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的分配正义研究丁建峰一、超越“经济人”：人类的公平诉求社会科学理论通常都以对人性的某种描述或者假设作为基本出发点，理性自利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是主流经济学最具代表性的人性假设。

所谓的“理性”．是指行为主体在给定的决策范围内进行最优选择的能力；“自利”，则是指行为主体在决策时只关心自己而非关心他人的利益。

当代的经济理论已经由新古典经济学的“优化时代”转入以博弈论为核心的“策略时代”“策略”虽然也可被看作是面对他人的优化选择，但“博弈”这一交互决策的过程，却使经济学家不得不注意决策的社会与心理背景。

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日益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场“方法论革命”中，“经济人假设的两根最有力的“支柱”——“理性”和“自利”．均都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既不是能够精确计算损益得失的“机器”．也不是唯利是图的“自私基因的表现型”。

大量实验显示．人类具有强烈的公平诉求。

主流经济学家会辩护．他们之所以采用自利假设．是因为这一假设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人类行为。

采用其他假设会导致更多的偏离和错误。

然而，大量实验和社会调查显示，即使在经济领域．典型的人类决策也是既考虑“利”．又考虑“义”的：在经济活动中．决策主体常常宁肯牺牲巨大的个人利益也不放弃心中的“公平原则”(Babcock and Loewenstein，1997)。

大量研究表明，对公平的诉求带来了非自愿失业、短期的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同时，管理学的调查发现．分配是否公平．对于人们的工作满足感具有极显著的影响，并进而极大影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社会学家还将分配正义与市民社会的兴衰联系起来(Persell，1997)。

在最新的文献里．演化经济学家Bowles从理论和实验两个角度说明：“为恶棍设计出的制度会制造恶棍”，如果经济制度的设计仅仅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那么，为了“适应社会”，人们不得不压抑内心高尚的道德情感，这导致了普遍的不信任、压抑感以及不公平感(Bowles，2008)。

假如“经济学是一门增进人类幸福的学问”(萧伯纳语)，那么，它便不能回避公平问题二、描述性的分配正义理论对于公平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

第一个角度是规范的．它研究的主题实际是“公平应当是怎样的”或者“在一个理智的社会成员看来。

何为真正的公平”。

这方面最典型的研究。

莫过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它通过“反思性平衡”的范式，把关于公平分配的“一种正义理论”建立在康德式思辨的基础之上．进而提出“平等原则”(每个人对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图式都有一种平等的要求)和“差异原则”。

(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满足如下条件：a．从属于地位和职务(positions and offices)的不平等，应当遵循机会平等原则．向每个人开放。

b．这种不平等必须对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有利。

通俗地说，差异原则是一种最有利于社会不利群体的分配原则。

)《正义论》发表之后，政治哲学家和福利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关于社会公平的理论，例如诺齐克基于自由至上主义的“资格理论”，德沃金关于“资源平等”的理论，都是典型的规范学说。

另一类研究与此不同，它主要关注“真实世界的人们的公平观念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它要研究的是“体验到的正义”而不是根据逻辑思辨和“思想实验”得出的“概念化的正义”。

其中最具系统性的开创之作，应属Frohlinch和0p．penheimer合作的一系列研究(Frol —inch et a1．，1987；Frolineh and Oppen—heimer，1992)。

他们试图在实验室里检验人们是否遵循罗尔斯提出的“差异原则”。

实验显示，参加实验的145个被试中．没有一组人同意“差异原则”．86％的被试选择了“在确保底线收入的前提下最大化平均收入”的分配原则，有大约一半的被试在问卷中把甚至把“差异原则”列为最差选项．这和罗尔斯的结论大相径庭。

Oleson(2001)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波兰、日本和美国做了步骤更加精密的实验。

发现了十分相近的结果。

这些实证研究表明，现实中人们存在的正义观念可能与思辨的结果不符，理论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的矛盾。

如果要建立一个可信、可行、可实现的规范性的正义理论，就必须反过来考察现实的决策过程。

三、公平的诸层次人们可能会承认“公平是重要的”，但是。

他们会说．“公平是不可衡量的”。

Deutsch(1985)~Ⅱ出了l1 种对稀缺资源的分配原则，例如按劳动量分配、按需要的急迫程度分配等，在不同文化、不同情境和不同人群之中。

这些原则中的任意一种都会被认为是公平的。

经济学中的概念来自日常语言．带有日常语言不可避免的模糊性，要研究现实决策中的“公平”因素，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公平”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有着不同层次的含义。

正如Miller(1992)所论．当人们被问及“分配是否公平”时．他们会援引不同的标准。

并且在内心深处考量这些标准的“重要性”，并且达致平衡。

学者们对分配正义的层次做出了各种分疏．我们在这里采用Deutsch (1985)的三分法，把这些不同的标准分为如下层次，即，需要(need)、均等(equality)和衡平(equi~)，分别讨论行为经济学对它们的研究结果。

