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年专家网页论道德目的论与伦理道义论万俊人 内容提要 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是中外伦理学最基本的两种学理进路。
它们在方法论、道德价值观念、对伦理学特性的理解和体系建构上存在诸多根本理路分歧,但它们并非不可调和。
前者侧重解释个体道德现象,具价值人学意味;后者侧重社会伦理现象,具伦理关系学取向。
如果把人类道德生活看作一个多类型、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系统,道德目的论和伦理道义论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解释向度,不仅可以互补,而且是必须相互参照、相互支援的伦理学方法论资源。
关键词 道德目的论 伦理道义论作者万俊人,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几十年来,国内现有的伦理学教科书体系或习惯的伦理学方法论思维定势是一般哲学的宏观叙述方式,即用社会历史哲学的一般方法论原则,代替各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
这是一种看似可靠实则抽象游离、大而不当的伦理学论理方式,难以确切揭示伦理学作为独特人文价值学科的方法论特征。
比如说,“阶级分析方法”常常被一些现行教科书规定为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但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分析方法,或者更普泛一些说,属于社会历史的分析方法,若简单将之移植为伦理学的基本方法,不仅大而失当,而且也不足以揭示伦理学所必需的道德推理的价值特点和独特论理形式,甚至难以准确地展示伦理价值语言的一般评价意义。
很明显,道德语言中的“好”与“坏”、“善”与“恶”等等,决不是通过阶级分析方法所能简单定性,它们之间的分别与对立也不能简单归结为阶级的对立。
如果只靠阶级分析的方式来确定道德伦理中的好坏善恶及其道德价值等级,不仅可能导致尼采式的价值等级制或精英主义的道德谱系学结论,而且也可能因此失却对人类道德的普遍理解的可能性。
按照伦理学的学科特性和主题对象,其方法论向度只能是以揭示人类道德行为或道德生活中的价值意义和价值关系为基本理论方向,或者以建立健全合理的道德推理或道德论证规则、并由此确立或证成人类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的基本规范为其理论主题。
前者是一种道德目的论的向度,后者则是一种伦理道义论的向度。
虽然这两种方法论向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的价值取向和论理姿态甚至是相互对峙的,但在方法论意义上,两者都秉持了伦理学的特殊价值思维理路,即:以揭示人类道德伦理的内在意义及其特殊结构为论理立说的根本目标,只是两者所持的具体理论立场和视角及其解释和求证方式各不相同而已。
换句话说,它们没有游离或脱逸于道德伦理问题本身。
这里,我们需要仔细辨别两个很容易产生的理论混淆:一个是把哲学(尤其是社会历史哲学)的一般方法论原则混同于伦理学的特殊方法论;另一个是把伦理学的方法论混同于各种伦理学理论流派的分析。
按照经典的学理规范来说,伦理学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故又被称为道德哲学,但这种学科或知识分类上的种属关系并不能成为伦理学简单移植或套用哲学一般方法论的正当理由,一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一般哲学方法论混同于美学的特殊方法一样。
知识学科上的种属关系不等于方法(论)上的种属关系,两者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中外伦理学史上的确出现过、并且可能还将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理论流派或学说、观点,它们的理论分野也确实与它们各自所持的理论方法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学派之分与方法之分毕竟是两码事,即使采取相同的理论方法,也会产生不同的伦理学派或学说、观点。
例如,道德快乐主义(或享乐主义)与功利主义学派在理论方法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当然也就谈不上根本性的区别),都是持一种强式目的论方法论原则,但它们在理论观点和道德价值立场等方面却大相径庭:前者是典型的道德个人主义,而后者则被普遍归结为价值整体主义的社会伦理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道德快乐主义(或享乐主义)的价值指向显然是当下现实的快乐与幸福,而功利主义对道德价值最大值(maximization)的追求,即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追求,却带有极强的道德理想主义诉求。
所以,我们在讨论伦理学方法论问题时,既不能拘泥于各学派或观点的个性化理论旨趣,又不能泛化为一般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必须采取并坚持一种道德现象学的原则:回到人类道德生活事实本身!考量人类道德生活事实有两个最基本的方法:一是其道德行为的价值目的论意义,包括人类道德行为的价值动机(区别于一般行为动机如寻求食品以解除饥饿的生理行为动机)、价值意义(行为道德究竟有何意义)、价值目的或价值理想(道德行动究竟为了什么)等等。
二是人类道德行为和伦理关系的道义规则,包括道德义务及其分配原则、道德责任(对自己)和伦理责任(对他人)、道德行为规范(如何行为才是合乎社会伦理要求的)等等。
与这两个基本方面相对应的伦理学探究方法正是道德目的论与伦理道义论,它们是千百年来中外历代伦理学所探索并不断丰富发展出来的、切入和揭示人类道德生活事实的两种最基本、较有效的学理运思方式。
一道德目的论(the Teleology of Moral)的基本含义是:道德的根本意义是对人的行为本身的道德价值评价,而一行为善恶好坏的性质和程度,最终取决于该行为所产生的实际结果,该行为结果必须是实质性的、且首先是相对于行为主体自身而言,其次才是相对于其他相关群体或个体。
换言之,道德目的论重视道德行为的基本价值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否实现了该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目的?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或达成了该主体的道德目的?目的的达成即是道德的善,达成程度愈高,其道德善性就愈圆满、充分,道德价值就愈高;反之,没有达成其道德目的的行为则是道德的恶。
