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道德期末作业法官和律师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分析——金钱和权力的游戏授课教师：方流芳教授学生：侯小伟学号：0901301683法官和律师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分析近年来法官和律师之间丑闻不断，有法官落马的地方就能看到律师的身影，有律师陷入的案件却不仅仅限于法官。
无论是郭生贵案，还是武汉中院的集体窝案，又或者是法院系统最高级别的“领导”之一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案，似乎都难逃这样的魔咒，难怪有身兼法官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吉林省高院院长张文显痛斥律师不要带坏了法官，并引发了一定范围内律师和法官之间的论战1，这样一种法律共同体之间的内讧，犹如亲兄弟间反目成仇，既让人看了热闹又不觉使一些人感到心痛和失望。
当我们一说及法官与律师之间的矛盾，立时想到的就是法官和律师之间互相勾兑不顾法律尊严谋取各自私利的关系，似乎律师和法官天生就是坏胚子，现在不坏，迟早也要坏，但是事实果真是这样非黑即白般的清楚吗，他们之间的关系果真如此简单吗？中国法官的选拔制度造成多数法官在成为法官之前并不具备丰富的律师从业经历2，大多数是从一般职业或者法律专业毕业生中遴选3，这样一种来源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官职业群体在之前职业生涯或者说学生生涯阶段财富积淀的匮乏，而在法治发达国家，以美国为代表，法官可以从优秀的法律实务工作者中选拔，而这些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实务工作者在成为法官之前的职业生涯中已经赚取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成为他们生活的有力保障。
另一方面，法官群体在中国的职业收入水平与其所应付出的努力和承担的社会期许相比也是相对不高的。
在顺利进入法官这个行当之前需要经历至少两次笔试，一次是司法考试，一次是公务员考试。
司法考试曾经被考生誉为“天下第一考”4，无论从考试难度及严格的通过率控制方面来说都曾是业界标杆。
有志于成为法官人士所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参加司法考试并获得合格的成绩，而该项考试的通过率在2002年到2005年期间分别被控制在6.68%、8.75%、11.22%、14.39%这样一个水平之上，5尽管从趋势上来看以及近年来实际的通过率表现可以推断1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在2009年参加“两会”时曾说批评坏事儿的都是存心不良的律师，后该发言被冠以“坏事儿的都是存心不良的律师”在该打报刊、网站广泛传播，并引发律师的回击。
相关报道见/main.asp?url=/b1096385/d8*******.htm2最高法院相关人士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及法官的三种来源，虽然并未强调律师在法官来源中所占比例，但根据所提及的三种来源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可以推断律师在法官来源中所占比例不会太高甚至比较低。
参见网址：/a/20080309/001788.htm3一般职业包括法院内部下级法院法官、法官助理以及一般工作人员，但是如果对这些人员的来源做进一步追问，似乎依然可以推定是此处所述来源4对于这样一种“江湖地位”，具体来源尚不可知，但坊间基本如是口耳相传。
网文“‘天下第一考’沦落记”可从侧面证实这样一种流传。
参见网址：/publicforum/content/free/1/1464576.shtml 5朱景文主编：中国法律发展报告——数据库和指标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p193司法考试的通过率正呈逐年上扬之势，但是总的来说该项考试的难度依然较大，通过率一直被控制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对于有志于成为法官群体一员的人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司法考试辅导班的繁荣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顺利的通过这项考试之后，考生依然要面对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项新的考试——公务员考试，该项考试的通过率因岗位不同、地域不同而有一些差别。
作为录取法官的考试因为对参考人员的一些形式和实质上的限制导致了报考人数的相对均衡，但是竞争依然激烈，大概处于中等难度的层次。
以上重重关卡，决定了想要成为法官必须要付出相当的努力并且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储备方可。
在成为法官之后，因为社会对法官的定位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普罗大众对法官的个人品德和职业素养都有着一个较高的期许。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海瑞、包青天等不惧权势、大公无私、为民请愿、主持公道的形象亦是深入人心，结合现代法治理念对司法过程的设计以及法官在其中多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的定位，法官更是在新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角色元素。
法官的日常生活被赋予了诸多限制6，言谈举止都有着相应要求，公开场合亦要注意到对法官整体形象及司法权威的维护。
法官的平时工作也是比较繁忙的，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据报道2008年个别法院的个别法官年收案数达到了千件，而全国范围内法官人均收案也达到42件。
7而上述的42件仅仅是平均水平，结合中国法院的管辖级别的规定，可以想象基层法院的收案数量以及法官的辛苦程度，扣除法定节假日按平均收案水平算一个法官每周即要审理一个案件。
