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坑农事件中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邬凤英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的不法商人用假种子坑农、害农事件，（8月23日《华商晨报》）一开始不妨看做是一件“市场失灵”的典型案例。

不法商人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他当然有尽量压低成本以提高利润的动机。

由于和农民相比，商人们占尽信息、活动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因此在断定出售假种子的利益远大于风险的前提下，如果没有另外的约束，他们肯定会选择出售假种子。

也就是说，如果放任市场运作，不法商人用假种子坑农的事件将“此起彼伏”，“看不见的手”在制止这个问题方面，是完全无力的。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市场失灵”正好为政府作用预留了空间。

所以，呼吁政府干预，严惩不法商人以杜绝假种子，在逻辑上也就顺理成章。

农民凭着自己朴素的智慧也正是这样推理的，所以才有了200次上访。

中国的最高行政当局以“总理批示”这一强有力的形式，直接介入此案。

如果政府是一架运作良好的机器的话，事件到此就应该画上一个句号。

然而让所有观察者都大跌眼镜的是，政府在这里也失灵了。

“总理批示”到了基层，居然被认为是过时了，不法商人依然逍遥复逍遥，假种子依然泛滥又泛滥。

因此，这一“特大坑农案”可以看做是“市场和政府双重失灵”的结果。

由此想起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诺斯曾经提出的一个很著名的“诺斯悖论”。

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一个政府必须演化为一个有效、公正的契约第三方执行者。

第三方强制实施，意味着政府应该强大到能有效监督产权、强制实施契约。

”但他同时又道出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一个政府一旦具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该政府的人便会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通过前面对“假种子事件”发生原因的分析发现，我们也遭遇到了“诺斯悖论”：一方面，要杜绝假种子，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为此，我们不能不加强各级政府官员的权力。

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各级政府官员手中具有了这种权力，使得他们又成了不法商人争相“寻租”的对象，于是，他们中不少人就利用这种权力收取贿赂，而对落实法律、法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连“总理批示”也可以宣布“过时”而不再执行。

如此，假种子泛滥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出路在那里？在笔者看来，惟一的出路在于加强政府体制改革，建立一个制衡式的民主机制，使得基层官员不再仅仅靠成本高昂的“总理批示”才能驱动。

从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实践看，制衡式民主可以很好地解决“诺斯悖论”：建立在一个制衡式民主基础之上的政府通常是强有力的，同时其权力又是被有效地限定了的，从而使得追求私利的政府官员们为着私利目的不得不去做增进公共利益的事。

这样一个机制的出现将能够同时治理双重失灵：制衡式民主机制可以有效地减少政府失灵，政府的正确干预又可以有效地减少市场失灵。

炒煤团现象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一典型案例来源：中国经济周刊发布时间：2006年01月23日10:48作者：关键词：温州;炒煤团;煤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温州“炒煤团”之报道不时见诸报端。

这些长篇累牍但又浅尝辄止的文章，揭开了一个个黑洞洞的井口，而其内里究竟何如，却也依然深不见底。

这是一个虽反常但必然的局面。

即使是在最基本事实的掌握上，有说法称温州煤商控制了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煤炭年产量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年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而浙江、温州两级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及浙江富兴电力燃料公司共同完成的调研报告则显示，在山西投资兴办煤矿的温州民营煤矿年产量只有2000多万吨。

无须细数，类似这样各执一词天差地别的分端比比皆是。

从根本上说，在煤炭采掘这类官商不分、令出多门、利益纠缠难分难解的领域中，信息的传达往往是失真的，基于信息的判断往往是片面的，经判断而来的规制往往是低效的。

譬如说，生死攸关于“炒煤团”命运的政策主张主要有两条：其一，以山西长治为典型的、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为由头的大规模整治清剿行动；其二，浙江省政府近日发布2006年“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入的行业和领域，非公资本都可以进入。

乍看之下，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足可相互配套，但在实际运行中，其间的空白点又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温州资本跨省投资这一再平常不过的现象，必须再次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纲不举则目不张。

根据已有的较无争议的资料，我们对“炒煤团”的关注最后落脚在以下两点：首先，从“炒房团”到“炒车团”再到“炒煤团”，急于寻求利益回报的温州资本一次次站到了公众评判的风尖浪口，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惘顾公共利益而一味见缝就钻的取向，也确实显著表现为市场失灵之痼疾。

而问题则在于，就在温州炒家四处游走的背后，显然存在着对于民营资本过于严格乃至歧视性的投融资限制。

出于资本逐利的天性，倘若政府不能对其实行有效的疏导、引导，则必然陷于被动的、事后的、四处扑火式的疲于应对中，更逞论合理运用更具经济人理性的民营资本服务于经济体效率提升的长远大计了。

其次，不同于“炒房”、“炒车”，“炒煤”所进入的领域是高度管制下的，仰仗的手段是非炒卖型的，面临的调控手段是非市场化的，它所带出的对于制度缺陷的拷问更深刻地烙有转轨中的中国特色。

眼下，对于温州“炒煤团”的指摘很容易集中到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正义公理上来，对其一关了事更是足慰人心立竿见影之举手之劳。

我们且不论山西、云南等地(其实也包括浙江)的做法是否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嫌疑，最起码，如同“炒煤团”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一样，这种做法仍然暗示着诺斯悖论的发生，即，一旦政府具有了过分强大的力量，那么，那些管理该政府的人便会利用这种力量来谋取自身的利益，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

