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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经验:“浙江小镇”的四种基础性支撑

“浙江小镇”的四种基础性支撑
2016年,浙江省提出要在“十三五”期间投入5000亿元,培育100个以上高标准的特色小镇。

而浙江作为新经济的集聚区,小镇的种类必然会越来越多,实有必要依据一定要求,对小镇进行有限的分类讨论。

这里尝试根据具体特色小镇的发展优势,提出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分类,来作为小镇类型学的初步探索。

1.文化基础:传统文化的“双创”样态
依托既有的历史或时尚文化资源,对历史经典产业或文化形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特色小镇业态布局,在全国都很常见。

可以说,历史文化基础是特色小镇最容易运用和“嫁接”的优势资源。

但这一小镇必须厘清对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前者重在传承,是在传承过程中对传统进行的一种现代性改造,使传统能够古为今用;而后者则重在发展,其“根本特征是‘创新’”,必须“提炼出融入现代社会形态的新内容,这些新内容一头联结着传统文化,一头则进入到了
新文化体系之中。

”也就是说,以文化为基础的特色小镇建设,需要对文化进行必要的改造,也应该从中提炼出新的文化意涵。

如在绍兴市的黄酒小镇,黄酒冰棒、黄酒面膜、黄酒面包等一系列新产品将围绕“黄酒”而展开创造性转化,使得“黄酒”从一种传统的物质文化形态跃升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精神象征。

而黄酒文化国际交流中心动工、第二届开耕节举行,以及中国黄酒博物馆等所展开的文化研究与艺术呈现,又将针对“黄酒”提出新的阐释,从而以一连串的文化互动,探索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依托历史文化基础的特色小镇建设,应着力开发其生活属性,使传统能够得以通过“双创”而融入当代生活。

过于偏重“文化”高雅属性的传统,往往不易转化,而“接地气”的传统则相对前景更佳。

如相比绍兴黄酒小镇,湖州南浔的善琏湖笔小镇的投资规模就更小,项目进展也更缓慢。

这是政府在开发传统,打造文化基础的特色小镇时所必须予以充分考虑和深度规划的前提。

2.产业基础:产业园区的转型升级
此处所言的依据“产业基础”而展开的小镇类型,即是对当地传统产业(多为制造业、轻工业)进行的小镇化改造。

这是浙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搭上”特色小镇“快班车”的主要类型,是“腾笼换鸟”与“凤凰涅槃”理论的创新实践,桐乡毛衫小镇、海宁皮革小镇、诸暨袜艺小镇、龙游红木小镇等都是例证。

在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管制略松,则民营经济大兴。

而民营经济的自我发展难以摆脱小作坊式或家族企业的弊端,极易陷入同质化与无序化竞争,最终导致产业升级动能不足,甚至发展停滞。

另外,政府城乡规划的落后,还可能使工业发达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治理混乱。

这是“温台模式”在经过了二十余年高速发展之后,在上个世纪末出现的、毋庸讳言的问题。

而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中国政府对上述现象的介入,自上世纪末开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参照西方发达国家产业集群理论进行改革的时期。

20世纪下半叶以来流行于西方的增长极理论、创新扩散理论、产业空间理论,以及波特的新竞争经济理论,在新世纪初大量涌进中国,全国上下兴起了轰轰烈烈的产业园区建设潮流。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产业经济迅速向了要求适应个性化生产的方向转移,舒适型消费快速地成为了市场主流,加之用工成本的随之上
涨,让不少缺乏相应层次社区功能的、不具有生活美学意义的产业园区面临淘汰危险。

第二个阶段则是在融汇西方理论之后,结合中国实际,以浙江为先导提出“特色小镇”的发展时期。

就依凭传统产业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特色小镇而言,其更像是产业园区的生活品质化提升。

包括工业设计、商业形态、艺术场馆在内的现代美学的介入,使得传统产业园区得到了美学治理和精神提升,从而能够吸引更高层次的人才、企业入驻,让传统产业有了转型升级的可能。

这其实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种有效、全面落实,甚至可以认为是对供给侧弊端的“釜底抽薪”。

如诸暨市的大唐袜业小镇,其建设就着重抓好三个方面:一是落后产能的退出,二是创意人才(设计人才)的集聚,三是生活环境的治理。

“大唐镇袜子产量2015年、2016年分别同比下降5.7%和3.9%,地区生产总值却同比上升3.8%和6.9%,财政收入同比上升9.74%和9.7%。

”这显然是传统园区不易实现的。

3.数字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落地
“十三五”期间,国家大力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浙江省布局的产业体系之间有着密切关联。

