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逻辑
1专制政治的逻辑
官僚政治对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谈论官僚、批评官僚主义，但什么是官僚政治，也许很多人并不能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将官僚政治阐释为：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王亚南将官僚政治看成是专制政治的副产品和补充物，他认为只要专制主义不消除，官僚政治就不可能根除，官僚政治的顽疾是与专制政治分不开的。
因此，要解答官僚政治的逻辑就必须理清专制政治的逻辑。
在王亚南看来，支撑专制政治延续的核心因素是内含于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也即地主对农民剥削的生产关系，此种生产关系明显区别于具有离心力的领主经济。
在领主经济中，领主对于其管辖范围内有无尚权力，立法、司法权皆由其行使，领主对其领域内的土地拥有所有权，领主只需向中央交纳一定的赋税。
实际上，中央对领主的控制极其有限，领主实力的增强必然会削弱中央的权威。
因此，在领主经济的情况下，专制主义体制很难建立起来。
而在地主经济形态下则不同，地主的土地并非天然地属于自己，而是来自帝王授权，帝王集经济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朕即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因此，皇帝拥有无尚的富与尊荣，而分享其经济权力的地主就得仰起鼻息，而地主又通过对土地的次级占有拥有了剥削农民的资本。
农民除向国家交纳赋税，还必须向地主交纳地租，导致农民受到双重剥削。
显然此种制度并不合理，但更需要思考的是：此制度何以能存续两千年而无根本性变革？生产关系虽是核心要素，但独从生产关系角度解释也并不能让人信服。
既然有核心，那么也必然有非核心因素，否则，孤立的因素并不足以成就一个专制的系统维持数千年。
在此，王亚南渐次提出了如下思考：第一，该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
第二，该如何使各方面部门的官僚势力，都在对专制君主向心的重点上保持一定的平衡。
任一方面任一部门势力的突出，就将视为贾谊《治安策》中所谓大抵强者先反&&最强最先反的祸害。
第三，该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统治，并如何使人民中之优异分子或豪强分子，有机会有志望参加那种统治。
对此疑问，本书从三方面给予了解答。
解答一曰：儒家思想。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把握着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
这已经很明显的表现为一个法则。
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被把握着：第一，将可能使不合理的物质生产手段的占有逐渐取得合理依据；第二，将借此继续制造出或生产出维护那种占有的动力；第三，将用以缓和或团结同一支配阶级内部的分离力量。
所以，就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的经历讲，它们对于精神生产手段的把握是否牢固，运用是否得宜，颇关乎着王朝命运的修短，虽然在实质上，它们的存废兴亡，根本的还是看它们对于物质的基本生产手段的把握方面是否发生了破绽或动摇。
儒家思想能为封建的专制统治提供合理的辩护，能生产出专制统治所需要的顺从，主要是由于它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决定的，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做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术说。
大体上，儒术具备三项可资利用的内容：天道观、大一统观、纲常教义。
就天道观来说，统治者无非是想借天之子的玄学使其身份神秘化，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
尽管此种观念在现代看来有些愚昧可笑，但相对于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和科技水平来说，此等玄学也相当具有迷惑性，至少对普通的老百姓而言，天子的身份是神秘的，是不容轻易侵犯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统治者维护其专制统治的要求。
大一统观的功用在于维护统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这是董仲舒所宣称的。
当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自然会将四海统一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局面，以
至在现代以前，中国人的政治词典中，始终没有分治、联治这一类名词。
无疑，寻求统一的政治局面是统治者所需求的，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的大一统观念支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独占局面。
纲常教义体现为我们常说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从表面上看，只有君臣关系与关政治相关，而父子、夫妇关系则有关家族。
但中国纲常教义的真正精神，却正好在于它们之间的政治联系。
所谓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君，所谓移孝作忠，都不过表示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结局无非是要加强君为臣纲的政治伦理。
把防止犯上作乱的责任，通过家庭、通过族性关系，叫为人父的，为人夫的，为人族长、家长的去分别承担。
在社会上，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到处存在的，亦因此之故，政治统治的功用就无形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的血液中。
解答二曰：科举制。
从一个层面看，科举制为庶人入仕开辟了一条通道，以考试成绩作为录用人才的标准，这较之于荐举等主观性较强的入仕门路无疑进步了不少，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平。
但科举制创制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一个杠杆，显然并不仅仅是作为体现社会公平的门面，其另外的教义在于将人的思想居于一定的范式中，这种范式就是儒家教义，科举制实行愈彻底这种教义的教化作用就愈强。
一个人从出身就开始背诵儒家的礼仪纲常，无形之中，思想就会被禁锢在这种等级的秩序中而不自知。
尽管偶有科举不第之士愤而起义，但相对其所起的正面功效，其负面影响就不值一提了。
如果说初创科举的隋朝统治者并未觉察其有如此功用，那么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则是参悟到了科举制的此种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