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正效应与负效应
走向组织化当然是一种积极的态势，它表明书法家们意识到集群
的价值，希望通过团体的力量而不是个体的微弱之力去树立应有形象。

在书法家协会较后起，在观点上又大大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其他艺术
门类有较长的协会活动史来说，这样的选择完全是具有远见的。

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前后，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全国书法篆
刻展览。

第一次全国书法篆刻展览直接促成了协会本身的成立。

因为
当时还缺乏组织机构，也没有固定的评选班子，除了在数额上提出大
致的比例之外，作品的人选与否基本上由各省代表协商投票，比较能
考虑到地方性。

作为较权宜的办法，又是在1980年，这样做是能够被理解的—有
签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

有较明显的几次获奖作者的阶层，又有谙
熟本地书法情况的组织干部，即使评选上有误差，各方面也较能体谅。

凌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即使还不能尽如人意，不公正的现象也还
有一些，但书法界对之普遍持较赞许的态度，其理由也即在于此。

“第二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览”干1984年9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

它已经筹建了一个公开的评选班子，但因为协会本身的尴尬处境
以及组织的涣散形态，也因为被选入常务理事会的老一辈书家们大都
对评选工作的科学性估计不足，所以整个书展体现出一种令人迷惑的
左顾右盼的姿态：既不得不承认书法界中青年实力雄厚，又不能完全
无视在其位并掌握书法命脉的老人们的存有，折衷与调和是它的基调。

如果说第一届全国书展具有发生学的意义，而第三届全国书展01开始
走向自觉的艺术立场，那么只有第二届全国书展显得令人失望—它的
过渡形态使它充满了矛盾的心态，这是1984年整个中国书坛共有的心态。

困难恰恰在于发展态势规定了这种过渡性。

刚崛起的“书法热”
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由干缺乏更高层次的提携而开始产生了某种停
滞的迹象。

真正高质量的观点、思想与创作追求还未成熟到能够出台
的水准，它们正在寻找突破口。

书法界正面临着新老交替的更换期，
这不但是指青年与老年之间的更迭，应该说当时的青年书家并未形成
一种实在的力量。

更典型的倒是80岁左右的老前辈与60岁左右的中
年一辈之间的某种交替。

交替未必非得以权力转让为标志，即使是一
种抽象观点的冲击，在实际上并未引起效应，但它的冲击已经使书法
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某种震动，书法界的这种情况与1984年全国政治、
经济方面的大交替表现出基本同步的状态。

于是，我们看到了评选的缺乏透明度，由几位颤颇巍巍的老人打
头的集体形象，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时期整个社会文化的基本态势。

于是，我们又看到了最后的展出结果—这是一个有点滑稽的结果，在
中国美术馆大厅中竟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老同志作品室’。

与其说它
是为那些老书家准备的，不如确切地说，是为一批地位很高但初学书
法的退休老人或干部官员设立的。

我并不认为像林散之、沙孟海、启功、萧娴等人的作品非要另起一个名目才能参展，他们完全有卓绝的
实力和竞争水平。

但依最一般的评选标准，“老同志作品室”中会有
三分之二的作品落选。

于是，在“尊老”旗帜下出现的这种特殊安排，使我们窥出筹展者那种迫不得已的苦心孤诣。

不过令人振奋的一面是
在于，我们也从同一现象中看到了一种真正的艺术观点在悄悄增长。

之所以单辟“老同志作品室”，而不把一些初学水平的老干部作品堂
而皇之地与书家作品挂在一起，这本身即是权力对艺术标谁的妥协与
退让。

艺术标准第一的观点正在深入每个书法角落，要求评选公正几
乎是个最起码的要求，再指鹿为马终于不行J o只不过.把沙孟海、林
散之、萧娴等名家的杰作拉来“陪绑”，终觉得有点愧对这些大师的
吃吃终生。

一部分粗制滥造的作品严重影响了第二届全国书展的声誉，如果
能剔除一半，这个展览就会精练、紧凑得多，也更有代表性。

我们当
然不能苛求筹办者置身于当时的氛围中，除非不想搞展览，不然就只
有妥协。

过渡阶段的混乱与新生是那么奇怪地搅在一起，要靠几个个
人的奋斗去跨越它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同时也在考虑另外的问题，之所以会如此妥协、之所以会有如此不负责的“老同志作品室”，不
正是因为书法家协会是书法的中心枢纽、它离权力太靠近了么?如果是
由个人或某一社团在主办，又何至于要作如此小心冀翼左顾右盼的态
度呢?
第三届书展的出现，则是1987年“书法热”气氛笼罩下的一次重
大检阅。

一部分有识之士鉴于“书法热”的表面繁荣下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开始呼吁书法的专业化，而经过了“国际书法展览”、尤其是，全国
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邀请展”的评选之后，书法界开始总结
经验、并初步整理出一套较有成效的评选方法来。

所以，第三届全国
书展在质量上可谓是“官办’大展中有形象的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