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如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覆盖约13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占总数的14%以上。

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中的核心问题。

许多管理者,将解决这一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游客环境容量”这一“数量”概念上,认为只要算出游客数量,就万事大吉,就可以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不可否认,环境容量①作为一个概念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但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数据游戏”,则会在实践中带来很多负面效果。

由于在资源保护和管理过程中,发现了作为数据的“环境容量”的各种局限,美国国家林业局的科学家们于20世纪80年代在游憩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发展出LAC理论(Limits of Acceptable Change),即“可接受的改变极限”。

它以一套9个步骤的管理过程来替代单纯的“环境容量计算”,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规划和管理之中,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2 从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环境容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38年,是由比利时的数学生物学家P.E.弗胡斯特(P.E.Forest)提出的,随后被应用于人口研究、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移民等领域[1]。

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相关的游憩环境容量(Recreation Carrying Capacity)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2],当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对国家公园的承载力(Carrying Capacity)或饱和点(Saturation Point)进行研究,1964年,对游憩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出现。

这一年,美国学者韦格(J.Alan Wagar)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具有游憩功能的荒野地的环境容量》。

韦格认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游憩地区,能够长期维持旅游品质的游憩使用量[3]。

1971年里蒙(Lim)和史迪科(George H. Stankey)提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水准给旅游者使用,而不破坏环境和影响游客体验的利用强度[1]。

1971年,里蒙和麦宁(Manning)建议将环境容量分成如下4种类型进行研究:生物物理容量(Biophysical Capacity)、社会文化容量(Social-cultural Capacity)、心理容量(Psychological Capacity)和管理容量(ManagerialCapacity)[4]。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游憩环境容量研究的高峰年代。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①者更愿意将Carrying Capacity译为环境承载力,因为环境容量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量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定规划中应该解决哪些管理问题;③确定哪些是公众关注的管理问题;④确定规划在区域层次和国家层次扮演的角色。

这一步骤的目的是使规划者更深刻地认识规划地区的资源,从而对如何管理好这些资源得出一个总体概念,并将规划重点放到主要的管理课题上。

对于鲍勃马苏荒野地来说,这样的课题还包括游憩运动用品商店的位置、人马驿道的管理、濒危物种的管理以及有限体验机会的提供等。

(2)界定并描述旅游机会种类每一个规划地区内部的不同区域,都存在着不同的生物物理特征、不同的利用程度、不同的旅游和其他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及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

上述各个方面的多样性,要求管理也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特征、现状和游客体验需求而有所变化。

机会种类用来描述规划范围内的不同区域所要维持的不同的资源状况、社会状况和管理状况。

旅游机会的提供必须与规划地区的总体身份相协调,如果一个规划地区是国家公园,则所有的旅游机会必须与国家公园的目标相一致。

旅游机会的界定并不能成为破坏国家公园资源的借口。

(3)选择有关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的监测指标指标是用来确定每一个机会类别其资源状况或社会状况是否合适,或可接受的量化因素。

因为在实践中,不可能测量每一个资源或社会特征的所有指标。

LAC理论的创始者们建议选择指标时应该注意以下原则:①指标应该反映某一区域的总体“健康”状况;②指标应该是容易测量的。

举例来说,资源状况指标可以是某一宿营地裸露地面的百分数,社会指标可以是每一个旅游团,每天碰到的其他旅行团的数目。

指标是LAC框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单一指标不足以描绘某一特定区域的资源和社会状况,应该用一组指标来对相应的地区进行监测。

(4)调查现状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现状调查是规划中一项费时的工作,LAC框架中的现状调查,主要是对步骤3所选择出的监测指标的调查。

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物质规划必要因素的调查,如桥梁、观景点等。

调查的数据将被标示在地图上,这样,资源的状况和各指标所处的空间位置就会一目了然。

现状调查也能为规划者和管理者制定指标的标准提供依据。

(5)确定每一旅游机会类别的资源状况标准和社会状况标准标准是指管理者“可以接受的”每一旅游机会类别的每一项指标的极限值。

如果指标为某一宿营地裸露地面的百分数,则40%可能是这一指标的标准;如果指标是每一个旅游团,每天碰到的其他旅行团的数目,则10个旅行团是该指标的数目。

符合这一标准,则表示这一地区的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主要是游客体验状况)是可以接受的,是“健康的”。

一旦超过标准,则应启动相应的措施,使指标重新回到标准以内。

步骤4是确定标准的重要基础,因为标准必须是现实和可实现的,同时应该好于现实状况,这种比较必须通过步骤4来实现。

此外标准在恢复某一地区的过程中也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6)根据步骤1所确定的课题、关注点和步骤4所确定的现状制定旅游机会类别替选方案一个国家公园或保护区,可以采取不同的空间分布而都不违背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的性质。

