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国传统管理文化我国是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浩瀚无边、灿烂辉煌、光彩夺目的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所独具的优秀传统文化,世代相传,曾经缔造了祖国文明昌盛的黄金时代,亦为发展我国与世界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我国的传统文化宝库中,除了蕴藏着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丰富遗产外,还包播着极为可贵的管理文化。
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是维系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建设和发展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因素。
历史地、辩证地发掘与弘扬我国的优秀传统管理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革新创造,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管理文化,实现科学管理,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
一、中华民族特色的传统管理文化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华民族传统管理文化,是植根于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土壤之上,吸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与民族性格出发,以总结和概括我国管理的丰富经验为基础,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管理思想原则与道德规范,有着严密的管理组织系统与制度、以及行之有效的管理艺术为内容的管理文化体系。
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管理文化,总是在特定环境下形成和发展的,总是建构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之上,并受着当时政治文化,社会文化以及人们的心理素质等制约的。
社会政治经济管理及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为管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力,管理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又影响与制约着种种管理,两者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管理文化的发展历史。
考察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必须遵循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科学态度出发,既要看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是形成和发展于封建社会,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色彩,又要看到我国传统管理文化是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学派林立,良莠并存。
由此出发,不难发现我国传统的管理文化,始终是以礼治为核心的儒家管理文化和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家管理文化两大学派为中心,贯穿着《老子》、《孙子》、《墨子》等等彼此相互对立和相互渗透关系而构成中华民族的复杂而又丰富的管理文化体系。
（一）以礼治为中心的储家管理文化管理的主体是人,人是管理实践中最富有创造性的关键要素。
要管理好财、事和物,协调各种管理要素,首先要管理好人,充分发掘人的管理潜能。
我国的传统管理文化,基于这一出发点而引申出一系列的管理原则、管理模式与管理规范方法等。
儒家的管理文化,是在奴隶制走向崩溃、新的封建制正在成长,“天下大乱”、“礼坏乐崩”、“权力下移”的情况下,孔子出于维护西周奴隶制,因而提出“礼治”的治国安民的管理思想蓝图。
此后,由儒家学派的继承者孟子等人,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儒家管理文化,融合了中国当时各种文化的成果,体现如下管理的思想理论原则与规范。
1.正名原则。
所谓正名或正名分,是在治国与管理中要建立和维护礼伦与守法秩序,使人们在管理和活动中各守其分,各尽其责,不殒不越,克己复礼。
认为这样管理,天下则治矣。
儒家认为,“境界不正,谷禄不平”,“争城争地,杀人盈野”,“天下大乱”,其原因在于正名受到破坏。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篇》)为此,儒家提出在管理中,务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篇》)正名原则的提出,就为当时管理体制和种种管理关系确立了严格等级基本标准。
2.仁政原则。
仁政原则既是儒家的重要政治主张,又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带有基础性的准则,儒家的管理文化始终以“仁政”为核心,贯穿于儒家学说的始终。
所谓“仁政”,是指统治者在治国中,不仅要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而且更重要的是施行“仁政”,争取人心。
孔子多次论述“仁”及“仁政”如下观点：“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篇》)“亲亲而仁民”,“泛爱众,而亲仁”,“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孟子则提出“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天子不仁,不能保四海。
诸侯不仁,不能保社稷。
卿、大夫不公,不能保宗庙。
士、庶人不仁,不能保四体。
”这些论点,都体现实行仁政,争取人心是管理的核心问题。
3.德治原则。
德治是儒家管理文化中又一重要思想,主张用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感化来管理国家,统治人民。
崇尚德治教化,也就成为我国管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特点。
儒家所倡导的德治是跟“仁治”有密切联系的。
他们把“仁”作为最高道德规范的准则。
因此,在管理中强调要讲道德,说仁义,以德服人,而反对以力服人。
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用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篇》)其意是在管理中,刑只能起镇压作用。
而德、礼则可以笼络人心。
并且认为在行政中,要实施有利于人民的措施或政绩,方能治好国。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篇》)还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荀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上好礼,则民其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多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论语·子路》)这些管理原则,都强调管理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素养,必须先修其身,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方能治人。
