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8-11-23作者简介：李剑男（1980—）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作为二十世纪社会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韦伯的著作无与伦比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社会和文化趋势及其造成的各种问题。

在世纪之交，韦伯在我们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激起了强烈的关注。

韦伯的政治关怀（无论是对德国市民阶层政治不成熟的忧虑还是对德国未来政体的思考等方面）使人们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面临许多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与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问题有着太多相似之处。

“韦伯生活的年代，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

”①如果要对这种种相似之处勉强作出一个概括，那便是走向现代国家。

“我们与韦伯共有的是以现代国家为中心的现代性经验”。

②基于此，本文旨求系统梳理韦伯对此现代性经验的分析与论断。

一、韦伯的“政治”与“国家”对韦伯而言，国家的概念与政治的概念密不可分。

政治的定义依赖于国家的定义。

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讲中伊始，韦伯对政治给出了界定。

他说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皆可纳入“政治”的范畴中，然而，“我们今天所谓的政治，指的是对一个政治团体———这在今天是指国家——的领导或对这种领权力政治与文化斗争———韦伯的国家观李剑（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摘要:韦伯是在现代政治的权力逻辑中审视国家，国家被界定为在特定领土范围内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正当权利的政治组织。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态。

现代政治的主题即为民族国家间的权力斗争。

现代国家担负着在世界上寻求权力以捍卫和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使命。

关键词：权力政治；民族文化；生存斗争上海行政学院学报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中图分类号：D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9）02-49-（7）2009年3月第10卷第2期Mar.,2009Vol.10,No2导所施的影响”。

③于是，论证自然地被引向了“国家”这一现代概念。

韦伯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的强制性机构，其形式特征包括：立法权控制下的行政管理与法律秩序、属人及属地的管辖权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国家是唯一宣称拥有使用武力的垄断权的组织。

用韦伯的话说：“国家者，就是一个在某固定疆域内肯定了自身对武力之正当使用的垄断权利的人类共同体。

就现代来说，特别的乃是：只有在国家所允许的范围内，其他一切团体或个人，才有使用武力的权利。

因此，国家乃是使用武力的‘权利’的唯一来源”。

④韦伯在这里采取了一种与传统的政治理论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界定国家。

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古典政治传统将城邦视为追求最高的善的最高的政治共同体，而最高的善指的是兼备了外在的善（如财富、权力、声誉）、身体的善（如健康、美貌）及灵魂的善（勇敢、节制、正义、智慧）的“幸福美好的生活”。

⑤在霍布斯看来，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和平与秩序，使人人得以自我保全。

但是韦伯却再三强调，国家不能用它的活动内容或目的来加以界定，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工作，不曾在某时某地，被某政治团体引为己任；而在另一方面，也没有什么工作，在任何时地，都完全是国家的工作”。

⑥追求优良的生活，实现幸福美好的生活这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非城邦莫属的功能，在韦伯眼中并不是国家特有的工作。

至于其他活动或目的———如维持秩序、提供生计、奖励艺术等当然也不是专为国家而设的工作。

既然国家不能从它的目的或活动内容加以界定，国家特具的手段便成了韦伯用以界定国家的基础。

韦伯认为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国家在内）所特具的手段，就是武力的使用。

武力固然不是国家经常使用或唯一使用的手段，但是武力乃是国家特有的手段。

虽然自古及今的各式各样团体都曾以武力为工具，但是只有国家会宣称（并且在事实上拥有）自身垄断了使用武力的正当权利。

⑦韦伯将其政治概念限于国家层面的领导活动，而国家又是特定疆域中正当武力行使的垄断者，政治便必然与国家的权力活动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如此界定政治：政治追求权力的分享、追求对权力的分配有所影响———不论是在国家之间或者是在同一个国家内的各团体之间”。

⑧权力可以是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也可以成为目的本身（所谓“为了权力而追求权力”、“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

在这里，韦伯明确地使他的政治概念脱离任何实质性的目的，而更直接地与权力这种普遍性的工具相连。

政治既然指涉权力的追求、支配和分享，斗争便自然的成了政治的本质性内容。

“斗争”是韦伯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它是指一种社会关系，个体“不顾合作者或合作者们的反对，而企图去实现自己的意志为指向”。

⑨在这种关系之中，个体以自己为主，以取得生存的机会为目的而做出选择。

在《经济与社会》中，韦伯对各种“斗争”类型及其外延意义作了详细的分析。

显然，韦伯是在社会学的角度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出了基本的判断。

人在社会中做出的各种选择。

尽管他可能是无意识的，乃是斗争心理在起作用。

韦伯确信，“斗争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⑩韦伯“无法相信，在这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创造自由行动的机会”。

輥輯訛在政治生活中，斗争更是一种常态。

现代政治立足于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基础”，“这种心理基础存在于最广大的国民之中，包括经济上受压迫的阶层”。

輥輰訛在韦伯看来，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斗争，正是人斗争心理的体现。

斗争是一种获得支配权的行为，一种潜在的支配意识。

他宣称：“一切政治的本质是：斗争”。

輥輱訛①比瑟姆把韦伯的就职演讲与韦伯的社会思想结合起来后，认为“如果伸张民族价值和政治领袖的重要性形成了就职演讲中的主要政治论点，那么，演讲也就清晰地展示了韦伯社会思想中的更为一般的假设。

