要体现。
通过理解和分析这几种观点，提升对艺术、美和审美的认识。
关键词：美学观、艺术、美、审美西方美学从近代传入中国，1947年《新美学》的出版，在美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出现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美学学派相对峙的局面，美学开始引起中国人的注意。
各家纷纷表达各自的学术观点，使我国的美学研究蓬勃发展起来。
于是，在中国的美学论坛上，逐渐出现了几种重要的美学观：唯心主义美学观——认为美是把主客观统一于心的结果；唯物主义美学观——认为美来源于客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以及社会实践的美学观点——认为美是人创造的，是劳动实践的产物。
这些思想都是中国美学界的大家们对中西方美学历史发展的传承与扬弃的重要体现。
一、唯心主义美学观秉持唯心主义美学观的美学大家主要是朱光潜先生——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之一。
他的美学思想发源于康德，然而对他的美学观念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两个学说：一个是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一个是王国维的美学思想。
[1]在朱光潜看来, 美学独特的形象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古代美学；也不同于近代的西方美学，它应该是这两者比较和综合的结果。
这可以从他在《文艺心理学》里给美下的定义里看出：“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这种关系并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
世间并没有天生自在、俯拾即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
……在美感经验中，我们须见到一个意象或形象，这种‘见’就是直觉或创造；所见到的意象须恰好传出一种特殊的情趣，这种‘传’传就是表现或象征；见出意象恰好表现情趣，就是审美或欣赏。
创造是表现情趣于意象，可以说是情趣的意象化；欣赏是因为意象而见情，可以说是意象的情趣化。
美就是情趣化或意象情趣化时心中所觉到的‘恰好’的快感。
‘美’是一个形容词，它所形容的对象不是生来就是名词的‘心’或‘物’，而是由动词变成名词的‘表现’或‘创造’。
”[2]根据朱光潜先生的看法, 美是主客观统一的结果，美也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情趣意象化和意象情趣化”恰到好处的“契合”。
而在这心物结合中，“是我的情趣和物的姿态往复回流”。
美也是一种创造，这种创造要“恰好”使意象和情趣合而为一。
显然，朱光潜先生的美感经验分析是以“形象的直觉”为逻辑起点，融入“距离”说；以强调自觉的审美态度，再融入“移情”说以展开物我之间的双向互动，从而把美感经验描述成为一个有机的动态心理过程。
移情作用是和美感经验有密切关系的。
移情作用不一定就是美感经验，而美感经验却常含有移情作用。
美感经验中的移情作用不单是由我及物的，同时也是由物及我的；它不仅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
真正的美感经验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移情作用最容易发生，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分辨所生的情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物的。
[3]朱先生常说美是一种创造，一种发现。
这种创造和发现是只有在对有“趣味”人眼里才存在的。
“有些人根本不知,当然不会盛感到趣味, 看到任何好的作品都如蠢牛听琴, 不起作用。
这是精神上的残废。
犯这种毛病的人失去大部分生命的意味。
”[3]这和梁启超先生的“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
”[4]的观点是一致的。
朱先生提出对于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和美感的可以很形象地表达“趣味”对于发现美的作用。
古松并不是一件固定的东西，它的形象随观者的性格和情趣而变化。
各人所见到的古松的形象都是各人自己性格和情趣的返照。
古松的形象一半是天生的，一半也是人为的。
极平常的知觉都带有几分创造性；极客观的东西之中都有几分主观的成分。
美也是如此。
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
这棵古松对于我们的画画的朋友是美的，因为他去看它时就抱了美感的态度。
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
[5]美感不同于快感和联想。
美感经验的特点在于“无所为而为”地观赏形象，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而快感则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
美感起于直觉，不带思考，联想却不免带有思考。
在美感经验中我们聚精会神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上面，联想则最易使精神涣散，注意力不专一，使心思由美感的意象旁迁到许多无关美感的事物上面去。
在审美时我看到芳草就一心一意地领略芳草的情趣；在联想时我看到芳草就想到罗裙，又想到穿罗裙的美人，既想到穿罗裙的美人，心思就已不复在芳草了。
[3]总结朱光潜先生的看法，美感究竟是什么呢？一方面，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而这种形象是孤立自足的，和实际人生有一种距离；知道美感经验中我和物的关系，知道我的情趣和物的姿态交感共鸣，才见出美的形象。
另一方面，美感一不带意志欲念，有异于实用态度，二不带抽象思考，有异于科学态度；一般人把寻常快感、联想以及考据与批评认为美感的经验是一种大误解。
于是乎，根据朱先生的观点，美既不是物体固有的属性，也不是人心的产物，它是心物婚婿后所产生的婴儿。
美感起于形象的直觉。
形象属物而却不完全属于物，因为无我即无由见出形象；直觉属我却又不完全属于我，因为无物则直觉无从活动。
美之中要有人情也要有物理，二者缺一都不能见出美。
再拿欣赏古松的例子来说，松的苍翠劲直是物理，松的清风亮节是人情。