很难想象，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因素、寻租求租难以杜绝的市场中，新的经营者、监管者能够自觉契合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纵上所述，“炒煤团”现象的发生、兴起、式微，它的生命轨迹中时时表现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相互强化。

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其根本性的破解之道，则如达格尔所指出，政府的权力应该是强大同时又被有效限定了的，从而使追求私利的冲动为着私利的目的不得不去做增进公共利益的事。

案例分析四北京市出租车业的发展与政府管制的失灵问题刘先江原创 | 2005-11-22 12:59 | 投票标签：北京市政府管制特许权车业出租车公司北京出租车司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中期，曾是一个高收入阶层。

截至目前，全市有出租车6万多辆。

然而，近年人们在乘坐出租车时，常常听到司机们的抱怨，每月向公司交的“车份钱”太高了，挣钱太难了。

记者最近深入有关部门、出租车公司及司机群调查发现，出租车经营权确实成了管理公司牟取暴利的手段。

国务院参事、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将北京出租车行业描述为：富了公司，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

在“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就“保护出租车司机利益”问题分别向大会提交了议案和提案。

司机：工作太苦公司太黑北京银建出租公司李永升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病，一次他发高烧39度以上，经医院检查，患了心肌梗塞。

但想到每天180元的车份钱，歇了几天他便忍着病痛上路拉活。

他向公司咨询退车事宜，公司回答“按合同规定，退车是你单方违约，要扣3万元左右违约金后方可解除合同”。

找公司要求生病住院期间免“车份钱”，公司回答“不可能”。

现在李永升只得咬牙硬撑着。

29岁的北京禹通出租公司的女司机杨少华说：“我花10．5万元从公司买了一辆已跑了5年的夏利车，只跑了一年，就被公司收回去报废了，公司只退还1万元就一脚把我踹了出来。

”“车是我买的，公司一分不投却凭着出租车经营特权，每月收我的‘车份钱’，最终连我的本钱都给霸占了！”首汽股份有限公司司机李建勋说：“我们的投资款（融资款）、血汗钱（车份钱）都是被公司这样‘黑’走的”。

新月联合汽车出租车公司司机李永刚说，公司与他们的合同一签就是3—5年，中间不能退车，否则扣风险抵押金5000—20000元。

接受记者采访的出租司机70％以上想退车，他们普遍抱怨工作太苦，一般每天工作都在13个小时以上，许多司机患有不同程度的腰肌劳损、颈椎病、胃病等疾病。

出租司机的收支账北京市交通局的一份报告显示，现在营运的在册出租汽车共6．7万辆，全市拥有出租车准驾证和服务监督卡的在册出租司机20多万人。

除有1000辆左右由出租司机个人投资、个人经营、个人受益外，其余6．6万辆出租车的司机均要向出租公司交纳约为车价一半的“风险抵押金”和每月的“车份钱”。

这些“公司司机”与“个体司机”相比，在缴纳了“风险抵押金”、“融资款”、“车份钱”后，其收入不到“个体司机”的1／3。

在个体出租车较为集中的石景山和丰台区，几位个体司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投资：购夏利车款6．7万元，运营配套设施投资2400元，运营证照办理费用1300元，其他费用3400元（请客送礼），总投资约7．5万元；收入：每天跑12个小时左右，全天营业收入300元，合计月营业收入为9000元；支出：每月固定支出的费用800元，行车消耗1900元。

综合计算，他们每月的平均支出约2700元，纯收入为6300元。

由此推算，个体司机只要正常运营，15个月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

银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任玉栋向公司交了5万元的风险抵押金，得到一辆1 999年出厂的富康出租车，每月给公司上交4890元的“车份钱”。

这位“公司司机”的收支账是这样的：收入：月营业收入9000元。

支出：固定支出和行车消耗与个体司机大体相同，近2700元，但加上“车份钱”，每月支出要7580元。

月劳务性收入只有1400多元。

现在北京出租车司机交的风险抵押金，不仅没有“投资”回报，连最低的资金利息都没有，而且许多司机离开公司的时候，风险抵押金已被公司连扣带罚，所剩无几。

出租公司的赚钱“秘诀”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初期阶段公司和司机相安无事，司机利益丰厚。

1996年，北京市开始控制出租车总量，清理出租车公司向司机“变相卖车”问题，所有由司机出资购买的出租车，一律由公司收回。

经过清算整顿，原来由司机出资购买并拥有实际产权的出租车全部变成了出租公司的财产。

此外，每月的“车份钱”由原来的千元左右统一到四五千元以上。

司机依然出资3万元至8万元进行风险投资，但名称由当年的“融资款”、“购车款”变成了“风险抵押金”、“保证金”、“承包金”，即使司机上交再多的钱双方已非当初的合作关系，司机原来丰厚的利益明显被公司“切”走了。

2000年，北京市又提出，不足200辆出租车的公司由大公司收购，很快公司个数由1400多家变成了如今的200多家，并出现了12家品牌出租企业。

这中间一批被兼并的小公司只顾出卖公司的车及经营权，无视司机的权益，使出租司机与公司之间的矛盾加剧。

一位长期接手出租车纠纷案的律师分析，北京出租车公司的发家史基本上是两种模式，一种是“空手套白狼”，靠司机的“融资”起家；另一种是借款挪款买车，然后倒卖给司机，再以司机的钱还清借款挪款。