道德目的不仅与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关(但不相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与该行为所产生的最终结果相关,行为的结果才是根本性的,因此道德目的论比较重视行为的结果,而不看重行为的动机,有着明显的结果论或效果论倾向。
在道德目的论看来,惟一能够作为道德评价依据的,只能是行动本身所直接产生的现实效应或实质性结果,或者是由它带来的实际价值效应。
这样,不仅是行为的动机,而且包括行为的条件和背景、行为的过程和方式在内的其他非直接效果性因素,都被道德目的论作为次要的或非基本的因素而排除在道德评价之外。
因此道德目的论的另一个特点是:■中青年专家网页只遵循道德经验实证论的评价原则,表现出强烈的道德经验主义或道德实在论色彩。
由于道德目的论把关注的重心更多地聚集于特殊行为及其结果,而不太重视道德行为的活动情景、内在动机和发动过程,使得它同时也不大关注行为关系的道德发生和伦理性质。
具体地说,它更关心行为对行为主体自身所带来的道德后果,而较少关注该行为对其他道德主体的伦理影响,即该道德行为在伦理关系情景中的正当合理性。
道德目的论所使用的核心价值概念是“好”与“坏”或“善”与“恶”,而非“正当”与“不当”或“合理”与“不合理”,因为后一组概念隐含着伦理规范或道义评价———当且仅当某一特殊行为的发生与某一特定的伦理行为规范或原则产生直接的价值相关性时,对该行为的价值评价才具有伦理的意义,才有所谓“正当”与“不当”的问题,而好与坏或善与恶的道德评价却既可以是社会伦理的,也可以是个人美德的,因此道德目的论更多地倾向于一种个体美德或人格道德的价值论思路,较少遵循社会伦理的道义论思路,它常常与道德价值论或道德完善论联系在一起。
这是道德目的论的第三个基本特点。
正是这一点,引申出道德目的论的第四个基本特点:它常常与某种形式的道德乌托邦理论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社会乌托邦理论的道德依据。
道德目的论强调行动的目的性价值,因而相对轻视如何实现该目的的手段或方式的价值意义。
这种理论思路常常造成两种理论后果:其一是导致目的性价值考量与工具(手段)性价值考量之间的失衡,对后者的轻视又进一步造成了道德目的论对人类道德实践条件或环境的轻视,以致造成某种形式的道德理想化偏颇。
其二,对道德目的的片面重视,使道德目的论的价值推理常常进入一种无限递进、无穷上升的逻辑轨道或理论思路:一方面,它将道德的目的无限升华为完善论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又以这种完美的道德理想反过来强化道德目的的正当合法性和价值优越性,造成道德目的相对于道德行为或实践的过程、手段、条件、环境、可能性等非目的性因素的绝对优势,从而在道德实践中造成道德完善论冲动,不顾道德条件、道德环境和可能性,甚至成为道德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激情表达。
更有甚者,当这种道德完善论的冲动成为一种社会伦理运动的主轴和精神动力时,就可能进一步造成社会生活中道德对政治的压倒优势,成为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轴心和动因,最终成为蕴酿社会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精神酵母。
由于具备上述理论特点,道德目的论常常与道德价值学(the Axiology of Morality)和道德完善论(Moral Perfectionism)相互关联、相互支撑。
同道德目的论相似,道德价值学也是把道德“善”视为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把道德行为的价值意义看作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意义之源,甚至是其惟一合法的意义向度,而道义或责任仅仅是这一意义向度的引申或外推的结果。
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价值论者强调的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内在的善性本身,而目的论者强调的却是对[人类道德行为的]结果的计算,以求在种种不同的行为中确定内在善性的优越性在什么地方。
”①这就是说,道德价值论比道德目的论更注重人类行为的内在目的善,因而更具有精神理想的文化气质。
就此基本特征而论,可以把道德价值定义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善论,即一种以人类道德行为内在价值目的为基本价值评价标准的特殊价值学。
道德完善论与道德目的论的亲缘关系在于:两者均以人的道德行为的圆满实现为根本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所看重的是行为的最终结局(the finality)或最高实现(the final realization)。
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道德完善论比道德目的论的价值目标更高更大,它常常不局限于以某一次道德行动来论人的价值目的之圆满实现,而是就其整个人生的道德目的和意义来论价值目的的完善性,所以是一种扩大化的道德目的论。
它既可能是具体行为的,也可能是整体人格的,以一种整体神圣化的视角(a holistic perspective)来审察和评价人们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实践,并把追求整体人格道德的完美至善作为人类最高的道德目标和道德义务,因而带有更为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
道德目的论不是一个特殊的伦理学流别,毋宁说,它是一种伦理学思维理路或探究方法。
典型的道德目的论也常常具有强势的实证经验主义价值取向,把当下的行为结果视为惟一的道德评价根据,几乎完全不考虑该行为的主体动机和客观环境(条件),甚至也不考虑其长远的或间接的可能性效果。
18、19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Britian Utilitarianism)堪称典型道德目的论代表,尤其是早期边沁所提出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