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看待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代中国面临的困境2009年9月上旬初稿摘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应历史的看待。

以往由于我们在思想上存在偏见，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识不清。

其实就历史的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前期自主、中期受控、后期反思的三个过程。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影响也经历了一定影响——全面影响——一定影响的往复历程。

就当前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危机，我们应历史的看待，加深认知，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史学早日走出困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顾名思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一种社会历史认知。

它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俨然就是中国史学研究的唯一理论。

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面临着新的形势，故而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面临困境进行研究，以期找到限制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原因，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的形势下能够继续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着发展的困境。

“历史学自身的理论被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取代”的局面不再存在，代之以多种理论的竞争。

①而在相互之间的争鸣中，马克思主义史观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

被加以排挤，甚至是被否定。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部分是基于历史有太多的沉重包袱被背负，一部分是基于现实所面临着新情况。

首先就历史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历史的成因在里面，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

自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的史学不断的摆脱以往僵硬的、固定化的形式，向着适应社会新形势方向发展。

加之中国面临的危难局面，使得中国学人不断的引进外来学说，以达到救国的目的。

表现在史学领域就是，以新的史观来指导对以往历史的认知。

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突出史学的现实功用。

由于将各种思想与史学结合，故而当时的史学领域呈现的是百家争鸣的景象。

不过虽然各家的治史方法不同，但以史为用的目的却是相似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入中国的。

李大钊是较早的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人。

这得益于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政权。

代表工农的党取得政权，对于同样处于生活极端困苦下的中国民众是一个大的激励。

加之俄国也似中国般贫弱，使李大钊看到俄国革命实践对中国的重要意义。

故而他不惜余力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写有《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就当时来说，也确实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就马克思主义史观来说，它本身并没有被多数人深入认识，有的只是被人当作新奇事物关注一时。

如“日后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廖仲恺、朱执信，和右派中坚戴传贤（季陶）、胡汉民，以及三十年代倡导生物史观以抗衡唯物史观的青年党理论家常乃惠”等，都曾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历史。

②可见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政治色彩远不如后来那般浓重。

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史学上“不仅要修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且也不当它是说明历史变迁的‘唯一的科学’原理”。

③这是由于李大钊的意图是救中国的危难，而不是像后来郭沫若那样带有政治目的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后来共产党的史学理论家郭沫若、范文澜等人的唯物史观作品，不像先期马克思主义史家那样求真求实，而是政治因素过多的参杂在历史著作中。

加之当时的史学流派众多，后人许冠三将这一时期的史学，分为史学新意、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等派别。

因此唯物史观在史学界中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有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影响较大的不是唯物史观。

通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传播，固然有历史的因素在里面，但与其他的史学流派并无本质不同。

都是先进中国人从外来引进的新的价值观，目的都是使中国能够尽快的摆脱受压制的地位。

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虽在后来有了政治色彩，但还不是很浓重，基本上是与其它的价值导向的史观在共同发展。

这种竞争的关系，对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促使了史学全面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有利时机。

史学研究的方法变得单一，唯物史观变成不变的真理。

史学研究开始向唯物主义靠拢，在这期间以往的非唯物主义者面临着人格的分裂。

为了适应新社会，这些人进行了积极的自我改造。

但思维意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改变也注定是漫长的，不是短时间内能释怀的。

故而出现“想和过处诀别，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但又积重难返，步履维艰；想努力学习新东西，但有总是陷入东施效颦的可笑境地；想在新发起各种运动、各种斗争中冲锋陷阵，表现自己，但又往往表演的过火、过分，让人生疑；想与过去的恩师一刀两断、划清界限，但又难以承受良知的折磨”。

④这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困惑。

造成这种结果不是由于这些人幡然悔悟，心甘情愿的皈依于马克思主义史观，而是政治使然。

政治的更迭，使史学研究的环境发生了改变。

以往的历史观念被生生的砍断，造成后来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过激反应。

应该说在长期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直处于被独尊的地位。

但它的发展却被扭曲了。

马克思主义史学长期关注的是政治斗争，较少的关注事实中的历史。

没能以马克思主义史观去认识历史，而是人为的冠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非马的研究。

这种单一的，战时史学气息很浓的研究导向，被后人指责为缺乏事实求是。

战时史学就是指“在战争中产生的，以‘战时历史观念’为灵魂，从属于救亡与战争的史学规范，它由‘战时历史框架’‘战时学术导向’‘战时文化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几重内容构成”。

