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之家› 第三只眼看医学

第三只眼看医学

健康报/2008年/1月/25日/第004版人文讲坛第三只眼看医学孔庆东——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恰恰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并尊重别人的探索。

——技术是有上限的。

技术到了一定程度再往上走会遭遇什么?是哲学,是艺术。

——对待医学,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用心去看。

不是用技术的眼光,而是用超越的眼光。

孔庆东: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研究及思想文化批评等,著有《47楼207》、《谁主沉浮》、《超越雅俗》等,深受读者喜爱。

各位天使,大家好!在这种场合做讲座,我还是第一次。

所以我诚惶诚恐:一是知识上的,二是身体上的。

我觉得,普通人在医生面前就像是任其宰割的羔羊。

当我们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医生说:“张开嘴,把衣服掀起来。

”这时,你会觉得知识呀、尊严呀,都没什么用。

现在,我在这里讲医学,简直就是班门弄斧。

如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初中小女生来到农村,把大娘大婶集合起来说:“我给你们讲讲计划生育常识。

”那些大娘大婶肯定会哄堂大笑,说:“你这娃娃还没找婆家呢,就讲起生娃娃的事儿来了!还是我们来给你讲讲吧。

”不过我想,外行讲话恐怕也有其特点——坦白、便利。

他不会蒙人,将一切袒露在众人面前,谁都可以纠正他。

今天,我不讲我擅长的文学、文化和艺术,而是不知天高地厚地讲讲医学问题,主要是想找出我们彼此相通的价值体系。

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现在一说科学,人们就肃然起敬,仿佛科学是一种很吓人的东西,以至于“非科学”、“反科学”都成了一项罪名。

这正是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最大谬误所在。

在很多发达国家,科学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没那么神秘。

科学与“非科学”、“反科学”在哲学意义上应该是平等的。

“反科学”是一种态度,不是一种罪过。

真正的科学态度恰恰是存疑的态度,恰恰是对那些我们不能说的问题保持沉默,并尊重别人的探索。

科学不是天然的真理,科学与“非科学”一样,只不过是通往真理的一座桥梁。

在科学这个词还没有出现的年代,我们人类照样生存了几十万年,照样能获得真理。

而那个时候获得的真理,我们今天仍没有超越。

根据哲学家雅思贝尔斯的观点,人类文化有一个“轴心时代”。

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智慧都已经产生。

在中国,以孔子、老子为代表;在印度,以乔达摩·悉达多为代表;在古希腊,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

我们今天仍然笼罩在他们的光环里。

不要以为“科学”这个词产生了,之后的人类就全在往好的方向走。

这要看你怎么看。

当你看到城市的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时,你怎么评价?你可能会说:“这是我们经济进步了,国家繁荣富强了。

”凭什么高楼大厦多了就象征着经济繁荣?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会心虚,“我的知识是从哪儿来的呢”?当你反思的时候你会流汗,“我竟然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那么,我们如何评定这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人呢?因为他不会回到历史中仔细剖析事物的来龙去脉,像医生寻找每一根血管那样去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

很多学医的人,在接触了活生生的人体、活生生的血管之后,会开始想到人文科学的问题。

这时他会意识到,如果把这些觉悟用到人文科学上该有多么大的收获。

鲁迅也好,郭沫若也好,一定也曾有过这样的觉悟,他们才转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习过鲁迅的《藤野先生》。

后来,藤野先生得知他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人成为中国的大文豪,他非常高兴,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忆鲁迅。

他回忆说,鲁迅的人体血管图画得比较美观。

话里的意思就是鲁迅画得不对,真实的血管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鲁迅想把血管画得好看一点,其实在解剖人体的过程中,他对人体的觉悟就上升到了精神方面。

现代社会以传播知识的形式在传播权力的触角我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

我们从事人文科学的人,都要读读这本书。

福柯是当代最有名、最有创造力的哲学家,而他的研究是从医学起步的。

另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凝视之爱》介绍了福柯的医学理论,大家也应该读读。

技术是有上限的。

技术到了一定程度再往上走会遭遇什么?是哲学,是艺术。

你能把一门技术做到哲学的境地,那就是大师了!福柯从医学出发,发现了很多现在仍在影响人文科学的重要问题,比如癫狂。

什么样的状态是癫狂?什么样的人是狂人?福柯一步步分析,最后他发现,所谓的狂人其实是我们规定的!狂人是被多数和他不一样的人叙述为狂人的。

这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得到验证。

我们问:“怎么证明他是精神病人?”回答往往是:“大伙都这么说。

”难道多数人认同的观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吗?很多国家和民族把那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人叫做狂人,甚至把精神病院当成一个变相的监狱。