第6个步骤就是规划者和管理者根据步骤1和步骤4所获得的信息,来探索旅游机会类别的不同空间分布。

不同的方案满足不同的课题、关注点和价值观。

(7)为每一个替选方案制定管理行动计划步骤6所确定替选方案,只是制定最佳方案的第一步。

管理者和规划者应该知道从现实状况到理想状况的差距有多大,还需知道必须采取什么样的管理行动才能到达理想状态。

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在步骤7中,应该为每一个替选方案进行代价分析。

举例来说,某一替选方案,可能会建议设立大规模的植被恢复区,但它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资金压力,这种情况下,该方案就不可能成为最佳方案。

(8)评价替选方案并选出一个最佳方案经过以上7个步骤后,规划者和管理者就可以坐下来评价各个方案的代价和优势,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评价的结果选出一个最佳方案。

评价应该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因素,其中第1步骤所确定的课题、关注点和第7步骤的行动代价,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评价除了能为管理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外,也可以为公众的有效参与创造有利条件。

(9)实施行动计划并监测资源与社会状况一旦最佳方案选定,则管理行动计划开始启动,监测计划也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监测主要是对步骤3中确定的指标进行监测,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步骤5所确定的标准。

如果资源和社会状况没有得到改进,甚至是在恶化的话,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或新的管理行动,以制止这种不良的趋势[5]。

4 LAC理论的衍生技术LAC理论的诞生,带来了国家公园与保护区规划和管理方面革命性的变革,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美国的主要大学几乎都有学者研究环境容量问题。

研究者们发现环境容量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很诱人的概念,但如果将环境容量简单地理解成数字问题或数学计算的话,在实践中往往得到失败的结果。

因为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字来讲,变量太多,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至少有4个原因使得确定环境容量的数据变得很困难:①环境容量体系很复杂,笔者曾将环境容量分为18个子容量[1],每一个子容量都包括很多变量,这几乎不可能计算出一个准确甚至较为准确的环境容量数据;②游客的旅游目的不同,而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会产生不同的环境容量数字[5];③只要有使用,环境就会产生变化,困难在于人们很难确定“多大的变化是太大的变化(HowMuch is TooMuch)”[6];④应用游客人数作为环境容量的唯一指标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是在游客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游客行为、小组规模、游客素质、资源状况、时间和空间等因素对资源的影响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打一个比方,为了保护两片同样面积为1000m2 ㎡的、同样草种的草地,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

第一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躺在草地上读书的人,第二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一小时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对草地不同的影响结果。

这是不同的行为类别对环境容量的影响。

同理,两片同样为1000m2的草地,一片为耐践踏的野牛草,另一片为娇嫩的百慕大草,同样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假定两片草地进去的全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完全相同,一小时后两片草地的保护状况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

这是资源敏感度对环境容量的影响。

进一步假设,两片同样为野牛草的1000m2草地,使用者还是各100名扭秧歌的人,第一片草地上的人100人为一个大组,集中在100m2的场地内活动,第二片草地上的100人,分成10个小组,每小组10人进行活动,每组占用100m2的空间活动,一小时后这两片草地受到的破坏还是不同。

这是空间分布对环境容量的影响。

再来假设,还是两片草地,同样为野牛草,使用者还是那些扭秧歌的人,同样规定环境容量为1小时100人,两边草地上的人都是100人一个大组,第一片草地上的人进去了20分钟就出来了,第二片草地上的人整整玩足了1小时,同样的环境容量下,对草地的破坏还是不同。

这是时间因素的影响。

最后一个假设,所有其他因素全部相同,两片草地分别由不同的管理者管理,第一片草地的管理者认真而严格,只允许穿软底鞋的人进入;第二片草地上的管理者不认真,皮鞋、钉鞋,什么样的鞋都让进去,一小时后两片草地遭破坏的情况还是会有很大不同。

这是管理水平对资源状况的影响。

由此可见,仅仅将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据控制, 并不能达到有效保护资源的目的。

国外的学者们开始反思,研究解决环境容量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之间矛盾)的新思路。

LAC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史迪科[7] 1980年提出了解决环境容量问题的3个原则:①首要关注点应放在控制环境影响方面,而不是控制游客人数方面;②应该淡化对游客人数的管理,只有在非直接(管理游客)的方法行不通时,再来控制游客人数;③准确的监测指标数据是必须的,这样可以避免规划的偶然性和假定性。

史迪科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计算”环境容量的泥潭中拉了出来,重新审视环境容量这个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

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概念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因为它提出了“极限”这一概念,即任何一个环境都存在一个承载力的极限,这一极限并不单是指游客数量的极限,更是指环境受到影响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