其中最重要的论点是，社会生活的中心而又持久的特征是斗争和冲突———族群之间、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斗争，以及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輥輲訛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2009年李剑：权力政治与文化斗争二、民族、国家与文化在韦伯的论述中，现代国家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是现代世界的产物。

他的基本特点是同一个民族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而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理念也就是认为，民族是构建国家的基本单位，同时，一个民族也应该在政治上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韦伯认为，民族是“一个情感共同体，它的适当表现就是人们自己的国家，而它在通常的情况下天生就倾向于产生国家”。

輥輳訛可以说，民族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只能借助于国家来说明。

在这一界定中，语言、种族的可辨识的客观性因素都不再是“民族”的决定性因素，“韦伯坚信，没有一种因素是所有标准民族共同拥有的”。

輥輴訛“民族并不等同于族群……许多政治体常常由有着不同的种族特征的群体……此外，民族也不等同于说着同一语言群体。

共同语言不足以维持民族认同感。

共同的语言并不是成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

輥輵訛享有同一种语言的人，可能彼此认为是不同的民族，如爱尔兰人和英国人。

同样，语言不同的人也能组成一个民族，如讲德语的阿尔萨斯人对法兰西民族的认同。

所有这些客观因素本身并不能产生民族，至多能够成为民族意识的渊源，创造出潜在的统一感。

而这种潜在统一感最后是否表达为民族的意识，将取决于政治因素。

当人们对共同体的政治权力充满敬意，并渴望加入权力体系中时，民族才出现了，所以“一百五十年前的德国基本上同样是语言共同体，但绝非民族”。

輥輶訛民族在韦伯那里不再是一个天然的实体，而变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产物。

正如哈里·利伯森所注意到的，“韦伯完全剔除了民族认同的本质主义认同：德国民族的定义并不排斥犹太人，也并不包括阿尔萨斯人。

民族认同既不涉及任何特殊的内容，甚至也不涉及诸如语言或人种等等预设的经验因素，因为它是个从属性概念，受制于它和政治事件及国家的关系。

韦伯可能是———政—当然也确实是——治上的民族主义者……”輥輷訛韦伯提到，许多讲德语的阿尔萨斯人之所以感到自己是个法国人，是因为他们共享着某些习俗与“感官文化”以及共同的政治经历。

共同体意识由于共同的风俗、传统、社会结构（社会经历）和共同的政治经历所维系。

这里，韦伯在说明构成民族的综合特征时，引入了其概念家族中与“理性”一样为人们熟知的一个词：文化。

“文化”在韦伯的方法论著作中被用以概括人类价值观的整个领域，包括人们可以赋予意义的任何事物。

輦輮訛②在此处则是指某群体或社会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特殊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构成了群体的个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民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文化的个性即为民族的个性，就像对阿尔萨斯人一样，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是“使人们摆脱封建奴役的解放者，被视为文化的载体，它的语言被视为真正的文化语言，德语反而变成了日常的方言”。

輦輯訛韦伯说：“所有的文化都是民族文化”、“民族的意义通常体现在文化价值的优越性或者至少是不可替代性上，这种文化价值观只能通过培养民族团体的个性来保持和发展。

因此知识分子将属于最具民族意识的人”。

輦輰訛民族、国家、文化就此成为了相互交织、密不可分的概念。

对韦伯而言，国家只是一个垄断暴力的政治组织，一种工具，本身并不具有黑格尔所谓的“地上行走的神”的伦理国家那般神圣与高贵。

但另一方面，现代国家是因为潜在具有民族统一感的群体捍卫自身的民族个性的诉求而产生的，民族统一感是现代国家的基石，一个国家只有维系支撑自己的民族团体的统一感才能生存，现代国家必然就是一个民族国家。

在最深层意义上，民族是因为共同的社会结构、政治经历、习俗构成的文化所造就的，此即为民族的个性、精神所在。

国家于是顺理成章的成为保护和发扬民族文化的必要因素。

“对韦伯来说，文化———对民族个性的促进，属于能单独促使国家实施权力合法化的主要目标”。

輦輱訛“国家的权力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他独自保证着人民的安全，为文化的传播做出贡献（因为文化本质是民族的文化），但是作为人类伟大的象征，权力也是他自己所需要的”。

輦輲訛三者的结合，表明“民族”的价值———文化及传统———赋予国家合法性，国家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是同构的。

由此，韦伯也明确了其作为民族主义者的价值立场，“他认为德国的民族观念以国家为基础，当时，日耳曼人透过国家才能保持其形式与力量，这是政治的第一要义。

唯有透过国家，民族才有政治责任。

”輦輳訛三、文化的生存与斗争：民族国家的宿命韦伯是马基雅维利与霍布斯的后裔，将行动主体从古典的公民转向近代的国家。

有国家间的政治斗争，有阶级间的政治斗争，有个人间的政治斗争。

阶级源于市民社会，因而是经济性的；个人间的政治斗争乃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因而可以被置于一个主权之下。

只有国家间的政治斗争，既非源于市民社会（马基雅维利的近代政治观早于资本主义，是对意大利“国际政治”状况的一种反应），亦没有超越于国家之上的权威。

因而，韦伯将政治主要赋予国家间关系，认为国内制度应该服从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