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出现一点争论，就不去研究了。
有些问题要讲清楚，是需要深入展开讨论的。
”说到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他说：“关于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即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为什么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是可以也是应该讨论的，但是不要停留在字面上、概念上，要深入一些、实际一些。
”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学应该很好地总结一下。
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到今天已经九十多年了。
史学的成绩在哪？大家共同的认识都有哪些？不要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
中国历史学在世界历史上应该有它一定的地位。
不能一切肯定，也不能一切否定。
实际上，用某一种意见、观点来一统天下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主张历史学要“百家争鸣”，所以我们要认真地讨论。
他呼吁：“现在，我们应该考虑中国的历史学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
像现在这样冷清，不正常。
”他认为，老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哪些是值得肯定的，也可以讨论。
有的研究不一定能得出大家都同意的结论，但是大家共同来建设，共同来研讨，是有好处的。
①林甘泉先生讲的对我们很有启发。
我个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哪些是值得肯定的，也可以讨论”，这就是一种辩证地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这就意味包括郭沫若在内的老一辈史学家的学术观点也是可以讨论、可以总结的。
今天，我们研讨郭沫若，不仅仅是要公正地确认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是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结合具体的史学家来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比空泛的研究更能深入，对推进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更有实效。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同时也要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郭沫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就与不足何晓明（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郭沫若是毫无疑义的开山式人物和人格化代表。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辉煌成就与不足，在他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中，都有典型的体现。
第一，郭沫若是第一位主动、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学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者。
一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都是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讲起。
如果说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在中国史坛率先高扬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那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指导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郭沫若是最早提倡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学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
对此大事件，郭沫若“虽然没有见到太阳，但对太阳的热与光已经感受到了”，并且“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
②1919年，在诗歌《匪徒颂》中，他热烈赞颂包括列宁在内的“古今中外的真正的匪徒们”，为一切“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学说革命”的“匪徒们”三呼“万岁”。
1921年，在《女神》序诗中，郭沫若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愿意把“私有”的《女神》“公开”，去唤起“可爱的兄弟姐妹”。
1922年10月，他明确①②参见林甘泉：《让史学研究热络起来》，《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5期。
《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文学知识》1959年6月号。
表示：“唯物史观的见解，我相信是解决世局的唯一的道路。
”①1923年4月，在诗歌《上海的清晨》里，郭沫若表示厌恶“富儿们”，愿与“男女工人们”相亲，相信“就在这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发”。
5月，在给宗白华的信中，郭沫若认定“马克思与列宁终竟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杰士”。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
25日，郭沫若作诗歌《太阳没了》以示悼念，表示要“秉着赤诚的炬火，前走”。
5月，翻译完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自认为从此“初步转向马克思主义方面来”，②“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③1925年底，郭沫若即以小说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他在《马克斯进文庙》里，通过马克思与孔子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我的思想对于这个世界和人生是彻底肯定的，就是说我不和一般宗教家一样把宇宙人生看成虚无，看成罪恶的。
我们既生存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应当探求的，便是我们的生存要怎样才能够得到最高的幸福，我们的世界要怎样能够适合于我们的生存”。
“我们的主义已经传到你们中国，我希望在你们中国能够实现”。
“我的理想不是虚构出来的，也并不是一步可以跳到的”。
郭沫若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孔子思想的异同，“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你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怎么有人曾说我的思想和你的不合，和你们中国的国情不合，不能施行于中国呢？”④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南昌起义”，被委任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总政治部主任。
8月17日，在江西广昌，由周恩来、李一氓介绍，郭沫若与贺龙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大革命失败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再次东渡日本，专事学术研究。
1930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横空出世，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
随后几年间，《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等相继问世。
郭沫若凭借一己之力，极大地振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威。
第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内涵是以唯物史观为思想指导，以社会形态研究为理论纲领，以人民本位为根本立场，以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为活力机制。
在这些方面，郭沫若都是史学工作者的楷模。
20世纪30年代，针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偏见，郭沫若凛然回应：“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
”⑤坚定的理论自信和明确的锋芒所向，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原则立场的痛快表白。
他公开声明，自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为向导，而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地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的中国的古代”。
⑥他特别强调，研究历史，“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重要，这是先决问题。
”⑦“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①②③④⑤⑥⑦《太戈尔来华的我见》，《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5页。
《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文学知识》1959年6月号。
《孤鸿———致仿吾的一封信》，《沫若文集》第10卷，第288页。
《马克斯进文庙》，《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170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页。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4页。
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
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
”①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典著作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制四种社会形态。
其后几十年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几经曲折坎坷，无论具体的学术观点之间有何争论辨析，但是坚持运用社会形态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是始终未曾改变的核心理论和基本构架。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宏观历史研究、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演化规律研究的理论利器，不可须臾离弃。
历史研究从来就不是“纯客观”的。
其价值评判的标准，取决于研究者基于事实之上的根本立场。
郭沫若说：“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
”②他对“人民本位”的理解是：“人民本位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
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尊荣。
”③根据这一标准，郭沫若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大体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
④“仁者爱人”的“人”，即人民大众。
孔子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
⑤同样根据这一标准，郭沫若比较了同处明末清初的李岩和顾炎武、王船山，认为李岩出身于地主阶级，但参加了农民革命，“一定是一位怀抱人民思想的人”。
而“顾炎武在前是被视为承先启后的一大鸿儒，特别被人尊重的是他有民族思想，他不受清廷的羁縻，而且还有组织地下运动的传说。
但他对于李自成是反对的，可以证明他只有民族思想而无人民思想”。
王船山“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近来是够被强调着，骎骎乎驾诸顾炎武之上了。
他的民族思想也异常强烈”，“然而在我看来，他也只富于民族气节而贫于人民思想”。
郭沫若认为，李岩是“人民思想的体验者、实践者”，“虽然关于他的资料已经遭了湮灭，在思想史上也应该有他的卓越的地位的”。
⑥这些人物评价方面的具体结论当然可以商榷，但是郭沫若坚持的“人民本位”价值立场，今天依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
身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者，郭沫若不断自我批判，自我超越。
他的名著《十批判书》，头一篇就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谴责自己”的“太草率，太性急”，“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
⑦郭沫若不仅多次严格反省、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例如奴隶社会上下限及封建社会开端的认定，检讨以往著作“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
这些本质上的错误，二十几年来我在逐步地加以清算”，⑧而且真诚地希望后来者“彻底清算干净”自己曾经的谬误，促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发展。
对此，曾有论者不无讥讽地称为“反反覆覆”，“令人生不可信赖之心”，“学术闹剧”，⑨这不仅是对郭沫若个人的不够厚道，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意义的明显误读，应当予以批判，予以澄清。
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重要成就，是它基于事实的基础之上，科学地研究并解剖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而使我们更能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尤其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中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页。
《历史人物·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答教育之问》，《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3页。
《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87页。
《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89页。
《历史人物·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第6页。
《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