根据《“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国家倡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网络经济、高端制造、生物经济、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意等五大领域,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浙江落地,特色小镇是重要的研发与中介场所。

浙江省内以数字产业为基础的特色小镇建设,基本可以覆盖产业全环节。

如其研发端可以上虞e游小镇为例,制造端则可以临安云制造小镇为例,而在中介端,嘉兴秀洲区王店镇智慧物流小镇也是极好的例证。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就目前来看,依凭数字产业为发展基础的特色小镇,多是以政策优惠为引导,配套相应生活设施的非建制乡镇,但数字产业是以AI(人工智能)为特征的,小镇的“人的集聚”往往稀缺,技术要素集聚更为突出。

缺少人的集聚就不易形成生活氛围,若不能在环境、社交以及文化教育等生活要素上有新的提高,这种小镇很可能会成为数字产业园区的翻版,政策优惠期结束后即失去吸引力。

4.生态基础:一种都市的新乡愁
浙江省的生态环境保持较好,不少地方都拥有天然禀赋,青山绿水、温泉云海。

而浙江省特色小镇规划和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生态优先”。

但自然风景的资源优势并不能自动转化为特色小镇的发展基础。

这是因为“生态”不同于“自然”,前者必须有“人”的介入,是“人”使得自然产生文化意味,进而产生人的集聚,才能重构出一种新的生活环境,一种新的生活美学。

以入选首批国家级特色小镇的德清莫干山镇为例。

小镇依托20.65万亩生态林和93座大小不一的山塘水库,引入民宿产业,打造“洋家乐”,树立以低碳、绿色、环保为特色的“裸心养生”品牌,开设了550多家民宿,吸引城市居民回归自然,体验乡愁。

2017年11月,德清县又以“德清莫干山,天下游子吟”为主题,举办首届莫干山国际诗歌节,扩大“孟郊故里”的影响力,并以顺应全球化浪潮而出现的人类民族离散现象为“乡愁”的理论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莫干山的小镇类型建构,其实是一种围绕生态、裸心所展开的话语实践。

它一方面将自然生态作为一种原乡性存在,认定人来源于自然,自然是人的精神“故乡”,因而人与自然相接触时,便会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即“乡愁”;另一方面,又对自然生态进行了现代化/国际化的改造,使莫干山的
“自然”成了一种人化的“乌托邦”,即“洋家乐”,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自然的粗粝度,增强了人与自然直接相处时的舒适感和现代感,让人在进入“自然”时,确能产生“回家”般的温暖和宁静感受。

这种话语实践,将“人”的情感融入自然山水之中,是一种十分巧妙的美学应用,对久居都市或离散在外的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这种以良好生态为基础,强调人的情感介入和改造的特色小镇,其难点在于找到与地方生态相吻合的人的情感诉求点,以此为核心,对自然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

于此,湖州太湖蜜月小镇的“婚恋”、嘉善大云镇的“甜蜜”、天台小镇的“祈福”、绍兴海上花田小镇的“浪漫”都是相对成功的案例。

上述四种特色小镇,大体可分为两类:以文化和生态为基础者,赖以形成“特色”的是客观资源;而以传统产业和数字产业为基础者,所倚重的“特色”其实是主观资源,即人。

前者需要找到传统与当代人情感需求的结合可能,实现美学营销;后者需要的是提高主观资源的集中度,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杠杆调节,集聚尽可能多的专业化、创新型人才,不遗余力地为人才集聚创造美的生活环境。

以杭州市余杭区四个省级特色小镇为例,艺尚小镇(时尚文化)、梦栖小镇(高端装备制造)、梦想小镇(信息经济)、创龄小镇(森林健康)恰可以分别对应以文化、产业、数字和生态四种类型。

从2016年的投资数据看,以数字产业为特色的小镇发展前景较好,而以生态为基础的小镇赢得投资的难度最大。

但显而易见,无论何种类型,特色小镇的发展都要坚持产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的深度融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生活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情感向往与需要为中心。

2017年8月龙游县“新加坡风情小镇”被从省级特色小镇的培育对象名单中剔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缺乏对“人”的情感诉求的重视,未能在发展类型上找到一条明确的美学产业化路径。

(弘利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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