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赵燕芬 提要:　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是在票据及票据行为存疑时对其作有利解释,各国的票据制度均体现了对该原则的向往。

但是,我国的票据立法持守严格主义的态度,该原则并没有在我国票据立法中成为主导因素。

在商法一统的进程中,票据立法从严格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自觉转变是不可逆转的规律。

建构最大有效性原则统率下的票据制度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可能的。

关键词:　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　合理性　可能性作者赵燕芬,女,宁波大学法学院讲师。

(宁波　315211)一、我国票据制度对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的态度分析 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是说在票据及票据行为存疑时,应当从有利于票据及票据行为有效的角度进行解释。

”①这项原则既确认于英美法系国家,②同样地确认于日内瓦法系国家。

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与票据的功能相因而成,并在票据的解释中具有最强的张力,对于票据立法起着指导性作用。

各国的票据立法均反映了最大有效性原则,我国票据立法,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对该原则的向往。

比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票据上签章,其签章无效,但是不影响其他签章的效力”(《票据法》第6条);“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票据法》第14条第2款)。

但是无可否认,我国票据法律制度对票据的最大有效性原则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许多规定不合理地限制或阻碍了票据的流通转让。

我国票据制度对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的犹疑是因为严格主义的立法理念。

纵观世界各国的票据制度,无外乎两种:一为自由主义,即对票据并无太多限制;另一为严格主义,对票据有严格限制,否则将导致票据行为或票据的无效。

无疑,我国在票据制度上采用的是严格主义。

自由主义和严格主义的分野,体现了票据立法不同的价值理念,即在票据流通与交易安全、效率与公平之间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采自由主义的国家,是对效率和票据流通的选择结果;而采严格主义的国家,更倾向于交易安全及公平。

同时,严格主义偏向于通过对票据制度的严格规定保证不使无辜者蒙受损失,以期达到对公平的①②郑孟状:《票据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Denis V.Cowen&Leonard Gering,T he law of N egotiable I nst ruments in S out h A f rica,4t h.ed.,Johannesburg,1996,p.134.追求。

而自由主义制度“导致了一部分人的最大获利(即使这侵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尽管,“另外一些人强烈反对这种制度的公平性”,①其仍然把效率置于公平之上。

我国票据法的立法理念在二者中更倾向于保护交易安全与公平。

在票据关系中,持票人虽为权利人,但出票人一般都因出票而获得了利益,相对于尚待取得票面金额的持票人来说,出票人处于有利地位,票据上记载的付款人若拒绝承兑、拒绝付款,持票人的票据权利便有受侵害的可能。

在背书转让票据的场合,背书人与出票人同样比持票人地位有利。

为防止持票人权利受侵害,就要对持票人给予特殊保护,对出票人、背书人等票据债务人作严格的法律要求。

惟有这样,才可使票据具备安全性,才显示法律的公平性,人们才敢于放心地使用票据。

因此,自然地,我国票据制度就背离了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

对交易安全和公平的倾向选择是最大有效性原则于我国票据立法中受到抑制的重要原因,而严格主义的立法态度并没有真正保障交易安全和公平。

首先,票据严格规制并不是票据固有的要求,而是人为设障。

严格主义的票据立法背景是我国的票据市场尚处在发育过程中,票据立法的水平总体不高,票据司法的经验更是不足,人们对票据的接受能力整体较差,认识上也有较大差距。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票据法全方位地体现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时机并不成熟。

对票据制度采严格主义,意在尽最大可能避免人们用票据进行犯罪。

以票据签章为例,每一签章者采用真实姓名,法人或单位双保险签章,票据债务人不会因为票据转让多次而不确定。

但是,从票据产生之日起,商人对票据上的签章就形成了默认。

在中国,有以庄号、姓名或字号签章的,票据是依商人的交易习惯逐渐形成秩序的。

可以这么说,即使没有票据法,只要有交易存在,关于票据的习惯同样会形成,并按照其固有的轨迹来调整人们的行为。

在交织紧密的群体中,没有正式法律仍然可能有秩序,甚至有被埃利克森称为“无需法律的秩序”。

我国票据签章制度正是在特殊国情的背景下,人为地设置障碍,把票据流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其次,票据制度的严格化并不能真正保证交易安全。

每一个利用票据进行交易的人,都会诚信地签上自己名或盖章,以保证自己承担票据责任,所以所签之名一般便于识别,可以通过合法途径找到该票据债务人。

这是每一个对票据抱合作态度的人签章的方式。

但对于那些不抱合作态度的人,票据仅是他实现不法目的的工具。

他不愿也不会把自己的本名、为众人所知晓的艺名等签于票据之上,为了不让持票人要求其承担票据责任,他通常是进行签章的伪造,或冒他人之名,或虚构姓名等不法方式。

于伪造者而言,签章要求再严格,伪造之本质并无变化。

伪造者的多寡也不在于签章规定的严格程度。

至于用伪造的票据行欺诈之事,就更不是签章严格所能控制,那些想利用票据签章欺诈之人,其本身并不是票据法所能规范的。

最后,票据制度的严格极有可能导致实质不公平。

通过对票据的严格规制,从立法上对持票人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以期达到持票人与已获利益的前手的公平。