[3]二、唯物主义美学观20世纪40年代，蔡仪先生出版了《新美学》一书，构建了新的美学体系。
蔡仪的新美学体系的主要观点就是：美应该在美的事物本身去寻找，既不能求诸外界，也不能在人心中寻找。
这便确立了唯物主义的美学观点。
蔡仪认为：“艺术既是通过人们的意识而创造的，所以客观的美学便不得不作进一步的追求，而到达了，也只到达了所谓艺术冲动，于是客观的美学也就陷落在主观的美学的同样的陷阱里，这就是单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致命弱点。
”[6]在对旧美学批判的基础上，蔡仪提出了新的美学探索美的本质的途径，即美在于客观事物，它是一切艺术美的根源，正确的美学研究途径应是通过在现实事物中考察美来把握美的本质。
这是蔡仪美学体系的出发点。
蔡仪对前人的美的本质理论进行了一一扫描和批判后，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典型美和自然美。
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
他所谓的“典型”和“一般”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形式美的典型。
黄金分割的比例由于是茫茫星海、一草一木中最常见的比例，所以是美的形式。
此外，蛇形线、调和、均衡、比例等形式规则之所以美，也因为它们是宇宙间最普遍的东西。
第二，具体感性形式的典型。
某一事物，如果在外在形式上最接近该类事物的平均值就是美的。
某个人的眼睛美是因为大多数人的眼睛都是这副模样。
一个美的人，在体形和肤色上体现了所属种族的平均值，所以“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第三，体现了事物内在精神和本质的典型。
这种意义上的“典型”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学批评中所理解的“典型”，即体现着事物内在本质而有鲜明个性的具体形象，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主要指人物典型。
[8]蔡仪先生用“美的观念”来说明美感的产生。
所谓美的观念，是意识对个别现实事物的修正改造、理想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美的观念”往往是不自觉的，不是“自我充足的”，它渴求着“自我充足而完全”，一旦某个对象的出现，使这一愿望得以满足，便产生美感，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陶醉。
“典型”是在现实领域中谈个别与一般的关系，“美的观念”则是在主观意识中讨论个别显现一般。
“美的观念”反映了事物的一般本质，所以是“概念”，但又是通过具体形象而不是抽象概念来反映的，所以是“具象性重的概念”。
“美的观念”既是对现实事物的反映，又是改造和理想化的结果。
三、社会实践的美学观点社会实践的美学观的主要观点是：美是人创造的，是人的劳动实践的产物。
人创造了美，美就成了人化的自然，这样，人才能在自然中直观自身；而自然一经过人的改造，就会在人的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和人类构成一定关系，这就是美的客观社会性。
它不是美本身，而是美的条件，是构成美的因素。
这里创造美的人是实践的人，是改造现实的人，而不是鉴赏的人，美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所以，自然美的社会性是客观的社会性。
[7]持这个观点的是李泽厚先生。
李泽厚先生批判了朱光潜“自然本身没有美，是人的主观意识强加的”的观点。
他对蔡仪美学思想的批判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首先，批判了蔡仪否认自然美的社会性。
蔡仪认为自然美在于自身的自然条件，和人类本身无关。
李泽厚认为正是因为蔡仪不了解人的革命实践，脱离了活生生的生活，用自然科学式的定律和原理来概括社会现实事物，所以必将走上抽象的形而上学的道路。
其次，深入批判了蔡仪“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的理论。
他针对蔡仪“自然事物的种类有高低之分，因此在种类之中就有美丑之别”的论断问道：“月亮一定是最不美的了，因为它只是最低级的物质种类(无生物)。
”在批判朱光潜和蔡仪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李泽厚提出了自己对美的认识:“美是包含现实生活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
”[7]四、我的思考朱光潜、蔡仪和李泽厚这三位中国当代美学大亨提出的观点，各有一定的道理，对于我来说，更加偏向于朱光潜先生的观点。
什么是美？以往众多论者要么从审美对象的客观特征入手，总结出诸如“小”、“光滑”、“变化”等特征；要么从审美主体的心理特征入手，提出所谓“移情”、“心理距离”等说法。
然而一个审美判断既非单纯由审美对象的客观特征决定,也不是单纯由审美主体的心理特征就可以做出的，,而是由二者构成的审美关系的具体状况决定的，这和朱先生的观点“美是主客观统一的结果”是一致的。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说一朵红玫瑰是“红”的，这没什么疑问，但我们却很难说它就一定是“美”的，张爱玲在一篇名为《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小说中就表达了对“红玫瑰”的不屑。
实际上，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有可能会对同一对象美的是与否做出不同的判断。
显然，一个审美判断的做出必然涉及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这就构成了一种审美关系，在这种审美关系中，一方面是客体具有某些审美特征，另一方面是主体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观念，当两者吻合时，主体便会作出肯定的判断，否则会作出否定的判断。
当然,也存在主体的审美价值观念和对象的审美特征部分吻合的情况，这时，主体会认为对象不够完美。
[9]审美活动不是认识活动或者实践活动，因而我们可以在“否定”性的意义上确定审美活动的主要思维特征，即“非概念”和“非功利”；而从审美活动的独特属性角度看，审美活动的活动领域主要是“情感”，体现为种种形态各异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