这种思想,后来构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管理准则,成为形响深远的管理思想。
4.礼治原则。
礼是儒家管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所谓礼,是指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与道德规范。
在行政活动中提出的礼治原则,是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必须安于名位,遵守法制,不得僭越,以便于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统一而更有效地统治人民,管理国家,推行政务。
他们倡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为国以礼”,“上好礼,贝庄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篇》),“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论语·子路篇》)。
孟子是强调在管理中要施行礼治,认为：人既有仁义礼智之善性,顺人性以为治,天下治矣。
他们都把礼看作是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
”5.人治原则。
儒家管理文化非常主张人治,强调人在各种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庸》中说：“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所谓人治,是指“贤人政治”或“好人政治”,孔子多处所提到的君子,就是指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政府官吏。
孔子说：“君子而不公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语论·宪问篇》)“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论语·阳货篇》)至于“贤人”、“好人”,应具有那些品德,儒家认为,是“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阳货篇》)儒家突出人,尤其是突出所谓“君子”、“好人”在管理中的作用,在封建主义社会里,是适应于当时的政治原因需要,也是当时的管理背景的必然产物。
综上所述,正名、仁政、德治、礼治与人治,便构成我国封建社会的管理文化核心内容。
这种管理文化沿袭数千年,源远流长,影响极为深刻,尽管这种管理文化形成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早已消失。
然而,作为意识形态的管理文化,将通过传统观念、习惯势力以及行为准则等,持久地存在并影响着人们的管理活动。
(二)以法治为中心的法家管理文化我国古代由子政治与经济的复杂背景,导致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法家管理文化的出现。
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兴起,出现以李悝、商秧、韩非子等人为代表所提倡以法治国的政治主张。
他们以法为核心,提出法、术、势统一。
所谓法,是指体现当时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意志的政策与法令,术是指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与手段,势是指君主的地位与权力。
法、术、势的有机统一,构成了法家管理文化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具体表现为如下原则：1.法治原则。
法治是法家管理思想的中心。
主要观点是“以法治国”。
认为要进行管理,必须规定明确的法律,要公布于众,法律既要统一和稳定,又要随着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加以修订。
因此,法家主张用法律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使境内之民,其言谈者轨于法”。
(《韩非子·五蠢》)商鞅认为,治国有兰要则：一日法,二日信,三曰权。
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
信者,君臣之所共守也。
权者,君之所独制也。
三者关系是：法为主体,信与权所以行法也。
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此天下之常道也。
法家还强调,能否依法管理,是关系到国家安危。
人主失守(法)则危,君臣任法必乱,故立法分明,不以私害法则治。
“今有君而无法,与无主同。
有法不胜其了乱与不法同。
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
而治莫广于立君。
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
治民无常,惟法为治。
”这些,充分体现法家的管理思想,总是以法为中心。
2.严罚原则。
由法治原则出发,法家强调执法要严明,赏罚要严格。
提出“赏厚而信,刑重而必”,“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人心”,“赏有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以法治国,举措而已。
法不阿贵,绳不扰曲。
法之所知,智者无能辞,勇者勿敢争。
”在实施赏罚中,法家认为“无功不赏,无罪不罚。
”“人君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
赏随功,罚随罪。
故论功察罪,不可不慎也。
”他们把赏罚作为治国的两种手段,赏所以助禁,赏是达到刑禁的手段。
但在实施中,他们往往偏重于罚。
提出“治国刑多而赏少”,“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
认为“犯法者重罚之,则民不敢犯法,一国皆善矣。
”“刑重者民不敢,故无刑矣。
而民不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而民善。
”(《画策篇》)在施行严罚原则中,法家极为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出“以法为本”,“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子·有度》)这种依法行政,还体现在录用晋升官吏中,如提出“因能授官,量功授爵”,“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法家的严罚原则,对于维护法律尊严,强化法治,无疑在管理中是起到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
3.权势原则。
法家的管理思想体系中,还提出建立君主集权的封建行政体系,主张实行封建等级制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而君主则拥有绝对而最高的权力。
“事在四方,要(大权)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子·扬权》),“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君也者势无敌也”。
这里所指的势,就是国家的权和力。
权是生、杀、予、夺、赏、罚之权；力是足以平乱制暴,能强迫他人服从的兵力；君是执行命令的人,统治者和管理者,要有效地执行法律,必须集权力于一身,方能使民畏惧,令民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