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示摘要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是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和手段的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概括、总结。
对于西方科学哲学，我们要进行批判性地吸收，任何一种有前途的学术发展都必须适合中国的实际，因为中国有固有的文化内涵、特殊的思想理论背景和独特的现代化进程。
自然辩证法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示：以实践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发展科学与增长知识的过程中，既要重视理性的作用，也要看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要正确处理自然科学与科学哲学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体系，是对以科学技术为中介和手段的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关系的概括、总结[1]。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早期哲学家对认知的探索哲学作为爱智之学，在其产生之初，就是要在变幻的“多”之下，寻求一个永恒不变的“一”。
无论是米利都学者的“水”、“无定形者”、“气”、“火”“四根”还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的痴迷，不过都是要给我们理解这个世界提供一个可靠的根基。
探索万物的本原体现了早期哲学家对基础主义的追求[2]。
但理解世界的根基是什么？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知识论的传统来看，基础主义的追求目标经历了从绝对真理到绝对标准的演变，当绝对标准遭到质疑时，基础主义纲领就开始面临失败的命运了[3]。
从柏拉图开始，基础主义者把可靠知识的根基设定为绝对真理，笛卡尔、康德等唯理论者是这一传统的后继者；培根及其后的洛克、实证主义者、分析哲学家在认识到唯理论的局限后，放弃了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转而把知识的根基设定为永恒的标准。
知识的真由绝对可靠的方法标准来保证[4-6]。
奎因《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击碎了基础主义者最后的迷梦，而库恩的不可通约性理论从根本上否认了永恒标准的合法性，既然标准都是历史的，那么我们更好的办法是持有一种相对的历史的知识态度，基础主义者对绝对、永恒真知识的追求，最终失败了[7-10]。
2．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学说体系。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理论基石。
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是自然辩证法中国化发展的最新形态和理论实践。
[1]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理论基础。
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形成的思想渊源，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自然观的高级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当代形态[1]。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在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技术思想的历史形成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分析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和体系结构，揭示科学的发展模式和技术的发展动力，进而概括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
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总结出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从抽象到具体、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等辩证思维形式，并且吸取具体科学技术研究中的创新思维方法和数学与系统思维方法等基本方法，对其进行概括和升华，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方法论体现和贯彻在科学家、工程师的具体科学技术研究中，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社会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探讨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科学技术的社会运行等的普遍规律。
包括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发展观、科学技术异化观、科学技术伦理观、科学技术社会运行观、科学技术文化观等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
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概括和总结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的科学技术思想，包括科学技术的功能观、战略观、人才观、和谐观和创新观等基本内容，体现出时代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自主性、人本性等特征。
建设中国特色的创新型国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具体体现。
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与中国具体科学技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是统一的，研究内容是开放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不断丰富和发展[1]。
3．自然辩证法对当代科学研究的启示对于西方科学哲学，我们要进行批判性地吸收，任何一种有前途的学术发展都必须适合中国的实际，因为中国有固有的文化内涵、特殊的思想理论背景和独特的现代化进程。
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及其理论，因有不同的情况，要区别对待。
对曾经流行一时，现已销声匿迹的理论，要分析其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对合理性与谬误性交织在一起的理论，不能一味否定，而要进行过滤，保留其有用成分；即使是“不结果实的花”也可以从中总结人类认识史的经验教训，大胆吸收和借鉴[11-15]。
科学哲学从基础主义到自然主义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①以实践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科学理论的合理性。
科学，长期被当作世界上最正确的，能够揭示大自然的客观规律的真理，也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在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方法，按照科学实际发展过程去发展科学理论。
我们要以科学家们的现实活动为基，校正他们的活动。
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研究工作者认为，科学认知活动是在科学家个人头脑中进行的一种过程。
在进行认识活动中的人，难免会受多方面的影响，如：个人信念、社会文化、实验设备等。
因此，证据、事实、实验等因素受到个人意见的污染，以至科学家们在对待这些因素时经常不能取得一致性。
因此，我们要科学、客观地认识世界，必须通过实践。
以实践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科学理论的合理性，通过实践使主观认识变成客观世界的一部分。
②发展科学与增长知识的过程中，既要重视理性的作用，也要看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科学的发展、知识的增长就是科学理性的进步；灿烂的人类文明、杰出的伟大创造就是科学理性的成果。
坚持科学理性，并不等于片面的理性主义；强调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也并不必然导致非理性主义。
科学理性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
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它总是和某种确定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解释模式或理论评价的标准而生动地表现出来。
逻辑经验主义就是沿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构造了一种纯粹的、形式化的理性标准。
在逻辑经验主义者看来，理性是与科学方法内在相关的。
因为：第一，科学方法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原则。
因为，真正的科学从诞生之时，就必然要存在着适用于所有时代的统一的方法或方法论。
第二，这种超时代的方法论及其隐含着的理性可被公式化或形式化，即便今天还不存在如此完美的形式。
这表明了科学方法的可形式化的观点。
第三，这些方法或可形式化的方法可被运用于实现我们的科学目的，形成了科学方法的理性的观点。
第四，形式的或可形式化的科学方法在科学与其他人类事业、科学与非科学或假科学之间起了一种划界标准的作用。
由此可见，逻辑经验主义认为，科学理性构成了科学方法和方法论的精髓，并通过方法和方法论的外壳表现出来，而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形式方法能够作为真正的理性的定义。
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家崇尚理性，但却反对“形式理性”的绝对化。
他们认为，理性并非总是保持科学目的的好的工具，而且，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也并不符合科学史的事实。
他们承认非理性因素在科学进步中的作用，但却反对对科学理性的否定和排斥，以及将科学的进步过分地经验化和简单化[14,15]。
为了合理地把握和运用科学理性，我们应当把科学理性放到科学发展的广阔背景上去认识和理解，从科学知识和理论产生的渊源、解释的模式、评价的标准、检验的方式等一系列具体的探索中去展现科学理性的光辉。
③要正确处理自然科学与科学哲学的辩证关系。
自然主义者主张，人类的认识包括科学认识活动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应该像研究其它自然现象那样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认识论问题，从而使认识论研究自然化、实证化、科学化，从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去阐明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
科学要获得可靠的知识，首先要通过对现象或事件的观察，然后再运用理性方法，如演绎与归纳等，这样人们才能得到一种可证实的知识。
为了保证这些得到的知识的可靠性，需要一种本体论上的承诺，即保证那些现象和事件是真实存在的。
建立在对科学发展进行正确观察的前提下，自然主义承认自然科学研究实践对于认识论反思的意义，承认科学理论对于建立自然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指引、启发作用，认为科学理论可以用于充当解释、理解知识现象和推理活动的模型，可以从科学理论中得到认识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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