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农业史清代山西农业史山西省地处华北平原以西（太行山之西）、黄河中下游之东、王屋山和砥柱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内）以北、蒙古的丰镇厅和清水河之南。
平均海拔800～1500米，称山西高原，为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总面积为2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024万多（按乾隆二十七年统计）。
其自然地理条件，从整体上看不算优越：境内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普遍气温较低，并且北寒南暖，全年南北气温平均相差10℃多。
地表水资源不足，尤其是晋北一带这些特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而且降雨量不多，旱多涝少（且雨量分布不均），不良的自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并从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地的租佃关系。
土地总面积为700.8万余顷，荒山荒地众多，约为654万顷，森林覆盖率不高，只有2万多顷的山地林，耕地面积也仅有53万余顷[1]，农业生产空间欠广。
农田以旱地为主，水田很少，仅占总耕地面积的5%。
境内北中部产玉米、谷子、高粱、莜麦、荞麦等杂粮，其中太原县还可利用晋水育稻。
晋南以产小麦为主，兼种棉花及少量水稻。
一、生产条件与耕作习惯省内北部地区，人稀地多，农田面积稍广，中部人地比例较为适中，而南部则显得人多地狭，不足耕种。
但北部耕种条件不好，土地贫瘠，水资源短缺，且山地坡地居多，水土流失严重。
中部地区，虽然平地、二阴地居多，但水肥资源仍然不够，制约着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
南部一带，相对而言，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
综观全省，农业经济呈现不平衡的发展状态：晋南地方，农业生产搞得较好，晋中地区稍差些，北路农业则最为落后。
具体地讲，晋南的平阳府、蒲州府、绛州、解州一带，稼禾两年三熟，夏季收了春麦后，种一茬荞麦，或种冬麦，或歇休。
如种棉花，则一般为一年一熟。
故麦茬地可种花，或于花茬地种麦。
再如濒临黄河的临晋、芮城、永济等县，种麦之外，又往往中稻，收获颇佳。
割稻后立即翻耕，撒种菜籽，入冬可收油菜、芥菜等。
平、蒲地方，人口人口密度大，农户经营农田面积相对要小些，一般为30亩左右[2]。
乡民辛勤劳动，精耕细作，往往取得较好的收成。
上述南路的河东地区农民，在进行农业劳动时，比较注重生产技术。
通常在夏收或秋收后，要用木犁深翻田土，整理农地。
其目的是将稼茬翻入深处，沤烂残技败叶，既可除草，又可得肥源培田。
同时，用耱耙打碎土块，熟化土壤，为下年开播做前期预备工作。
继之，到春种季节，老农事先翻地，再次熟耰，碎土保墒。
对过于干旱的土壤，进行空灌，调节商情。
在下种前，或用草木灰水浸种，或用砒霜拌种，防止作物的黑穗病和虫害发生。
此种传统办法，行之有效，故当地百姓长期坚持。
民间注重水肥作用，在保墒的基础上，又多加底肥，以畜肥和土灰为主。
即一般以牛羊粪做底肥，以猪粪做追肥。
其时在江南地方有“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必无成功”的农谚，而在山西河东地区以至平阳、霍州一带，也同样有种田须养猪积肥的说法。
山西农书曾记到：“豕不放于街衢，亦不可常在牢中，宜于在牢地掘地为坎，令其自能上下，或由牢而入坎，或由坎而入牢，坎内泼水添土，久之自成粪也。
”[3]这是晋南晋中地方改散养为圈养，以利积肥壅田的一大进步。
锄禾拔草也较为认真。
河东地区和晋中一带的农民有一种旱锄的经验，即选择晴天锄地，既利除草，也可松土，“阴雨天入地无利有害”[4]。