⑤总之，它的政治气息较浓重，以至于很多问题都是被现行确定，然后再去加以补充讨论。

如历史上的‘五朵金花’的问题，长期是中国史学界讨论的重点。

五个问题是中国古史的分期、农民战争问题、近代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就这些问题来说，是否在中国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就值得讨论的问题。

不过由于政治的诉求，这些问题就变成了讨论的基点。

事实上“这些问题背后都有明确的非学术诉求，所以有关它们的讨论，动辄牵连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有时会直接演化为社会政治事件”。

⑥不过就史学来说，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王学典教授认为这是假问题，但是是真学术，有很多问题，在讨论中得到了认识。

综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以往的那种各种史观并行存在的局面不复存在，代之以唯物史观一统天下。

原有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在尽力的学习唯物史观，向“真理”靠齐。

这种人为的强行改变人的思想，对人进行洗脑的做法，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知识分子的原有价值导向，相反，激起了其内在的反抗情绪。

正是由于环境处于不利的地位，使得这些“被改造的”知识分子，将不满埋于心里，维持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表面繁荣的现象。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没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方法去研究。

很多问题被歪曲，加以逢迎政治的需要，丧失了史家独立的地位。

没有思考只有盲从。

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没能以让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其正确性。

反而，成了限制史学正常发展的代名词。

进入新时期，社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

以往的紧张的气氛不再，代之以宽松的舒适的环境。

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摆脱了过去的一言堂，言必称唯物的做法。

各种治史思想再度兴盛起来。

史学呈现着积极发展的态势，这种态势表现为原有的研究面扩大，新的研究方法在史学上的应用，新的价值导向的产生等方面。

不过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却遇到了难题，面临着认识危机。

它的主体性很快的丧失了，甚至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以至于很多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论战。

其实就出现的情况来说，结合历史与现实是不难认清的。

第一，史学发展有自己的内在规律性。

一般来说，每一种史学观念都有一定的生长土壤，生存周期。

在正常的环境下，它会在其生存周期后自行结束它的影响。

不过这种结束是以它的影响力消失为前提。

以往的历史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还没有都处于终结阶段。

故而，它会在适当的情况下，再次出现。

就新时期史学多样发展来说，可以看作是对以往史观的再次接续。

第二，长期压制下的彻底否定。

由于史学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唯物史观指导下，其他观点处于被打压、批判的地位。

故而马克思主义史学被看作是限制思考的工具，而非认识历史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史观无形中变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所以抨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被看作是维护自由。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权威，批判权威有助于提高自己学说的地位。

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形势下才会不断的受到误解。

第三、后现代下史学本身呈现的反传统。

新时期处于后现代时期，后现代表现为反传统认知。

后现代涉及的领域包括方方面面，这其中也包括史学。

史学的后现代，多半是对以往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评判。

它颠覆了以往的认知标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梳理，得出来不同原有的结论。

其实就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它本身是一种价值导向，是一种评判历史的尺度。

不过这种尺度，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能发挥它的功用。

故而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表现出来的多是一种不真实的存在，叫人难以信服，这损害了它的权威性。

史学本身发展的多元化，决定了其不可能存在唯一的“真理”。

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主观性在里面，虽然我们力图要摒弃这种主观，但事实上是很难剔除的。

正是由于这种主观性在里面，故而历史只能是相对的真实，不会存在绝对的真实。

由于历史的这一特性，使得史家在著史中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

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导向、社会认知、著述方法，这就决定了历史可能存在不同。

事实上，沃尔什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中，就谈及到历史的配景论，认识到人的不同认知。

所以这就决定了史家在相互之间很难说服对方的情况下，导致了史学发展的多元化。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了众多史学流派中的一支，而不是全部。

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对于以往没落就是一种正常现象。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以往的发展中被背负了太多的包袱，以至于不能轻装上阵。

很多假问题被当成学术问题长时间的讨论，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这些问题本身存在着很大理论缺陷，很容易加以反驳。

当新时期的到来时，这些历史造成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很多以往长期肯定的问题，面临着否定，这对自身的威信来说有很大损伤。

另一方面，若不否定以往的错误，认识已走入死胡同，研究难以继续深入下去。

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最初三十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导向所引起的。

社会本身很复杂，单纯的政治化，显然会弊病百出。

史学本身的主体性地位在无形中丧失，沦为政治的附庸。

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是认识社会历史的一种重要的理论方法。

它的存在有其价值，这也就是将其从神坛上请下来，但不能彻底抛弃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