中国的法院是分庭的，法官也各自担当着不同性质案件的审理责任，负责程序性裁定方面的法官可能相对要轻松一点，而涉及劳动争议方面、民事方面实体权利审理的法官则相对较忙甚至很忙，而这之间的法官待遇档次的拉开却似乎不是那么的清晰，笔者在曾实习的法院中就有一些法官因为民庭过忙、压力过大而转到程序性事务方面的立案庭，当然是否有其他原因导致他们做出此种选择就不得而知了，在此只是做一个猜测。
当然除了案件的审理法官还要参加各种学习和活动以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
在需要经历严格的选拔标准、承担着社会高于一般水平的期许以及繁忙的职业活动的压力的情况下，作为本应受人民尊敬、理应过上体面生活的社会精英阶层，却未必获得符合其社会定位的薪水和待遇8，甚至在同样经历公务员考试的公务员队伍中，其待遇也不是最好的或者说与一般公务员拉开档次的。
我国法官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关于约束业外活动章节有关规定及《法官行为规范》中关于业外活动的有关规定7参见“劳动争议案骤增东莞法院可能成全国最忙法庭”，载于南方周末2008年12月4日版8参见“法官自杀触痛业界”，载于南方周末2010年4月8日版法中对法官的工资保险福利也只是做了原则性规定，规定根据审判特点由国家进行规定9，似乎将法官的收入纳入了一个慎重考虑的范畴，但实际上工资并不高，可以说与实际工作并不相称，以至于某地中级法院某法官抱怨“要希望法官不想办法搞灰色收入，在现有工资上加上个两三倍才能保证在当地比较正常的生活”10。
从上述分析可见，从现有情况之下要求法官对自己合法收入满意是不可能也是不合理的。
作为法官某种意义上的“同僚”——律师，在此又是另一番景象，虽然有官方人士称律师平均收入相当于“的哥”11，但是一方面此种评论本身可信度就值得怀疑，另一方面此处是平均工资，而因为现在全国范围内法学院的大量开办，律师的层次也是千差万别，收入差距较大，且在律师行业有所谓的“二八”现象，即20%的律师挣取了80%的收入，高端律师年入百万也不是稀奇之事。
在一份真实性未作考证的律师事务所收入排名中，排在前十位的律所的个人平均收入最少的有36.9万元，最多的有117万元，并且此处的平均收入是仅指律师还是将全部工作人员包括非律师的行政人员全部算上还是一个问题，如果是后者则律师收入还会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自己的昔日同窗，眼看着对方一个案件就能轻松挣得自己可能要几年才能拿到的工资，身处法官之“高位”的昔日同学又怎能不眼红？如此一说，在法官与律师的对比之中，就收入而言法官完全处于劣势，那么面对此种境地法官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平心中不平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法官手中握有一种独特的“权力”——左右案件结局的权力。
而律师代理案件，则恰恰为此种“权力”所深深吸引，试想如果律师掌控了此种权力，代理案件打起官司岂不是如囊中取物般容易。
所以在法官与律师的眉来眼去之间，已牢牢为对方所吸引，有钱的律师看中了法官的权，有权的法官盯上了律师的钱，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从法官腐败的案件之中，无论是既做法官又做律师的郭生贵案，还是“大家贪才是真的贪”的武汉中院法官窝案，以至于权倾一时的最高法院原副院长的落马，都可以看到这种独特的“权力”的滥用，所以法官和律师之间问题，从表象上来说是互相勾兑，再抽象来看其实就是金钱和权力之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暧昧关系。
所以，法官群体与律师群体之间的媾和，与其说是法官诱惑了律师或者说是律师勾引了法官，不如说是现行不合理的法官待遇体系设置以及不受约束的权力运作，而这种约束既包括来自体系内的互相监督，也包括体系外的舆论尤其是9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十二章36条10同注释711参见“政协委员：律师平均收入相当于的哥越公益越穷？”，网址：/roll/20100304/10247498779.shtml新闻媒体的监督，更应该是法官内心凭着对法律的信仰为建立起的信念。
可惜的是前述约束都没有建立起来，不仅是内外部的监督，更为可悲的是整个法律共同体的信仰缺位，这才出现了前述法官看不起律师、律师也鄙视法官的境地出现，而法学家，似乎也难逃这样的漩涡。
然而，金钱和权力之间似乎永远是有如狼和狈之间的关系，当你看到了权力的身影，那么可以肯定的是金钱一定在附近的某个角落窥视着。
权力和金钱的结合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带来好的结局，但大多数情况下二者都有如雷电与风暴一般，互相助涨着对方的气势，对胆敢阻挡的一切摧枯拉朽之。
杜绝二者结合带来的危害无疑是严格的将双方分离并对他们的接触严格控制。
金钱在这中关系中间似乎扮演的是从属的角色，所以受到控制的理应是权力，并且对权力的控制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对金钱某种程度的控制。
但是对权力的控制似乎自古就是个难题，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文化骨子里有着奴性又崇尚人治的国度，希冀人们能够自觉地对权力的运作做有意识的限制，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而这个问题，又岂是法官与律师之间关系所面对的问题，之所以矛头指向了法官与律师，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身边人，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法律职业内在的对公正的要求致使人民无法容忍此处的溃烂。
法官作为争议纠纷的居间裁判者，本应高高在上利益无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客观的对案件做出公平的决断，在此却掌控着手指游刃于尺寸之间、尽情调节天秤砝码左右案件终局的“权力”，并与律师尽情玩起了金钱与权力的红尘颠倒般的游戏。
在不合理薪酬待遇、缺乏内外部监督和内心自律的情况下，在整个社会都陷入了病态的前提之下，指望法官群体和律师群体抽身于泥潭之外而独自保持清醒，又显得多么的不合理，而这又似乎恰是期许者的不清醒。
以上是对律师和法官之间现象在中国的一般阐述，但是问题是，权力和金钱之间的天生的勾兑的本性似乎不是只有在这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才有的问题，在法治发达国家这种源于人性的存在似乎也不可避免的生下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