在庄稼成长期间，通常要锄禾三至五次，一次比一次浅，一次比一次精心。
初锄讲究深入，有松土之意，可越往后庄稼长得越高，根浦浅层，就越忌讳深锄了。
锄草或锄田，主要是在豆禾、棉花、蔬菜地里进行，麦禾因密植之故，一般不下锄，只是在旱日（晴天）入地徒手拔草，以免伤其根。
按其农作习惯，在植物生长期间，要应时施肥、浇水，及时防治虫害。
人们有时把烟草茎杆剪成小段，约三寸长，搜入田土里，以其毒性杀虫。
或用浸泡过烟草的水，喷洒到棉花或小麦的茎部和根部，以治虫害。
乾隆年间，山西地方，特别是晋南、晋中一带农民从实践中摸索灭蝗技术，进而掌握了一套有效的消灭蝗虫办法——除蝻术。
时人声称：“捕蝗不如除蝻，除蝻不如灭种。
”一些地方官在境内提倡于水涸草草枯之时，焚烧丛秽之区；或于春暖土松之时，集民于生蝗处掘地取卵种。
平阳、蒲州、绛州各地积极响应。
乾隆十七年（1752年），言官周焘曾将这种经验奏报给朝廷，引起了统治进的重视[5]。
平阳、蒲州、解州、绛州地方种植棉花，一般采取穴种，壅肥较厚，采用摘头（打天心）、整枝等一系列技术。
并严格控制棉株高度、棉田水分和棉株密度，强调稀科、通风，对田间管理精细。
这一套棉生产技术，是明代从邻省陕西引进的，在晋南运用确当，甚至有所发展。
康、乾之际，棉花的播种和管理方法又流传到晋中，在平遥、介休效果良好，收获颇佳。
晋南地方，在清代不仅认真培育传统的粮食品种，而且于康、乾之际，开发新的农作物品种，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最早出产于美洲墨西哥、秘鲁的玉米和出产于墨西哥、哥伦比亚的蕃薯，曾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分别传入我国，先后在江苏、山东等地种植。
康熙十一年（1672年），玉米种子引入晋南，试种成功，产量较高。
其生产方法逐步向晋中、晋北推进。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境内陈云、陈燮兄弟俩将蕃薯从河南朱仙镇引入三晋河东，先在解州试种成功，逐步向北推广其栽培技术，使晋中、晋南地方百姓喜获丰收。
[6] 晋南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较多，水肥并进，精耕细作、精收细打，往往获得较为理想的产量。
通常年景，河东地方亩产小麦2石左右，亩产水稻3石，玉米2石多，棉花50～60斤（皮棉），农业生产水平较高[7]。
他们为了改良土壤，曾合理利用汾水和霍泉水浇灌稼禾。
其中在晋南平阳府，洪洞县和赵城县农民本着互利的原则，经过官方许可，采取自由联合的形式，互相协作，合力开发霍山南麓的霍泉水，浇溉两县的农田。
雍正年间（1723～1735年），霍泉上有引水溉田的渠道5条：南霍渠、小霍渠、副霍渠、清水渠、丽泽渠（现在称之为霍泉渠），灌溉洪洞县李卫、永宁、湾里等33村土地和赵城县各村土地4.5万亩；到道光五年（1825年），洪、赵两县疏引霍泉溉田面积扩大到7.5万亩，[8]创霍泉水溉田的历史之最。
霍泉流量比较稳定，当地人民积极利用，不断开发，使霍泉灌区常获丰收，成了洪、赵一带粮食生产的重心所在。
比较而言，晋中地方，耕地稍多，土壤的熟化程度较高，水利条件一般化。
农民的耕作技术比晋北好，但却逊于晋南。
生产高梁、玉米、黍子、谷子、水稻、莜麦、小麦等杂粮，两年三熟，少数作物如荞麦、蔬菜等可一年两收。
水地占15%，旱地占85%，水田亩产杂粮2石左右，旱地亩产杂粮7斗～1石[9]。
该地区的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对农作物生长有利，属于山西普通的产粮区。
晋中的太原县、榆次县、清源县等处的农民，还积极引用汾水、晋水既田，增进地力，提高产量。
当地从康熙初年（1662年）开始兴筑汾水第一坝堰——广惠渠（堰）后，沿河各县相继效仿，又逐渐建起广济、广义、利义、天义、天顺、公议等大堤坝，号称“汾河十大堰”，是其时开发汾河资源的最为典型的灌溉工程。
这些水利工程的灌溉范围，包括晋中地方的太原、清徐、太谷、交城、文水、祁县、平遥、介休等县之190多个村庄的40多万亩土地[10]。