但实际上,票据行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极有可能对持票人造成实质不公平。

如前所述,人们对票据的接受能力和认识水平整体较差,诚实的票据行为者完全可能在票据上的签章不符合法律的严格规定,其可以因为签章瑕疵而拒绝承担票据责任,或者其签章在法律上根本就无效。

对于善意的持票人来说,承受这样的结果是不公平的。

法律用形式上的公平否定了实质上的公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

持票人在票据权利得不到实现时,只能寻求其他途径进行救济,这样既增加了成本,也破坏了票据使用的便捷。

票据是极效率的工具,票据法之外的权利救济对票据权利来说不仅只是补充,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补充。

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导致了严格的票据制度,严格的票据制度羁绊了票据的快捷效率,反过来妨碍交易的迅猛发展。

二、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的合理性分析确立票据最大有限性原则在票据制度中的指导地位,其合理性根据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其一,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是票据流通功能的要求。

票据法的独特功能有二,即票据流通与交易安全。

票据流通与交易安全二者,于一般情形下,处于对立的地位。

票据愈适于流通,交易安全相对减低。

“票据流通与交易安全如此相互对立互为消长。

‘票据法’之立法必须在此二原则中寻求其平衡点。

”②因此,不同的国家在票据法立法理念上出现了分歧,在票据流通与交易安全之间,呈现了倾向上的差异。

依我之见,票据是浙江学刊　2006年第3期①②Jody S.Kraus&Steven D.Walt,T he J uris p ru dential Foundations of Corporate and Commercial L aw,Cambridge Uni2versity Press,2000,p.57.曾世雄等:《票据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流通证券,其主要功能在于流通。

郑玉波认为,票据法为规范票据关系的法律,以“助长票据流通”为最大任务,故票据法上所采用的各种制度,无不直接为“助长票据流通”而设。

①“助长流通”是法律上对于票据所采取的最高宗旨,票据法上一切制度,无不以此为出发点,故这四字是一部票据法关键所在。

如果票据法所立规范,严重阻碍流通,那么票据法就意义全无。

但是,“助长流通”四字虽为票据法之关键,其毕竟为抽象原则,实际上如何助长流通?答案就是:使人人乐于接受票据。

因为,如果能使人人乐于接受票据,则票据自然“不翼而飞,不胫而走,虽欲其不流通也,亦不可得矣”。

②那么又如何可使人人乐于接受票据?还在于特别保护票据受让人(持票人),使其取得票据权利迅速及确实。

而持票人“确实”的票据权利取决于票据的有效性。

因此,票据法的理念实际上是尽一切可能保证票据的有效性,以期实现流通之宗旨。

同时,任何交易必须重视其安全,用票据作为交易完成的工具也不例外。

票据法为保障交易安全,所作之设计到处可见。

其二,票据最大有效性原则是对票据法效率价值的持守。

从法理上分析,公平、正义、效率等一直是法律追求的价值。

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的法律价值理念,孰重孰轻,不同的法律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对效率的追求是最大有效性原则合理性的丕基。

票据的流通改变了现金交易的不便,票据的使用,使交易迅速、便捷,商事效率大为提高。

商人们钟爱票据,其理由也非常简单,商人的营利性本质推动其对效率的永恒追求,离开了效率,票据势必为商人们所抛弃。

所以有效性原则与效率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有效性原则使票据的使用效率更高,人们不必经常担心票据无效,或为确定票据效力花费太多的精力。

最大有效性原则下的票据制度从经济效益角度讲,成本最低。

比如,票据签章如果出现难以认定其效力的情境,法律一般要面临两种选择:要么,认定票据无效,将签章要件严格化,牺牲效益,让更多的人因签章无效而蒙受损失;要么,认定票据有效,签章者负有票据责任,因而拯救了票据关系中其他人的利益。

两种选择都必然有人受损。

经济法学家一般认为在此种情况下应该选择牺牲最小利益,使成本降低。

这种理论包括卡尔多-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 Efficiency),指从前者到后者的转变,所付成本小于受益者获利,“简单地说,受益者所获利益足以使他们负担受损者与他们一起经历这个转变”。

③最大有效性原则下的票据制度用法律的形式对成本降低作了预期的框定,这是“为了一大部分人的利益而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将受损”。

④对票据最大有效的规定,使人们能够进行预期分析,这恰恰在坚持了效率之后又维护了公平。

然而,这部分常常被忽视(或者有缺陷的规范只有在事实之后才能被修正),以至于应用事前分析方法的公平不可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⑤其三,票据法最大有效性原则是对票据法其他原则的抽象。

票据法的原则一般包括无因性、文义性和独立性原则,三个原则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承认票据的有效。

无因性原则,是说票据一旦签发其所产生的票据关系即独立于其赖以产生的票据原因关系。

在票据的流转过程中,作为善意的第三人,接受票据时,无需去过问和注重票据产生的原因。

票据法的文义性原则,主要是指票据的权利义务关系,只能通过票据的文义记载加以确定,即使票据记载与实际情况不相吻合,甚至出现错误,也不允许票据关系人以票据以外的证明方法来变更或补充其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