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前苏联,一些领导人在失败之后就被送到精神病院了。

福柯研究了监狱的模式和结构,发现监狱和医院竟非常相近。

监狱肩负的一个重任是“帮助犯人转弯子”,这不就是治病吗?所以监狱也号称治病救人。

我们生活在一个崇尚知识的社会,而福柯曾经解构了知识的来源。

人们都说:“知识就是力量。

”到了今天,知识其实是一种权力。

现代社会以传播知识的形式在传播权力的触角。

我们现在这种讲座的形式,就是一种权力的模式。

孔夫子讲课时并不这样。

他和学生一样席地而坐,讲累了就到河边游泳,然后上来继续讲课。

从100多年前开始,我们引入了西方的这种上课方式——学生们一排排坐好,老师单独站在前面,用一块黑板突出他的地位。

不管你怎么抵触他,你必然会受到他的影响。

这就是一种权力。

再来看看我们看戏、看电影的方式。

在中国传统的戏园子里,都是一桌子人围在一起嗑瓜子、喝茶,演员你唱你的,我爱听不听。

后来,我们走进了电影院,每个座位都编了号,不能乱坐,坐好了就不许说话。

电影一开始,啪的一声灯关了,人们在这个黑屋子里老老实实地看。

从电影院出来,大家都受着一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大家都有一样的意识形态。

所以,当我们说谁有病的时候,大家都赞同:“对,他有病。

”“有病”就这样被描绘出来了。

在曹禺先生的《雷雨》中,周朴园说他的妻子蘩漪有病。

当然,她并没有病,只不过是有一腔反抗的怒火。

周朴园也知道她没病,但他就是说她有病。

因为当她有病之后,他就获得了处治她的合法性。

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它是文化,它是政治回到技术层面,医生是怎么看病的?尽管现在科技发达了,但医生看病仍没有逃脱望、闻、问、切这四个字,所有医疗设备的发明都不过是这四个字的延伸。

凝视、旁观、探寻,最后找到要害,给出解决方案。

正因为我们有这样一套程序,病人才相信医生。

那么,医生去相信谁呢?为什么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背后没有更令人相信的人了。

众所周知,错误是难免的,你越身在高处就越明白错误是难免的。

这也是医生都要宣誓的原因。

你们所从事的是与道德联系最紧密的一种职业,它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

也正因为此,我们才把医生叫做天使。

讲到望、闻、问、切,就有一个“看”的问题。

为什么病人在医生面前感到自己像羔羊一样?这是通过“看”这个动作构成的。

根据后现代理论,“看”是一种权力。

我们随口所说的“看病”,只是一种习惯。

“你干什么去?”“我看病去。

”还有人说:“我看大夫去。

”这都是托词,实际上是大夫看你。

到了医院,你低眉顺眼的,巴望着大夫好好看看你。

一位东北的副厂长来到医院,医生看了看说他只能活几个月了。

后来,他又找了一位医生。

医生说:“你什么病都没有。

”这个人本来都起不来了,是家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医院的。

听了大夫这句话,他一下跳了起来。

大夫为什么会诊断错误呢?这肯定不是他道德上的原因,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我们知道,医生看病采用的是近似分类法,就是把看到的一些症状往脑袋中的“小格格”里归类。

在这个过程中,医生有了主观上的参与。

所以,医学不是绝对的科学。

有识之士也说过,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整体上考虑人。

这背后涉及医学观、人生观的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很多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都是学医出身,最著名的有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

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而现代文学的两大“巨头”——鲁迅和郭沫若都曾经学过医。

为什么他们学着学着医,就放下手术刀去写文章了呢?另外,文学作品也偏爱医学题材,比如电视剧。

你可以统计一下电视剧里有多少涉及医学题材,又有多少牵扯到疾病和医院。

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从一个医学题材开始的。

巴金的《第四病室》、《寒夜》等知名著作都和疾病有关。

其实,医学的思维、医学的语言,早就进入了文学,进入了日常生活。

我们平时说的很多话,都是从医学语言转变而来的,像“会诊”、“感冒”等。

所以,医学和文学这两个学科是最接近的——它们都是“人学”。

进一步讲,它们又都是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医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科,它是文化,它是政治。

治身体就是治灵魂,医生是病人的绝对偶像有一部老电影《春苗》,严肃地反思了医学国家化这个问题,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

影片反映了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在一家县级医院,农民的孩子生了病快要死了,大夫就是不给看。

因为大夫正忙着搞科研,研究一种难以攻克的疾病。

可是,人民为什么要相信国家?因为国家给了人民福利。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医学福利,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身家性命。

西方国家的大医院不以赢利为目的,但要保证医生有比较高的收入。

而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手术刀不如剃头刀。

古人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医学问题关乎国家命运,甚至古代的很多政治事件都和医学有关系。

《老残游记》的作者是行医之人,他特别提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即大多数农民起义是从治病开始的,包括张角的黄巾军起义、白莲教起义等。

到了现代,毛泽东说:“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战斗队,还是一个工作队、一个宣传队。

我们解放军的每个部队都必须配备医生,这个医生不仅给战士看病,主要是给老百姓看病。

”所以,医学机构有双重功能:治病和治国。

有些人的思想工作别人做不通,唯独医生能做通。

我有个同学住了几天院,日后他总怀念住院那段时间。

护士对他的态度稍微好点,甚至好中带点训斥,他都觉得很甜蜜。

在他看开,护士穿着白大褂的形象特别美好。

治身体就是治灵魂。

医生是病人的绝对偶像。

这样看来,疾病既是个自然问题,也是个社会问题。

我已经没有机会当医生了,但我知道当医生就是修养自己的人格。

职业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有“方便”与“不方便”之分。

佛教讲究“方便法门”,而我觉得医学和文学专业都是“方便法门”。

但是,“方便法门”也有危险,它离天堂很近,离地狱也很近。

所以,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

医学和文学都不是冷冰冰的技术,从根本上讲,它们都需要有满腔热血,表面上看很冷,心里却火热。

对待医学,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是要用心去看。

不是用技术的眼光,而是用超越的眼光。

从佛家的角度讲,就是用佛眼来看人间的痛苦。

相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