与“十大堰”配套使用的是引水沟渠，最为突出的工程举措是在太原县，清雍正以后至道光年间，太原县东之汾河上先后有用以溉田的引水渠27道。
其中长安渠、龙首渠、白马渠三渠总长355里[11]，同时，晋中农民在潇河流域，建起了“上五道、中四道、中三道、下五道和另外十八道泥渠的灌溉系统，整个流域的灌溉面积达到二十万亩”[12]，对晋中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中榆次县农民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潇河（洞涡河）上修浚了31里长的官甲口渠，浩荡之水流向郭家堡、寇村、荣村、高村、韩村等处，溉田2.6万亩，成为县民世代所乐道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13]。
这些水地每年收成都较为可观，平均产粮皆在2石以上。
晋北地区包括大同府、朔平府、宁武府、保德州一带。
人少地多，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地势高，气温低，冬季酷冷，夏无炎暑，且春迟夏短冬来早。
就全省来说，当南路桃李花谢之时，该地区草木方萌。
史称：宁武、偏关、神池、五寨等县，“终岁多大风，惟五月后至中秋初则少杀，季春孟夏时尚雨雪旦日，晴霁郡国诸山岚气蒸吐，触之若瘴”[14]。
雁北之左云、右玉、各县，立春节后仍旧寒风大作，春风节后，东风开始解冻，农事方兴。
清明节后，草木甲拆，开始下种。
立夏节后，天气方为和暖，坚冰始消。
虽三伏盛暑，少穿葛纱。
“早晨夜暮不离棉衣，立秋节后，天已深凉”，“寒露节前百草皆枯，人皆衣裘”[15]。
在晋中、晋南，庄稼两年三熟，而晋北地方则因夏短冬早，地气寒冷之故，田禾一年仅有一熟。
因为温差大，一年四季早晚皆冷，不能栽桑养蚕、种棉种麻，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纺织业）的结合，在晋北则视为不可能。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晋北难以存在。
清代官府认为晋北妇女懒惰，不兴织业，实际是地势使然。
如（清）光绪《天镇县志?风土记》上讲：“独塞北诸郡，但知有耕，不知有织，天寒地冻，不能树桑养蚕，固其所耳。
而棉布亦以粟易。
”光绪《续修崞县志》也记到，原平一带，“地寒不产棉花，女不晓织纺”。
山阴、广灵、灵丘、大同、阳高、偏关、代州、繁峙各县皆是如此，甚至连靠近忻州、定襄的一些地区也是早燠迟不宜棉，农地多沙不宜麻枲，田碱不宜桑柘。
由于地理和习惯的缘故，织麻、纺棉、织丝都不流行，绝大多数的农户是用自产之粮来换取棉布，或直接买取袄、裤。
因地理和土质的关系，不仅难栽桑麻，就是水稻也不能种，种植旱稻也很少。
百姓仅就土宜，种植五谷杂粮，也栽培一些耐寒性的果蔬植物，如大麦、莜麦、稷、黍、糜、秫、籽麻、萆麻、大豆、小豆、莞豆、黄豆、绿豆、谷子、葡萄、西瓜、茄子、南瓜、芥、蔓菁、苤兰、白菜、萝卜、土豆、黄花、茴子白[16]。
其中，莜麦为主要食粮，适宜当地水土，耐寒耐旱，能相对保证产量。
鉴此，晋北的莜麦播种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80%——90%，无论贫富皆食之。
在静乐、岚县及宁武府各县，“每百亩之田种者（莜麦）十之八九”，左云县，除了莜之外，粟谷不过占20%。
即使是种植最少的神池县，“莜麦……种百亩者（指农户），即居其半”[17]。
意为50%的农民种植莜麦可以达到100亩。
当地人们认为莜麦是最为经济实惠的粮食，因为莜麦面耐消化，有终日食一餐者。
山西北部地方，土旷人人稀，百姓广种薄收。
大同府2 州8县，共有民田54249顷（每顷为100亩），而民户仅45220丁，每丁平均可种120亩土地。
朔平府的朔州、马邑、左云、右玉、平鲁5州县，官民屯田2.5万多顷，丁口2.06万，每丁平均耕地约为100亩[18]。
由于地阔民少，不忍弃耕，农民广泛经营土地之现象，十分普遍。
其中偏关县，田阔地多，民不胜耕，大抵“一夫犹有百壤（壤即垧，每垧地约为2亩多）可耕，尚足支终岁耳”[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