并且在下一节讨论人们在考虑社会公平问题时常常遇到的制约性原则，即效率(efficiency)和自利(self-interest)。

从古典经济学的时代起，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就被看作是分配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里指出，给那些生活水平低于最低标准的工人增加收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有利于效率的提高。

在采用场景测验的问卷调查中，多数被调查者认为。

对社会底层和贫困国家的民众给予生活必需品，是符合公平正义的行为(Konow,2001)。

为了验证“需要原则”的文化普适性。

博弈论专家Gaertner等(2001)设置了若干场景：设想一个小社区，仅有一笔资助经费，它可以帮助一个残疾人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也可以资助一个天才儿童受到良好教育，从而为社会做更大贡献。

另一个场景是：一笔经费可以救济非洲贫困国家的大饥荒，也可以用于资助本国的环保工程。

接受调查的是德国、以色列、斯洛文尼亚、奥地利和巴尔干国家的340位大学生．研究者特意选择了经济和商学专业的学生做调查，结果显示．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更加“功利”的学生．大多数也选择了资助残疾人和非洲饥荒的选项(当然，这里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例如在以色列，93．5％的学生选择资助残疾人，而在巴尔干国家，仅有65％的学生选择这一选项)。

“平等”(Equality)是最容易理解的公平观念。

广义而言的平等几乎和“公平”是同义词。

但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

是狭义的“平等”。

即对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的均等分配状况。

按照博弈论的思路，平均分配是一种“聚点均衡”，即在这种模式下．理智的双方都会假定对方能够接受这样的分配，不致产生摩擦和冲突。

很多博弈论专家认为．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受试者对于过低份额的拒绝。

体现了追求收入均等的动机。

Mikula和Schwinger(1973，转引自Mikula．1980)在士兵中设计了一个实验。

即让士兵们分成小组从事需要紧密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分配共同收益。

他们发现．在36个组当中，效率最高的组是那些收入差距最少的组。

政治科学家Dawes和行为学家Fowler等200年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他们关于均等分配的实验结果，该实验的设计如下：120个学生分成3O 组．每组4人．由计算机随机指定一个财富分配。

然后，如果参与人对该财富分配不满意。

可以对本组的其他人进行“剥夺”，此时，自己每支付1单位，对方的财富降低3个单位。

也可以对本组其他人进行“给予”，即自己每支付1单位，对方的财富增加3单位。

实验中，人与人之间随机配对，特定的两人相互只玩一次。

这就保证了“剥夺”和“给予”是单纯的付出，只会减少自己的财富。

完全自利的参与人不可能付出任何这类成本。

结果表明，68％的人选择了改变其他人财富的行为。

且71％的“剥夺”都集中在高于平均收入的成员身上，62％的“给予”赠与了低于平均收入的组员，而且，在5轮游戏中．“剥夺”和“给予”的模式具有稳定性。

这说明．人们对财富的分配具有趋向于平均化的偏好。

然而．在实验中表现出来的追求平均的倾向．与社会调查结果存在着显著的不符。

人们不支持把平均主义当作全社会的分配原则。

然而．我们似乎更应相信实验而非问卷调查的结果，原因在于：第一，人们在回答问卷时依赖于自己的生活体验。

被调查者通常会考虑平均分配对生产效率的负面影响，即便他们认为平均分配是公平的，但为了维持效率。

他们仍然不会选择均分收益。

在实验中，财富是随机分配或给定的，排除了效率因素，故而能够把追求均等收入的动机“分离”出来。

第二，问卷调查显示，虽然人们不支持平均分配作为分配原则。

但他们所支持的分配模式与现行的社会分配状况相比，更加趋于平均化(Jasso，1999)。

但是，平均分配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分配原则．很多情况下。

选择平均分配是因为缺乏必要的信息，一旦信息更加丰富，受试者会依据其他的公平原则进行决策．其中最重要的是“衡平原则”。

“衡平原则”(the principle equity)实际上是按照某一合适的例来分配收益的原则。

这一原则符合人们的直觉且来源古老，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

衡平原则可以用公T ，1 式表示如下：lA= vA，其中I指投lB U B 入，O指产出，其含义是：当人们的付出与获得的比例相当的时候，便会体验到“公平”。

20世纪中叶的很多重要的社会理论家．例如霍曼斯(George Homans。

1958)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交换理论”的分配原理的。

殊途同归，社会心理学家J．Adams(1965)在大量田野研究的基础上，也建立了基于衡平原则的正义心理学。

他认为，人们不仅仅关心自己的收益与付出，同样，也关心别人的收益与付出，收入分配若违反衡平原则。

便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甚至导致罢工、游行示威和社会动荡。

行为经济学家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Schokkaert和Overlaet(1989)的场景测验中，测验者设置了两个推销员推销商品的情形，受试者决定如何分配在两人中间分配销售收益。

他们发现，按照两人劳动时间的比例分配。

是比较普遍的模式。

即使那些选择不完全按比例分配收益的受试，通常也给予工作量更大的人更多报酬。

在Konow(2000)的实验中，受试学生需要先参加一场劳动(准备待邮寄的信封)，然后由另外的一个人(仲裁者)来决定如何分配劳动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